理论 | 张碧芸张骋：微短剧对中国传统女性人物原型的重构|人物|张碧芸|张骋|微短剧|曹雪芹|花木兰

内容摘要

微短剧中的女性形象对中国传统故事中的女性人物原型进行了承继与重构。“报恩仙女”“贤妻良母”“薄命红颜”“女性英雄”等传统人物原型在微短剧中以新的面貌出现，这种创作延续和重构，本质上是技术逻辑、受众心理与创作者的文化责任共同作用的结果。微短剧可依托两种路径更好地塑造女性形象：一是对女性人物原型进行分析、重估、融合与重构，以此塑造更为立体的人物形象；二是让叙事实现理与情的平衡。本文刊发于《中国电视》2026年第6期。

文丨张碧芸张骋

责编丨一申

在数字时代的文化景观中，微短剧作为一种新兴的叙事形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赢得市场。2025年，我国微短剧用户达6.96亿，在全国网民中占比近70%；同年微短剧、漫剧产业总规模约1000亿元，接近当年全国电影票房的两倍。①微短剧的规模化类型生产依赖于一套行之有效的叙事程式，而在深入剖析这些程式之后不难发现，微短剧关于女性命运、情感与欲望的讲述，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女性人物原型存在着承续与重构的关系，构成了一条跨越千年的叙事脉络。

从中国传统神话、诗歌到话本、戏曲，再到现代的戏剧、影视剧等，一些人物和情节设置特征在历朝历代的不同艺术形式中反复出现。“从‘大戏剧’的角度来看，网络微短剧延续了虚构叙事的传统艺术样式，依然是一种脱胎于戏剧母体、以人物演故事的演剧形式。”②而原型作为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密码，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记忆与价值追求。荣格认为，人在出生时就具有先在的、典型的“行为模式”（本能）和“领悟模式”（原型），③其深藏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可以整合个体碎片化的生活体验，赋予其群体共通的象征性内涵，最终在梦境、神话与艺术作品中形成原型意象。原型意象具有普遍性与跨文化性，它的涌现不受个人意识的控制，当一个原型意象被触发时，其带有的情感震撼力可以瞬间打动观众。在此之后，加拿大学者诺斯洛普·弗莱吸收了荣格的理论，将原型定义为“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④有研究者认为，“一切文学都可以看作是以仪式的方式所演出的人类的亘古的梦”“人类之所以有做不完的梦，是因为人类有永不满足的愿望”。⑤微短剧中相当一部分女性形象的艺术魅力在于其与深植于集体无意识中的人物原型之间的深刻联结。

微短剧女性形象的原型重构

中国传统故事中的女性人物原型，指的是在中国古典诗歌、民间传说、戏曲和小说话本等传统艺术作品中反复出现、承载着集体无意识的女性角色模型与命运模式。较常见且有较大影响的有四类：“报恩仙女”原型，此类女性大多身份尊贵、家境优越，主动帮扶出身寒微、地位卑下的男性伴侣，如《董永遇仙传》中的七仙女、《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等；“贤妻良母”原型，该类女性常常以牺牲、奉献、忍耐为美德，维系家庭秩序，如《铡美案》中的秦香莲、《琵琶记》中的赵五娘等；“薄命红颜”原型，此类女性虽然兼具才情美貌，但往往德行不全或者误入歧途，这不妨碍她们依然渴望爱情并试图回到传统家庭秩序和社会伦理秩序中，如《聊斋志异》中的狐妖、《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莘瑶琴等；“女性英雄”原型，其描述女性突破“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并建立功业，如花木兰、穆桂英等。上述四类女性人物原型在当代微短剧中得以延续的同时，其内在的叙事范式与价值导向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一）

对“报恩仙女”原型的重构

在中国传统故事中，相比于描写女性通过婚姻实现阶层跃迁的作品，刻画寒门士子得到出身显贵、家境优越的上层女性的爱慕的故事显得更为盛行，其叙事模式主要包括仙凡相恋、名门淑女配贫寒士子等。此类故事中的女性形象既有《搜神后记》中的田螺姑娘、《柳毅传》中的龙女、《董永遇仙传》中的七仙女、《牛郎织女》中的织女等女仙，又包括《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五典坡》中的王宝钏与《聊斋志异·封三娘》中的范十一娘等大家闺秀。此类女性普遍拥有较高的身份地位与很好的物质条件，在两性关系中积极主动且乐于奉献。然而，这一叙事倾向并非源于古代女性群体对寒门士子的天然偏爱，而是由于传统男性作者赋予了女性角色以鲜明的工具属性。曹雪芹曾借《红楼梦》中贾母之口，流露出对此类叙事的戏谑与批判：“编这样书的，有一等妒人家富贵，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污秽人家。再一等，他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魔了，他也想一个佳人，所以编了出来取乐。何尝他知道那世宦读书家的道理!”⑥由此也可佐证，此类婚恋叙事所描绘的相处模式，在古代现实社会中其实并不普遍。此类女性形象更多是为底层男性提供情感慰藉，是男性群体精神愿景的文学投射。反观描述底层女性实现阶层跨越的婚恋叙事，则难以实现对男性才学与品性的价值烘托。因此，即便古代文学中存在少数女性得到权贵男性青睐的故事，如《酉阳杂俎》中的叶限、《蛇郎娶妻》中的三姑娘等，此类故事的存世数量与传播影响力仍相对有限。

在当下的微短剧中，依托婚恋实现阶层跨越的叙事出现了性别倒置，这一现象折射出微短剧创作倾向的明显转变。2025年微短剧行业用户数据显示，“男性用户占比约48%，女性用户占比约52%”。⑦庞大的女性受众群体决定了许多微短剧创作采用女性视角，将男性角色塑造成集财富、权势与专一深情于一体的理想伴侣。《2025短剧内容消费洞察》报告显示，在6000部短剧的标题分析中，“总裁”一词出现频次高达386次，霸总型恋人依然是市场主导，⑧如《捡个总裁谈恋爱》《闪婚老公竟然是全球首富》《退婚后转身嫁给千亿总裁》《闪婚后被千亿老公宠上天》等。这种对爱情和阶层跃升的渴望不仅跨越了性别，而且跨越了年龄。近年来，随着中老年题材微短剧的兴起，描述中老年女性跨阶层婚恋的微短剧频频出现，其核心受众主要是50—70岁的女性群体。在《闪婚老伴是豪门》《怦然心动五十岁》《半路夫妻暖心年》等银发婚恋题材作品中，女主角多为隐忍付出的苦情母亲、保洁或保姆等，男主角常是隐瞒身份的银发总裁，如假扮水电工的董事长、装扮成农民的总裁等，剧情主要描述的是中老年女性从“家庭牺牲者”到“被爱与被守护者”的角色转变。此类叙事的盛行源于受众寻求情感代偿的心理诉求，既固化了男强女弱的性别刻板印象，又消解了女性独立主体意识，极易扭曲大众的婚恋价值观与现实认知。

当下爱情题材微短剧普遍采用先婚后爱、契约恋爱、霸总甜宠等套路，剧情聚焦私人情爱与逆袭“爽感”，存在人设标签化、剧情同质化等突出问题。而要摆脱这些困境，微短剧创作就需跳出固化套路，在情感叙事中融入历史厚度与精神内核，以拓宽叙事可能性。以现有微短剧为例，《请回答1937》以一部跨越时空的手机串联古今，将男女之间的真挚情感置于抗战的背景之中，让儿女情长与家国命运紧密交织；《赵小姐的日记》以日记为叙事载体，串联了不同年代的人物境遇与情感抉择，使情感表达更具思想深度。将微短剧叙事融入真实的历史与时代语境，能够有效丰富文本的内容层次与思想内涵，成为突破行业同质化困境的有效路径。

（二）

对“贤妻良母”原型的重构

“贤妻良母”是中国传统社会公认的理想女性形象。西汉刘向曾编纂一部专门记述女性事迹的传记类史书《列女传》，在现存的前七卷中，收录了105个女性的故事，将母仪、贤明、贞顺等特质列为女性的典范品质。在《女诫》《内训》《女论语》和《女范捷录》等古代女性教育书籍中，也明确以史传和训诫为女性设立了极高的道德标准。“贤妻良母”包含“贤妻”与“良母”两层内涵，分别代表妻子与母亲两种家庭角色。而在许多微短剧中，“贤妻”普遍被塑造为“受气原配”，“良母”则被诠释为“全能宝妈”。

“受气原配”的叙事套路常表现为，贤惠妻子常年隐忍付出，却接连遭遇丈夫背叛、第三者滋扰与婆家苛待等，女主角最终不仅成功逆袭复仇，还收获了丰厚财富。在《引她入室》《贤妻难当》《全能主妇》等剧中，女主角前期的完美主妇形象是对传统婚姻性别角色的一种符号化呈现，而其后期的转变与复仇，则体现了女性对传统婚姻性别角色的反思与审视。然而，许多婚姻题材微短剧刻意放大婚姻中的冲突，简化或回避现实婚姻中的复杂矛盾，并主张采用极端化方式解决问题，不仅扭曲了现实婚姻的真实面貌，还传递出片面消极的婚恋观念，难免加剧观众的婚恋焦虑与对立情绪。

亲子关系是婚姻的重要伴生品，从“流产梗”到“九代单穿梗”，微短剧中这些剧情切中了女性观众对于多子多福和大家庭的传统观念的向往。在中国传统故事中，不管是教子有方的岳母、孟母或是为子牺牲的漂母、陶母，“良母”往往意味着女性必须兼顾立德、重教、明义和牺牲四个特点，而这种极高的道德要求在微短剧中被淘汰。在诸如《当我成了反派亲妈后》《穿成反派亲妈在线养娃》《捡到的儿子不一般》等微短剧中，相比于传统作品呈现母亲形象的完美和牺牲，子女形象反而呈现出高度的精英化特征：无论是亲子女还是继子女，这些孩子总是被表现为高智商、高颜值且乖巧懂事的天才儿童，有的甚至已经成为总裁并可以扮演母亲情感上的“守护者”角色。这一现象反映的是当代父母的“鸡娃”疲惫、养老焦虑和自我价值寄托，而“完美孩子”便是对这种集体焦虑的精准慰藉和幻想性补偿。它不仅为父母构建了一个零负担、纯享受的亲子关系乌托邦，更巧妙地回避了真实育儿的琐碎、失控与不确定性，通过一种“投资即成功”的“爽剧”叙事，为父母们提供了一次低成本、高回报的精神代偿。

当下多数婚姻题材微短剧将婚姻矛盾简化为对立、争执甚至激烈博弈，却忽视了婚姻本是一场矛盾不断、需要长期磨合的亲密关系。真正的女性主体性并不仅仅体现在决裂式复仇、逆袭式“爽感”的反抗中，更彰显在女性直面婚姻困境、理性处理矛盾并实现自我成长的能力之中。以《家里家外》为例，该剧并没有将主角蔡晓艳塑造为自我牺牲式或逆袭复仇式的“贤妻良母”角色，而让人物凭借其爽朗泼辣的性格、持家理事的智慧与主事决断的魄力，彰显出鲜明的女性主体性。蔡晓艳身上既保留了传统女性勤劳坚韧的美好品格，又具备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为传统女性原型赋予了崭新的当代内涵。

（三）

对“薄命红颜”原型的重构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唐传奇、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中，存在着大量妓女从良的故事，如唐代的《李娃传》《霍小玉传》，明代冯梦龙的《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落难逢夫》，等等。书写名妓的文学作品天然承载着满足读者对异质生活想象的功能，它将读者带入一个与日常伦理截然不同的情感场域。但更重要的是，其可以满足观众对于道德救赎的想象和对女主人公回归主流秩序的心理需求。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妓女从良故事中的女主角常常色艺双绝，并且具有“出淤泥而不染”的美好品质，这种“贞洁”的内在品质是其“从良”的道德前提。妓女从良的过程往往需要依赖男性相助，其要么遇到一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汉，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霍小玉传》等，要么凭借智慧和眼光挑中一个有潜力的书生或者小商人，如《玉堂春落难逢夫》《卖油郎独占花魁》等。与之相似的还有诸如《聊斋志异》《白蛇传》等文学作品或民间传说，其常常描述狐妖、蛇精、女鬼等异类女性如何通过觅得良人而被人类社会接受的故事。除此之外，《醒世姻缘传》《狮吼记》等作品也讲述了反抗礼教的悍妇最终洗去“恶性”并重获妇德、回归本分的故事。这类故事的本质是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份的规训，其意在宣告女性只有回归主流价值观定义下的“正常”生活，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宁和幸福。

“妓女”“悍妇”“女妖”等边缘女性群体被秩序收编的过程，在微短剧中逐步演化为“恶毒女配”痛改前非的过程。如在《念念有词》《偏偏偏爱你》《老公请和我恋爱吧》《回到70年代霸道婆婆带我飞》等剧中，女主角意外穿越为小说中的恶毒女配，在原著剧情里，该角色常有情感出轨、阴险善妒、苛待子女、疏远亲族等行事作风，注定走向凄惨结局；女主角在穿越后，力图改变女配原本的悲剧命运，主动调和并修复各类人际关系，最终收获了安稳圆满的人生。此类剧情的核心在于将女性错误的人生轨迹修正，并使之回到正常的社会秩序之中，从而给观众带来巨大的道德满足感和逆袭的“爽感”。就“女配自救”的途径而言，不同于传统故事中女性只有依靠男性才能自救，微短剧中的女性更多依靠自身的转变以改写人生。“女配自救”的故事可以提供给观众一种对抗既定悲剧命运的畅快感，但这种自救往往依赖的是穿越、重生、系统绑定等瞬间完成的简易途径，且通常并不需要因原“恶毒女配”的行为受到惩罚，其本身是对现实困境的逃避式幻想。

《许愿池的夏天》则选择反其道而行，讲述了女主角夏天意外获得了三次穿越到过去改变人生的机会，但三次穿越却都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该剧并没有选择以低成本的幻想满足机制，向受众提供一种看似可行、实则虚幻的问题解决路径，而是让主角在一次一次选择中明白，真正的勇气不是修改过去，而是活在当下、直面困难。

（四）

对“女性英雄”原型的重构

中国传统故事中的女性英雄人物常常展现出远超传统柔弱女性形象的坚韧与果决，其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侠烈女”，不仅包括保家卫国的女性将领，如被后人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巾帼英雄的樊梨花、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等，而且包括《列女传》中的蔡文姬、钟离春等以己护亲、护友、护国的机智女性；第二类是“复仇女”，这类女性可以按照复仇动机分为“为亲复仇”“为己洗冤”和“反抗强权”三类，如《后汉书·列女传》中的赵娥为父报仇，《窦娥冤》中的窦娥为己洗冤，《汉书·王莽传》中吕母组织军队反抗王莽政权，等等。这些女性故事主要围绕着“困境突围”和“价值坚守”两大核心展开，在展示女性突破时代局限的行动力的同时，也传递着传统社会中关于“忠”“孝”“义”“仁”“善”等的主流价值观。然而，由于复仇观念与法治思想的冲突，“复仇女”的故事类型难以成为文化主流，相比之下，“侠烈女”的故事类型传播范围相对更广。微短剧中同样存在大量注重挖掘女性力量、展现女性智慧与勇气的故事，但相比于对家国情怀、民族大义的着墨，微短剧更加注重女性的个人成长叙事，为己、为亲复仇的内容更为常见。

许多微短剧将“女性英雄”原型与网络“爽文”逻辑深度融合，创造出一种去过程化、追求即时快感的“女王”叙事。其核心不再是花木兰式的、女性通过艰苦努力成为英雄，而是常常通过特殊设定，如隐藏身份、重生、穿越等方式直接成为英雄，叙事焦点从“成长”转向“征服”。如在《侯门焚心录》中，女主人公骆宁前世为他人所害，其重生后由于洞悉前世，所以总能提前谋划、步步为营并最终完成复仇。这种“女王”叙事是对传统“男尊女卑”结构的反转，它提供的快感源于女性受众在现实职场与社会关系中有可能遭遇压抑与不公，通过观看一个理想化的“自我”对权力秩序的轻松掌控可以获得代偿性的宣泄。然而，这种赋权往往流于表面，它强调的不是制度性的变革或个人的奋斗，而是“金手指”所提供的虚假解决方案。

该类微短剧应注重通过合乎逻辑的叙事与层层递进的冲突，展现角色的个人成长过程。同时，应通过拓宽女性英雄的形象边界与题材范围，使人物角色立体化、鲜明化。以《瓦氏夫人：杀倭令》为例，该剧以明代壮族巾帼英雄瓦氏夫人为主角，讲述她率领俍兵奔赴前线抗击倭寇的传奇经历，同时刻画了她与孙女岑琅的代际羁绊。该剧跳出了微短剧盛行的个人复仇与浅层“爽感”叙事，借祖孙二人的人物关系，将女性英雄精神与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塑造出复杂且立体的女性形象。

重构动因：技术逻辑、受众心理、文化责任的协同作用

微短剧中的女性形象与中国传统故事中的女性人物原型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诸如“薄命红颜”“贤妻良母”等经典原型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在当代媒介生态中，其又同时经历着一场由技术逻辑、受众心理和创作者的文化责任合力主导的原型重构。

（一）

技术逻辑：算法与竖屏对叙事形式的影响

在短视频时代，推荐算法是微短剧创作的潜在规训者，短视频的滑动观看机制也要求影像能够瞬间捕获用户，传统“起承转合”的线性结构已被包含大量闪回、插叙、倒叙等手法的非线性叙事结构取代。与此同时，传统叙事中累积性的情感发展被快节奏、高强度的情感表达取代，以适配平台即时的情感反馈逻辑。以“薄命红颜”原型为例，关于女主人公忍辱负重、命运坎坷的传统情节发展较为缓慢，不符合微短剧的快节奏叙事要求；女性人物往往要经历长期的苦难和挫折，观众在观看时可能会感到压抑；若想满足观众对自我价值和命运逆转的情感需求，让她仅仅“从良”不足以提供强烈的“爽感”。由此，在算法的调控下，微短剧将“妓女”的身份瑕疵改为“恶女”的道德瑕疵，将其前期的苦难情节简化，加入更多如奇遇、计谋、逆袭等能快速吸引观众的情节元素，从而形成新的叙事结构。由此，叙事节奏和情感体验被置于叙事逻辑之先，“反派作恶—主角受辱—主角逆袭”等简易粗暴的因果链在几分钟内多次循环，而观众仅需要理解其最核心、最基础的叙事逻辑即可，适当根据对该类型叙事的已有认知，便可自发补全细节。

相比于横屏适合展现宏大的场景和复杂的人际关系，竖屏的物理空间更适合表现单个人物和单一情节。人物的情感表达被放大到极致。“竖屏影像能够给观众带来‘与影像中的人物深度互动’的审美体验……给观众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场景体验”，⑨这意味着，越是观众熟知的叙事原型、越和观众心理接近的人物设定，越契合观众的固有认知框架，令其自发完成情节补充和情感投射。以“女性英雄”原型为例，在微短剧中，“复仇女”的人物类型比“侠烈女”的人物类型显得更为常见，因为竖屏的构图和个人化视角更适合聚焦单个人物的命运。

相较于宏大的、由因果关系驱动的叙事逻辑，微短剧更注重凸显情感内容，通过大量内心独白和特写镜头邀请观众代入与共情。事实上，女性题材微短剧确实以“都市爱情”“逆袭”“甜宠”“家庭情感”内容为主。⑩关系的建立与破裂、情感的背叛与弥合，构成了女性题材微短剧核心冲突的主要动因，而这与女性受众的消费心理和社会规训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女性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与她们建立和维持的关系深度绑定，如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等，而“女性有着更强烈、细腻、灵活的情感以及爱和受呵护的双重情感需求”，⑪因此，女性题材微短剧常常将错综复杂的因果逻辑压缩并转化为戏剧性的情感冲突，并通过人际关系的变化来提供结局方案。

（二）

受众心理：女性觉醒叙事对传统叙事内核的革新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女性叙事的内核已经从传统的“伦理驱动”转向“欲望驱动”。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古代传统故事中，叙事动力主要源于一套外部的、既定的社会伦理规范，故事的核心矛盾是个体欲望与伦理秩序的冲突，而故事的推进与解决旨在维护、修复和颂扬这套伦理秩序。女性的欲望，特别是对情爱、权力和物质的欲望，必须被隐藏、压抑或通过曲折的方式来婉转表达，如托梦、化蝶等，这也导致对中国古代女性内心世界的表现在传统故事中往往是缺失的。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变，女性开始逐渐要求主动表达自身意志，这也导致了微短剧逐渐转向对女性观众欲望的满足，其叙事结构被设计成一种套路式循环：欲望受挫—积蓄力量—高潮反转/满足欲望。

微短剧常常以女性主角为核心，主要围绕其遭遇、情感和成长等经历展开，并对其内心情感进行细腻呈现，以使观众产生情感共振。第一，性格反转是微短剧中的常见表征之一。相比于传统叙事中对女性“温顺”“善良”等的强调，“理性”“睿智”“不畏强权”等特征成为微短剧女主角的常见人设。这种人设的转变源自当代女性主体性的觉醒，相对于“傻白甜”“受害者”等人设，女性观众更青睐主动掌控命运、依靠自身智慧突破困境的角色设定。就“贤妻良母”原型而言，相比于传统故事中女性以自身的美德与坚守使丈夫回心转意，微短剧中的女主角更多选择以智慧主动破局而非道德感化，从而重获亲密关系的主导权。例如，在《引她入室》中，郑萋在得知丈夫出轨并转移财产后，主动设下“美人计”诱惑并惩罚丈夫，其胆识与谋略更是成为她后续吸引其他异性的关键特征。第二，微短剧创作常常积极为女性欲望正名，凸显女性的情感和物质诉求。但部分微短剧存在价值内核扁平化、功利化的弊病，其所传递的女性价值取向也显得片面且狭隘。如在《偏偏偏爱你》《穿书富家妯娌，我和闺蜜齐上阵》等作品中，女主角穿越、重生后的核心诉求集中体现在对豪宅、豪车、豪门优渥生活的物质崇拜，以及对异性的生理性猎奇与欲望宣泄方面；在《读心老公有点甜》中，生活在21世纪的女主角作为养女被要求嫁给植物人老公“冲喜”，她非但没有产生对父权压迫和自身被客体化的愤慨，反而感到对即将迎来的豪门儿媳身份的向往。这种叙事设定将女性的自我救赎与成长简单等同于物质享乐与婚恋猎奇，扭曲了女性独立的价值内涵。这种世俗功利化的错误价值观，弱化了女性自我实现的深层精神意义，存在明显的价值导向偏差。

（三）

文化责任：政策引导下的创作者自觉

如果说技术逻辑决定了“怎么讲”，受众心理决定了“讲什么”，那么政策引导下创作者的文化责任则回答了“为何讲”的问题，它将创作者对自身文化影响力的认知从自发状态推向了自觉状态，并由此推动微短剧中的女性形象重构实现守正出新。

当微短剧覆盖近7亿用户、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载体时，创作者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便不再仅仅是商业策略，而成为一种文化责任。微短剧创作每重构一个具有主体性的女性原型，就在为观众提供一种新的认知可能。然而，这种文化自觉在流量逻辑的裹挟下，很长时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对“爽感至上”的行业惯性而言，其意味着放弃已被验证的变现公式。政策引导恰恰在这一关节点上发挥了激活作用。自2022年起，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一系列措施，引导微短剧健康发展，推出精品扶持、“微短剧+”等专项计划，鼓励现实题材与传统文化类作品的创作，为创作者发挥文化自觉的主动性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与市场空间，使其敢于走出舒适区，尝试兼具商业价值和文化内涵的表达。

在这一背景下，创作者的文化自觉迅速转化为丰富的实践成果。《马背摇篮》便是一部典型作品，其讲述了延安第二保育院的保育员与战士护送136名革命后代安全转移至太行解放区的故事。保育员文纫秋身上既有“贤妻良母”原型善良、温柔的美德，又有“女性英雄”原型坚韧、果敢的风骨。该剧对人物形象的创作不再拘泥于对个人情爱与恩怨的浅层叙事，而是以守护后代、坚持信仰为精神核心，塑造出饱满立体、兼具历史厚度与精神力量的红色女性群像。相关政策的出台，为微短剧中女性人物原型的现代重构提供了价值指引与制度依托。创作者应严守创作底线，主动肩负起引导大众认知的文化责任，突破同质化困境，塑造具有艺术光彩的女性形象。

提升路径：人物原型的拓展与叙事内核的深化

虽然微短剧中的女性形象承继并重构了四种女性人物原型，但这种承继和重构仍存在着内容同质化、形象标签化、价值浅表化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拓展人物原型和深化叙事内核两条提升路径。

（一）

拓展人物原型：对人物原型的分析、重估、融合与重构

当文学作品触及诸如人性、命运、道德这些永恒的母题时，往往会迸发强大且持久的感染力。对于微短剧创作而言，将中国传统故事中的女性原型进行挖掘、整理、分类并大胆改编，不仅能精准切中当代观众复杂的情感结构，而且能在叙事上实现创新突破。

对人物原型的分析与重估

中国传统故事作为世代民众集体书写的精神载体，其中蕴藏着许多尚未被充分发掘的女性人物原型，值得被梳理和重新评估。对女性人物原型展开深入研究，需要准确把握其生成与流变的历史语境，因为人物原型的兴起与衍变，始终依托特定时代背景与社会集体心理，微短剧创作要深挖其内涵的文化意蕴。以“女扮男装”原型为例，其代表人物包括《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祝英台、《女驸马》中的黄崇嘏、《孟丽君》中的孟丽君等，她们以“伪装性别”的方式突破社会规训，主动争取受教育权利、实现人生理想与追求婚恋自由，挑战了传统性别秩序。而当下诸多采用“女扮男装”原型的微短剧，往往只借用身份错位制造喜剧效果、设置婚恋圆满的套路结局，却遗失了人物原型中关于女性冲破性别桎梏、追寻个体价值的精神内核。

对原型的重估，并非只是简单地对人物原型做出优劣评判，而是以辩证视角重新审视传统人物原型的历史局限与当代阐释空间。例如，古代史书和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殉节烈女”的形象，如《孟姜女送寒衣》中的孟姜女、《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以及《列女传》中历代殉节女子等。在传统封建礼教与宗法伦理框架下，殉节烈女被主流社会奉为道德楷模，而在当代看来，殉节烈女是封建父权礼教规训下的悲剧产物。因此，在对这些人物进行微短剧改编时，可保留人物身上重情重义、品格坚贞、有底线、有风骨的人格特质，但需剥离依附性、殉身式的价值设定。

对人物原型的融合与重构

就人物原型的融合而言，微短剧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可以采用某一人物原型作为主体，将其他原型进行嵌套与融合，从而在维持角色统一性的前提下，强化人物形象的立体性，满足受众的审美期待。事实上，许多优秀微短剧中的女性形象都表现为对传统原型的融合与改编。例如，《午后玫瑰》讲述了陈琳在丈夫失业后重返职场的故事。该人物融合了“贤妻良母”与“女性英雄”两类原型：其对失业丈夫的不离不弃体现了前者，在职场中的拼搏与成长则彰显了后者。人物原型的融合可以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让女性角色兼具多重性格特质与情感层次。依托原型融合还可以丰富故事线索与情感维度，适配微短剧多样的题材表达，从而避免同质化。

传统故事中存在诸多叙事套路，譬如男女主角历经波折后总能喜结良缘、主角陷入困境时必有贵人相助、继母（婆母）总是作恶多端，等等，导致叙事模式套路化、同质化。微短剧创作应当打破这些固化叙事套路，构建以自我觉醒、自我突破、共同成长、群体互助等为核心的体现当代精神的叙事范式，丰富人物原型的叙事可能性。例如，在中国传统故事中，“红娘”这一人物原型反复出现，代表人物包括《西厢记》中的红娘、《墙头马上》中的梅香、《花为媒》中的阮妈等，其本为撮合良缘的配角，微短剧在改编这一人物原型时，可将叙事重心转向红娘自身，把单纯促成姻缘的情节拓展为女性彼此扶持、冲破礼教束缚的互助叙事，为这一形象赋予独立人格与个体价值追求。人物原型自带集体文化记忆与情感共鸣基础，能够有效降低微短剧的观众接受门槛。微短剧的叙事创新需重视这些传统叙事资源，并对其进行现代重构，这可以有效破解人设扁平化、情节套路化等创作困境。

（二）

深化叙事内核：理与情的平衡

文学创作应当兼顾合理性、可信度和感染力，而这对微短剧创作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微短剧的叙事内核若脱离理与情的一致性，形象塑造便容易出现缺乏思想深度、行为依据与情感层次的问题，陷入扁平化、工具化的困境。

个体欲望和伦理的平衡

中国古典文论一直以来都注重情与理的结合，不论刘勰的“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⑫还是脂砚斋点评《红楼梦》时所说的“牛鬼蛇神不犯笔端，全从至情至理中写出”⑬，都提到这一点。单纯以情感宣泄、欲望抒发为目的的作品虽可能获得短暂关注，却无法具备长久的生命力。这意味着微短剧不能纵容欲望至上的价值导向，而是要让个人欲望表达符合现实逻辑与伦理规范。《2025都市男女“看微短剧”调研报告》显示，那些几乎不看短剧的人，大多认为目前短剧的剧情、人物和价值观不够好。超过一半不看短剧的人认为，如果未来的短剧内容有深度、能引发思考，会考虑多看短剧。对于看短剧的受访者来说，他们整体上最在意新鲜感，其次才是“爽感”。⑭这意味着单纯追求“爽感”、满足观众的欲望投射，已经不能满足观众日益提高的观看需求，微短剧需要从纯粹的“情绪快消品”转变为承载更多社会观察、情感深度和艺术表达的视听作品。

“私情”和“世情”的平衡

正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所言，“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⑮微短剧应当注重让“私情”—个人情感融入“世情”，让个体叙事扎根于集体语境，既能提升作品的真实感与共情力，又能深化主题思想、突破创作局限。就“私情”而言，可以是情感、伦理与自我认同的融合，对这些情感的表现可以避免人物塑造的脸谱化；就“世情”而言，可以是对时代风貌、民生现实与历史变迁的展现，借助细节让故事更有真实感。以2025年“爆款”微短剧《家里家外》为例，剧中的“私情”表现为重组夫妻之间的爱情、非血缘眷属之间的亲情、跨代际女性之间的友情，展现了多元情感的自然交融；剧中的“世情”表现为使用蜂窝煤、讲四川方言、见证女排夺冠、投身“下海”经商浪潮等具有代表性的生活方式、历史事件，还原了20世纪80年代川渝工厂区的市井百态与时代氛围。微短剧创作应当注意将人物的个人困境与社会议题相结合，既满足观众对真实感的需求，又让作品突破纯娱乐的局限。

结语

微短剧中的女性形象与中国传统故事中的女性人物原型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且深刻的关系，它既有对古老传统的承继，又凸显出当代价值。然而，算法的支配性和对受众需求的过度迎合导致许多微短剧出品方为追求流量而降低了对于价值导向、叙事逻辑和人物弧光的追求。随着政策引导与行业发展，这些问题已引起创作者的重视。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蕴含着丰富的原型资源，通过对这些原型的深入分析和重构，可以在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传承与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之间，建立一种深刻的共生、共赢关系。

（张碧芸系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张骋系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本文系四川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资助项目“从共同体美学视角探究当代少数民族剧的叙事创新研究”〈项目编号：WLZL2024YB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⑦《2025年微短剧行业数据报告》，https://www.fxbaogao.com/view?id=5229969，2026年1月13日。

②张国涛、李若琪：《网络微短剧的本体思考：溯源、回归、再构》，《中国电视》2024年第1期。

③[瑞士]卡尔·荣格：《本能与无意识（1919）》，冯川译，载冯川主编：《荣格文集：让我们重返精神的家园》，改革出版社，1997，第8、10页。

④[加]N·弗莱：《作为原型的象征》，叶舒宪译，载叶舒宪主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第151页。

⑤叶舒宪：《原型批评的理论和方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第67页。

⑥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450页。

⑧《2025短剧用户内容消费洞察》，https://www.itopmarketing.com/uploads/soft/20250327/1743070866.pdf，2025年3月25日。

⑨张骋：《从“横屏”到“竖屏”：论影像符号表意机制的变革》，《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⑩《2024微短剧行业生态洞察报告》，http://www.cnsa.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a0f2568e60bd4edd8f07f4b85ae5d3c6.pdf，2025年1月6日。

⑪帅庆：《新发展理念下城市女性情感消费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⑫刘勰：《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第5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