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长沙市第二女子中学初三教室里，李淑一举起一个大信封，对学生们说：“毛主席给我写信了。”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她从信封中取出一只小信封，动作很慢，神情却难掩激动。
这封信的分量，不只在于寄信人是毛泽东，更因为它牵连着两位已经牺牲的亲人：杨开慧和柳直荀。李淑一与他们相识多年，那段交往，始于长沙福湘女中的同窗情谊。
1920年前后，李淑一和杨开慧同在福湘女中读书。两人的父亲本来就相识，家庭之间往来较多，女儿自然也走得亲近。那时毛泽东与杨开慧正在交往，李淑一称他为“润之哥”，几个人常在一起谈论求学、时事与理想。
杨开慧后来把柳直荀介绍给李淑一。柳直荀热心学生运动，思想进步，和李淑一很快产生感情。1924年10月，两人结为夫妻。婚后，李淑一仍与杨开慧保持密切联系，她曾担心道：“成了家，我们会不会慢慢疏远？”杨开慧安慰她，姐妹情分不会因生活变化而改变。
1927年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湖南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柳直荀遭到追捕，李淑一也承受着生活与安全上的双重压力。后来，她在长沙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一边抚养孩子，一边等待丈夫消息。教师这份工作，成了她在动荡岁月里维持家庭的依靠。
1930年10月，杨开慧在长沙牺牲。噩耗传来，李淑一悲痛难支。多年以后，她仍常梦见柳直荀。1933年夏天，她梦到丈夫衣衫破旧、遍体鳞伤，惊醒后泪流不止，写下《菩萨蛮·惊梦》：“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淑一才得知柳直荀已经牺牲。毛泽东得知她年长课繁、生活困难，曾考虑推荐她到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因文史馆录用有一定要求，事情未能办成，毛泽东便在1954年写信给田家英，询问能否转达李淑一，愿以自己的稿费给予帮助。
这份帮助并非泛泛的问候，而是对烈士遗属实际处境的惦念。李淑一一直记在心里。1957年《诗刊》创刊号发表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后，她写信谈读词感受，并把《菩萨蛮·惊梦》寄去，请毛泽东指正，还请他抄赠一首过去写给杨开慧的词。
5月11日，毛泽东回信。信中没有把李淑一当作晚辈客套对待，反而直接指出：“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这句话语气直白，却也说明两人之间有着多年交情，不需要过分拘礼。
信中还谈到李淑一对词句的意见，指出“巫峡”既已让读者明白所指，再写“三峡”便显得重复。对于杨开慧当年转述的那首词，毛泽东认为作品本身不佳，不必再追写，随后另赠《游仙》一首。
这首词后来改题为《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写道：“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结尾处又写：“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李淑一读懂了其中的对应关系。她词中的“征人何处觅”，得到的是烈士忠魂已“直上重霄九”的回答；她梦醒时“满衫清泪”，也在毛泽东笔下化为革命胜利后的“倾盆雨”。私人哀思与民族革命，被压缩进一首词里。
1957年11月25日，毛泽东同意这首词在学生诗社刊物上发表。原刊物后来未能继续出版，词作转而在湖南师范学院相关刊物上刊出，随后引起较大反响。1963年收入《毛主席诗词》时，“游仙”改为“答李淑一”，题意也更加明确。
1959年6月27日，毛泽东在长沙蓉园会见李淑一，并向身边人介绍她是“开慧的好朋友”。两人一起用餐、看湘戏，还留下合影。那次见面时间不长，却把书信中的往来，落实成了一次面对面的重逢。
同年9月，李淑一在北京写信，希望参加国庆观礼。9月27日，毛泽东回信说要了解具体情况。9月30日，她以爱国民主人士身份收到观礼请帖。此后，李淑一继续在中学任教，三十多年间以教书为业。她寄出的那首悼亡词，也由一段私人记忆，留下了特殊的时代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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