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山西临汾、浮山一带，陈赓盯着地图上的几条公路，等的不是城池，而是一支自称“天下第一旅”的部队露出破绽。

这支部队属于胡宗南第一师第一旅，装备精良，官兵多有实战经验，又长期被视作嫡系中的精锐。抗战结束后，国共战争全面爆发，胡宗南部从晋南方向推进，企图配合阎锡山军队夹击太岳解放区。

陈赓面对的并非普通对手。敌军兵力占优，进攻方向复杂，背后还牵动陕甘宁边区的安全。硬碰硬，容易陷入消耗；一味后撤，也会丢掉主动权。他选择了一个更冒险、也更见指挥功力的办法：围住小股敌军，引出真正想打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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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关键，不在于喊出多大的口号，而在于能不能判断对手下一步会怎么走。陈赓先让部队对浮山方向的敌军形成包围态势，制造出要吃掉两个旅的假象。敌军指挥官果然判断解围刻不容缓，于是把第一旅派了出来。

陈赓等的就是这一刻。

第一旅沿道路增援时，解放军迅速调整部署，切断其与临汾之间的联系，同时牵制浮山守军，使各路敌军无法彼此照应。等敌人发现情况不对，第一旅已经被分割在官雀一带，援兵想靠近，反而不断撞进预设阵地。

有意思的是，陈赓并没有因为敌军名头响亮就改变部署。他很清楚，所谓“天下第一”，终究要靠战场检验。9月下旬，战斗持续数日，敌第一旅遭到重创，旅部及所属部队被击溃，国民党军在晋南的进攻势头也随之受挫。

这场临浮战役的分量，不只在于消灭了一支精锐，更在于陈赓用局部调动撬动了敌军整体部署。他没有把所有力量压在一个方向，而是让侦察、佯动、阻击和主攻彼此咬合。敌人看见的是处处有兵，实际上却始终被牵着走。

毛泽东看重陈赓，正因为他不是只会冲锋陷阵的将领。陈赓敢打，也善于动脑；敢于执行命令，也敢于在必要时提出不同意见。这种性格，在一次陕北的谈话中表现得格外明显。

1947年，中央转战陕北，胡宗南部和阎锡山部对陕甘宁边区形成压力。陈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来到中央所在地。一次宴席上，陈赓谈到部队调动，直言把自己放在黄河以西，似乎没有发挥纵队机动作战的长处。

毛泽东听完后问：“你认为应当怎么用？”

陈赓回答，第四纵队应该南渡黄河，向中原和豫西展开，打到敌人后方去。话说得很直，旁边的人一时都安静下来。毛泽东却没有简单斥责，而是让他把理由讲完。

这并不是无原则的顶撞。陈赓的考虑，来自一线将领对兵力、道路和敌情的判断。更重要的是，中央当时也在重新权衡战略部署。随后，陈赓兵团南渡黄河，转入豫西作战，先后参与豫西、洛阳等方向的战斗，成为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的重要力量。

毛泽东欣赏的，正是这种“有主见而服从全局”的将领。陈赓可以当面争论，但中央决定一旦明确，他执行起来同样坚决。战场上需要服从命令，制定战略又不能没有判断力，二者在陈赓身上结合得很特别。

建国后，陈赓又接下了一件与战场完全不同的任务。朝鲜战争期间，现代武器和军事技术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新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迫切需要成体系的工程技术人才。1952年，中央决定筹建军事工程学院，陈赓被调回主持这项工作。

他起初推辞：“打仗我熟悉，办学校恐怕不是我的长处。”

周恩来劝他，正因为他从战场回来，最清楚军队缺什么，才适合把军事需求转化为教学方向。陈赓随后投入筹备，四处协调专家、教授和设备，甚至亲自推动各部门调人。经过筹划，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于1953年在哈尔滨正式成立，陈赓任首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这所学校后来培养了大批国防科技人才，部分院系也发展为今天的有关高校。陈赓的贡献，不只是签署文件、参加典礼，而是把一所从无到有的学校真正搭建起来：教师从哪里来，课程怎样设置，理论如何同部队需要结合，都要逐项解决。

1957年后，陈赓心脏病反复发作，身体状况明显恶化。即便如此，他仍关心军事教育和国防建设。1961年3月16日，陈赓在上海病逝，终年58岁。那个既能在晋南设局破敌、又能在窑洞里直陈己见，还能从战场转身创办军事院校的将领，人生至此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