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段子说“网上人均百万”，仿佛见不得贫穷。穷是羞耻的，是不能示人的。于是，这个群体很容易变成一个冰冷的数据，变成“个人问题”，仿佛他们的人生不值得聆听。
中村淳彦，大学时成为男士成人杂志撰稿人，1995年成为自由撰稿人，二十多年来致力于采访成人影片女优、护工等贫困人群，把她们的故事如实地展示出来。
那是2012年的事了。当时我正在撰写一部题为《日本风俗女子》（新潮新书出版）的拙著，日常闲聊中，我和我的责任编辑讲了一些过去的经历，比如采访成人影片女优和风俗小姐，和在看护现场的一些见闻等。当时，这位责任编辑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么看来，原来中村先生一直都在挖掘贫困问题啊。”
当时的对话，是我头一次在自己亲历的事情里听到“贫困问题”这个词。
那个时候，虽然我对采访对象的状况、言语、日常接触人群的异常抱有问题意识，却从未想过这会是贫困问题。
为何中村淳彦会采访那么多风俗女子？
他在大学时憧憬成为杂志撰稿人，而成人杂志是门槛最低的。上世纪90年代，东京简直到处都是风俗店，他工作的内容就是电话联系风俗店约好相关事宜，过去给风俗小姐拍照，进行简单采访，然后离开。
和她们见面，听她们讲述，然后写成稿件，周而复始。到今天为止采访过的女性人数我没有精确计算过，也不是每个人都记得，但不管怎么说，也有1300人以上了。
长期在成人影片业界内部采访，他清楚里面充斥着违法乱纪，他如果揭露出来，恐怕非死即伤。
最终，我找到的答案：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带入采访，彻底充当一个旁观者，不培养超越采访的人际关系，在自己不会受到攻击的安全线之内最大限度地采写和传递真实。我不是援助者，而是一个令她们正在面对的现实可视化的采访者。这种意识，我一直贯彻至今。
从2005年开始，想卖身的女性急剧增加，援交和卖身的市价持续下跌，他渐渐产生了“日本社会是不是出问题了”这种不安感。
此时，一位同行邀请他一起关注女性贫困的社会问题，于是，从2016年4月起，东洋经济在线开始了《在贫困中呻吟的女性》的连载，这个连载也是本书的起源。
贫困，是在出身和成长经历、家庭环境、健康状态、就业、政策、制度、个人和配偶的性格及人格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的。每个人面对的现实五花八门，各不相同。
解决问题的关键，只能在详细分析每一个生活案例之后，从中提炼出真相，才能找到。我认为，哪怕多讲述一个贫困的故事都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开始了我的采访。
而这本书，就是这3年间的采访记录。
作者：中村淳彦
译者：傅栩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年7月（原版2019年出版）
优等生的选择
中村淳彦写的第一个故事是国立大学医学部在读优等生：广田优花（书中受访者全是化名），长得很漂亮。
她在大学一年级的暑假开始在歌舞伎町的手部按摩服务店。
所谓的手部按摩服务店，是指为男性客人手淫令其发泄性欲的轻风俗店。在招聘广告上以不用脱衣服，不会被摸，工作内容轻松为卖点，招揽没有经验的普通女性。
之后，她上“干爹征集”的留言板，认识了两个中年男人，偶尔吃饭、上床，然后拿钱。
她一直是一个教科书式的标准优等生，她对自己的行为相当自责，即使如此不安也愿意接受采访，中村淳彦从她微弱的声音里听出了孤独。
她父亲几年前被裁员了，现在父母都是非正式工，她还有两个弟弟。母亲总是说“高中和大学、私立学校我们绝对供不起”，为此，她拼命学习，一直保持好成绩。
考上国立大学的医学部后，学费是用助学贷款交的，其他费用要靠兼职打工来赚。
她在风俗店打工和以中年男性为对象的卖身，唯一的理由就是为了维持求学生活。她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坚持在超市打工，但为了保证上课，她最多只能1天工作4小时，1周上2～3天班。时薪是接近最低工资水平的920日元，月收入大概只有4万～5万日元。
她的同学来自中产以上的家庭，无法理解她在经济上的困难，她无从诉说，而且她在大学参加社团活动很花钱。
大学一年级的夏天，她不仅要花一大笔教材费，还要付社团活动的钱。不管怎么节约，还是差3万日元。她恳求父母资助，好不容易渡过了难关，但很快又要参加夏季集训。她已经没法再向父母开口了。她纠结再三，打开了高价招聘网站。
因为完全没有过性经验，她的心中满是不安，但是时间又完全不够用，除了出卖身体，她再也想不出别的手段了。于是，她下定决心去应聘，然后很快就被聘用了。
现在，她每月在风俗店工作两天、和干爹卖身一天，通过出卖身体每月能多赚五万日元，维持她的求学生活。
这篇报道发表后，留言栏充斥着各种谩骂。在中村淳彦看来，风俗业诱导贫困学生相信，除了卖身“别无选择”，而享受服务的他们还要诽谤中伤，这是何等自私自利。
卖身的行为正确与否并不是核心的论点，本应撑起国家未来的优秀学生只能靠迫不得已的交易来维持自己的学业，这样的现实才是问题的关键。日本社会正在发生一些不可挽回的变异，而以从幸福的昭和时代过来的一代人为代表的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中村淳彦认为，助学贷款制度快把学生逼入绝境了。
我只能说，年轻人的生存环境前所未有地糟糕。他们和现在中年以上的一辈人，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女大学生成为风俗小姐，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在中学或高中时代就知道了助学金的风险，于是试图通过卖身赚钱来避免助学贷款，或者是在大学时代意识到其风险，将助学金的使用控制在最低限度，再下定决心通过卖身来补贴不足的部分。
另一种是并未深思熟虑便在父母或教师的建议下申请了助学金，到了必须还款的毕业前夕或开始还款的毕业后才明白了现实，陷入混乱。她们受偿还借款的压力所迫，开始寻找高薪的兼职，最后走上风俗业和陪酒行业的道路，然后开始做两份工作。
过劳和精神疾病
中村淳彦采访的贫困女子之中，有精神疾病的不少。
在日本，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患者的数量从1999年的204.1万人，激增到2014年的392.4万人（根据厚生劳动省调查数据）。
精神疾病的原因，多来自过劳、人际关系问题、离婚等带来的精神压力。患者激增的背后，是虐待的增加，以及通货紧缩带来的劳动环境的恶化。
他指责黑心企业让员工长时间过度劳动，压垮了年轻人。
2000年以后的黑心企业问题，在大型服装制造商和连锁居酒屋接二连三地搞垮新就业的年轻人后，终于演变成了一个大问题。家庭，地方，乃至国家投资培养出来的年轻人，竟被一个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搞垮了，这种事是不可原谅的。所以这些企业被指名道姓地责难，是应该的。
人一旦患上精神疾病，即使想工作也可能有心无力。当事者如果不去依赖家人和亲戚或是福利制度等安全网，就会被逼入无法生存的窘境。如果找不到安全网，他们会陷入严重的贫困。预防过度劳动的发生，对全社会来说是绝对有必要的。
他呼吁女性慎重考虑看护行业，这行缺口大、工资低。
厚生劳动省为了应对看护人才不足和失业者的增加，从2009年起开始启动“重点工种雇用创造事业”，简而言之，就是将所有没积累工作资历和没有一技之长的失业者全部诱导至看护行业。
不考虑合不合适，就无偿地让失业者接受初级看护员（旧家政服务2级）资格的职业培训，有的都道府县甚至还会在培训期间用行政经费支付他们每月的生活费用。他们取得资格后，会被介绍到各个看护机构。而聘用他们的看护机构还会得到补助金。这一举措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然而，看护行业的工资水平，在63种职业中处于最低位。
看护行业从业者有七成以上是女性，同时政府还在不断引导失业女性至看护业。所以近年来的女性贫困问题多少也与政府相关政策有关。因为很多人都是不问合不合适就被送到看护工作的场所了，所以这一行的离职率很高，看护行业的人际关系也非常混乱。虐待、权力欺压、性骚扰、精神疾病等问题四处蔓延，这一系列问题也丝毫没有改善的迹象。其现状甚为悲惨。
“派遣工”看不到未来
佐伯百合是某大型家电商场的手机售货员，她两年半前因丈夫家暴离婚。
她自23岁步入社会，一直是“派遣工”。
企业为了压缩用人费用，将越来越多的雇用关系从正式雇用转为了非正式雇用，这种转变尤其体现在对女性雇员的态度上。现在，日本企业的非正式雇用已经超过全体雇用的一半，同时非正式工的报酬则被压得很低。
而且一旦合同终止，这些人就看不到未来了。
对企业来说，这些人才十分好用，还可以用完就弃。
佐伯百合辛勤工作，但毫无安全感。
她给我看了上个月派遣公司发给她的工资明细。基本工资19万日元，固定加班费6万日元，扣去社会保险之后到手的金额是21万日元左右，年收入是300万日元，超过了当时日本女性的平均工资。既然拿到了平均工资以上的收入，那么就算奢侈不起，普通的生活应该还是可以保障的。但是，地处23区内的公寓租金高达7.2万日元，从到手的工资里扣除租金和水电气费，剩下的收入竟只比贫困水准多出5万日元。
到了临近发工资的日子，手上的钱就差不多用光了，完全存不上钱。因为是非正式的派遣工，在职场上除了工作以外人际交往并不多，也没有归属感，万一遇上了健康状况恶化之类的特殊情况，从那一瞬间开始，生活可能就继续不下去了。
为了多赚点钱，佐伯百合也开始做风俗业。
我再重复一次，佐伯女士是一个年收入300万日元，处于平均水平线上的劳动者。采访当时，女性的平均年收入是287万日元（国税厅调查数据），她的收入还稍高于此。包含前夫在内，她的性经验人数只有 5人，她的最高学历是大学毕业，至今为止都没有风俗业和陪酒的相关经历。她真的就是一个随处可见的普通女性。
能够拿到平均工资的普通女性，为了每个月多赚几万日元让生活能稍微宽裕一些，会去做风俗业的兼职，这就是日本的现状。这一倾向在需要支付房租的单身女性中更为显著，很多贫困问题的研究者都在强调对普通人群实施“住房扶持”的必要性。一旦减轻房租的负担，提高实际收入，女性从事风俗业和卖身的数量就会减少。
现在，在劳动时间上可自主调整的性风俗业，正不断地吸纳着像她这样的普通女性。风俗小姐有八九成都是有主业的兼职女性，而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像佐伯女士这样的处于平均收入水平线上下的独居非正式雇用劳动者。
谷村绫子是图书管理员，这里八成员工都是“派遣工”，工资很低。
我让谷村女士给我看了她的工资明细。支付的总额是17万日元。扣掉所得税、住民税、社会保险费之后，到手的金额是133442日元。没有奖金，年收入是204万日元，到手160万日元左右。谷村女士算是平均水平线下的劳动者，与全体女性281万日元的平均年收入（国税厅调查数据）相比，这样的工资是很低的。
这样的收入，要想在东京一个人生活，是十分艰难的。正如上面的计算结果，这样的金额几乎与最低生活保障金同等水平，根本不足以维持平均水平的生活。她租住的房子租金是每月5万日元。从到手的工资里扣除房租，每个月就只剩下8.3万日元，真的就刚好等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最低生活费。
日本政府机构为了压缩雇佣费用，将此前由公务员负责处理的业务交给了非正式职员。从2000年开始，幼儿园、看护机构、图书馆都开始整个被外包给民间运营。
谷村女士就职的这家图书馆是由自治体运营的。八成以上的图书管理员都是非正式聘用职员，只有两成左右是公务员。而非正式雇用的图书管理员，无一例外都拿着仿佛计算好的等于最低生活水平的收入，签订了有期限的雇用合同。
他们利用公务员长久以来的稳定印象来招揽人才，诱导他们进入只能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低薪系统，最后把人才用完就弃。让单身女性签署有期限的雇用合同，她们付出了劳动，到手的工资却只能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这是何其恶劣的行径。
认真朴实的人受到公务员稳定印象的诱导，签署了有期限雇用合同，怀着看不到未来的不安工作着。因为人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你要说他们只能责任自负，这无可厚非。但是一向给人以稳定印象的政府机构能毫不犹豫地将人才用完就弃，普通人一般是想象不到的。心里想着“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并不止谷村女士一个。
谷村绫子为了消除不安感，选择去进修，想拿“学艺员”资格（从事博物馆、美术馆研究院或策展人，或相关行业的职业资格）。
就算谷村绫子学有所成，取得了学艺员的资格，能从事的也只有文化事业，很可能赚不回那些为了摆脱贫困而投入的时间和金钱，陷入恶性循环。
公共事业对寻求安定的人来说就是一个金字招牌，非正式聘用的劳动者要是出了毛病，就解除合同，再找新的人来填上就是。整个过程简直就像是更换零件一样。
不仅图书馆如此，在看护机构、残障福利机构和保育园里，即使深陷于负的连锁中仍积极对待工作的“官制穷忙族”也随处可见。如果对方还年轻，我便会建议她“赶紧辞掉这份工作”，但不知为什么，这些人都坚信，只要自己勤恳认真地工作，就能获得回报，哪怕这些行业明显毫无希望可言。
退一步就是深渊
在采访中，不乏高学历、出身良好的女子，人生看似风调雨顺，但背后是一步也不能后退的贫困深渊。
植草纪子毕业于东京顶尖私立大学，是高级官僚的前妻，现在住在违建的、随时停电的、类似杂物间的阁楼，陷入痛苦绝望之中。
在升学考试的战争中胜出，从一流大学毕业，作为一个社会人，也用擅长的英语作为武器留下了不俗的成果，有赴海外的经历，也自信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因此，丈夫提出离婚时，植草女士认为，凭自己一人之力也足以抚养长子成人。在被社会排挤，四处碰壁之前，她从未感到一丝不安。
她在东京租了一间房租8万日元的房子，开始和长子一同生活。工资到手26万日元左右，每月另有4.2万日元的儿童抚养补贴，前夫还会寄来7万日元的抚养费。刚开始，她并没有遇到任何经济上的困难。然而，她辞职了。那之后，生活变得艰难起来，她开始陷入贫困了。
她辞职是因为工作时间太长，儿子老是问她为什么不回家。她没想到辞职后，过了四十岁，连正式工都找不到。
她去做英语补习班讲师，年收入只有原来的1/3。
她租不起原来的房子，投靠了妹妹夫妇，分担妹妹家的房租、伙食费，一段时间相安无事。
之后，她儿子考不上公立高中，读私立高中费用激增；前夫收入减少，抚养费从7万减到4万；她又遇上诈骗，背上债务，悲剧发生了——她和妹妹关系恶化，儿子高中毕业后，他们就被赶了出来。
儿子靠助学贷款上了私立大学，成绩糟糕，植草提醒他，他干脆断绝关系。从此，家人、事业全都离开了她，她无家可归、经济窘迫、非常孤独。
即使受过高等教育，一个女性只要做了家庭主妇，社会就不会再给予她发挥自己能力和价值的机会了吗？不仅是工作，一旦被丈夫要求离婚，其结果就是，她会失去工作同时失去家人。我看着她们，就仿佛看见明天的自己，不禁感觉脊背发凉。
女性组建家庭后，如果为了抚养孩子而离开了职业道路，之后就连养活自己的雇用机会都得不到的话，那现在的社会，女性一旦生了孩子，就什么都没了。谁也不愿意背负植草女士一样的绝望。不愿意生育的女性增加，少子化进一步加剧也是必然的。
她们不被看见，或者被看见之后被归纳为一个数据。但是，她们是一个群体，也是一个个鲜活的人。
至此，我们先后看到了孩子、女大学生、精神病患者、单身母亲、非正式雇用劳动者、被权力欺压的被害者、能力得不到认可的高学历专职主妇、独自生活的中高年龄女性等，各式各样的女性贫困悲剧。
希望能过上普通的生活，所以现在想好好读书，抱着如此平凡愿望的女大学生，却背负着名为助学金的借款而出卖自己的身体。
单身的女性，只能选择非正式的劳动雇用形式。要么穷到什么都买不起，要么就只有去征集干爹或染指风俗业从男人手上获得再分配才能维持生活。
单身母亲因为生活的苦难而罹患精神疾病，只能依靠最低生活保障，然而维系全国人民生存的社会保障事业却在不断缩小规模。
现实的残酷令人不忍直视，但不可避免地，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女性陷入这种地狱般的日子。
中村淳彦采访这些东京贫困女性，不得不想象着黑暗的未来：贫富之间、世代之间、男女之间的尖锐对立。人们无休止地争执、谩骂，一起加速沉沦。
听着东京的贫困女性倾诉自己的困境，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她们吗？然而只要上流社会、富裕阶层和男性不理解她们的困境，任何人都无能为力。
可是，社会上“责任自负”的论调不绝于耳，所以，现状也许只会越来越糟。
在到处蔓延着不理解的现状之下，她们就算发出求救信号，也传达不到任何地方。
事到如今，就只能当它是个人的问题了。
既然在现在的社会，谁都可能失足坠落深渊，那么这些贫困女性的声音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毫无关系。
我们有必要倾听这些讲述困境的女性的痛苦的声音，设身处地地思考何为贫困，明白贫困的陷阱有可能就藏在我们眼前。
这些讲出自己经历的贫困女性，一定也希望自己陷入贫困的绝望经历能够让更多的人逃离贫困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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