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25日，湖南韶山冲，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家乡。乡亲们围在他身边，说起村里的变化，也说起那些熟悉的老人。毛泽东忽然问道：“邹普勋呢？怎么没有见到他？”

有人低声告诉他，邹普勋已经去世了。毛泽东一怔，沉默片刻，惋惜地说：“他才67岁，还能活好多年嘛。”

路边站着邹普勋的两个儿子。听到父亲的名字，又见毛泽东亲自来问，兄弟俩眼圈发红。毛泽东走近他们，像是怕气氛过于沉重，便问：“还有没有牌？好久不打牌了。”

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都想起了许多年前的往事。

邹普勋的父亲邹春培，曾在韶山南岸下场屋设馆授课。1902年，毛泽东进入这所私塾读书，邹普勋也在那里。一个是学生，一个是先生的儿子，两人年纪相仿，很快成了同伴。

私塾规矩严，戒尺更严。那时读书讲究背诵经文，学生稍有懈怠，便可能挨罚。毛泽东却不太愿意一味顺从，遇到不合理的事情，总要问个明白。

有一次，邹春培外出办事，嘱咐学生留在学堂读书。天气闷热，孩子们坐不住，毛泽东便带着大家到池塘里洗澡。邹春培回来后十分生气，拿起戒尺准备责罚。

毛泽东没有躲到别人身后，而是站出来说：“是我带头的，和他们没有关系，要打就先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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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春培问他为何违背先生吩咐，毛泽东并不慌张，反而引用《论语》中孔子谈及游水的内容，说明游泳未必就是坏事。邹春培听完，气势慢慢消了下来，戒尺也没有落下。

这件小事给邹春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毛泽东不仅敢说，读书也确实用功。很多课文尚未讲到，毛泽东已经从舅父文正莹那里接触过。邹春培曾对毛家人说，润之这个孩子将来不会平凡。

后来，邹春培一直留在韶山，毛泽东走出乡关，投身革命。两人的人生道路越走越远，但师生之间的情分并没有断。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不久，邹春培便去世了，毛泽东没能把这位启蒙老师接到北京相见。

于是，他把对老师的牵挂，放在了邹普勋身上。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从韶山来的亲属时，专门问起邹普勋的情况。得知老友身体不好、生活困难后，他亲笔写信问候，还托人带回一些物品。信中没有空泛的客套，只问身体怎样、家里有几口人、生活是否困难、还能不能劳动。

1950年5月，邹普勋收到回信，激动地说：“润之还记得我。”毛泽东还写信给堂兄毛宇居，请他在乡里多照看邹普勋。字里行间，既有老友的牵挂，也有对故乡亲人的实际安排。

1951年，毛宇居等人到北京时，毛泽东再次问起邹普勋，并托人带回100元，作为生活和治病之用。土地改革后，邹家的日子稍有改善，邹普勋写信告知毛泽东，还提出想到北京见面。

1952年秋，邹普勋终于来到北京。9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他和李漱清，陪他们谈韶山、问乡亲，也安排他们参观北京。9月26日，邹普勋还与毛泽东的老师、同乡一道吃饭。

邹普勋常年靠刻石碑维持生活，吸入石灰过多，患有肺病。国庆期间病情发作，毛泽东得知后，立即让医院检查，并安排他休养。苹果、红葡萄酒和鹿茸精，也被送到邹普勋身边。

邹普勋舍不得收下鹿茸精，毛泽东便劝道：“我从来不用，你的身体比我更需要。”邹普勋在北京养了一段时间，病情稍稳，才于11月中旬回到韶山。

1954年，邹普勋再次到北京。有人想借着乡亲身份，请毛泽东替忙安排工作，毛泽东当场把话说得很清楚：生活上有困难，可以由个人接济，但不能打着他的名义向政府提出特殊要求，也不能把亲友来京变成地方负担。

这番话，邹普勋一直记在心里。他回到韶山后，仍旧本分生活，从未借毛泽东的关系为自己谋求职位。

所以，1959年毛泽东回乡听到邹普勋去世时，悲伤并不只是对一位乡亲的惋惜。那里面有童年伙伴的情谊，有启蒙老师留下的旧影，也有多年书信往来的牵挂。他看着邹普勋的两个儿子，问起当年打牌的事，说邹普勋过去还偷过他的铜角子。说着说着，兄弟俩终于忍不住落下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