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4日,周日,加拿大61岁的母亲唐娜·邓肯向家人坦白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她已经被批准参加加拿大的医疗协助死亡项目,也就是MAiD,几天后就要接受致命注射。

而她的两个女儿艾丽西亚和克里斯蒂,此前对此一无所知,只有48小时的时间来阻止这一切。女儿们疯了一样行动,打电话给警察延迟预约,说服法官根据《精神卫生法》签发最后一刻的逮捕令,把母亲送进精神科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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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切都是徒劳,唐娜在女儿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从病房出院,在周五接受了致命注射,女儿们连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

更令人震惊的是,唐娜当时根本没有被诊断为终末期疾病,她真正需要的是照护和帮助,而不是结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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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个非绝症的母亲,为什么会被批准安乐死?女儿们拼尽全力阻止,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加拿大的安乐死制度,到底是在尊重生命选择权,还是在变相杀人?

61岁母亲非绝症被安乐死,女儿48小时拼死阻止失败

唐娜·邓肯今年61岁,是两个女儿的母亲。

2021年10月24日,周日,唐娜向家人坦白,她已经申请并被批准了加拿大的医疗协助死亡,几天后就要接受致命药物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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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艾丽西亚和克里斯蒂听到这个消息,整个人都懵了。她们完全不知道母亲申请了安乐死,只有48小时的时间来阻止。更让她们无法接受的是,母亲当时根本没有得绝症,没有癌症,没有器官衰竭,她真正需要的是心理上的照护和帮助,而不是一针致命的毒药。

女儿们决定拼死阻止。

她们首先打电话给警察,试图通过警方介入延迟母亲的安乐死预约。警察来了,预约确实被推迟了,可这只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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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女儿们找到了一位法官,说服法官根据加拿大《精神卫生法》,在最后一刻签发了逮捕令,将唐娜转移到精神科病房接受评估和治疗。女儿们以为,只要母亲进了精神科病房,安乐死程序就会暂停,她们就有时间说服母亲放弃这个念头。

唐娜确实被送进了精神科病房。女儿们松了一口气,以为终于阻止了悲剧。

可她们万万没想到,一旦MAiD的程序启动,就像一列失控的火车,谁也拦不住。

就在女儿们以为安全了的时候,唐娜在她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从精神科病房出院了。没有人通知女儿们,没有人征求她们的意见。然后,在那个周五,唐娜接受了致命药物注射,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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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们甚至没有机会和母亲说最后一声再见。艾丽西亚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们只有48小时来阻止加拿大的安乐死系统,可她们失败了。母亲不是绝症患者,她需要的是帮助,可系统给她的却是死亡。

这起事件在2026年9月被媒体重新披露后,立刻在加拿大引发了激烈争议。

从绝症到非绝症,加拿大MAiD制度的不断扩张

加拿大的医疗协助死亡制度,是全球最宽松的安乐死法律之一。

2016年6月17日,加拿大正式将MAiD合法化。当时,法律对适用范围有严格限制,只有那些死亡“可合理预见”的患者,也就是绝症患者,才能申请安乐死。支持者说,这是为了让绝症患者有尊严地结束痛苦。

可谁也没想到,这个口子一旦打开,就再也收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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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过了5年,2021年,加拿大就修改了法律,将MAiD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了非绝症患者。哪怕你没有得绝症,只要你有“严重且不可治愈的疾病或残疾”,处于“不可逆转的衰退状态”,承受着“无法缓解的难以忍受的痛苦”,你就可以申请安乐死。

这个标准有多模糊?“严重且不可治愈”怎么定义?“难以忍受的痛苦”怎么衡量?这些都没有明确的界限,完全取决于医生的主观判断。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加拿大还计划在2027年3月,将MAiD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仅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一个仅仅患有抑郁症的人,如果觉得“痛苦难以忍受”,就可以申请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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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MAiD合法化仅仅3年,就占到了加拿大所有死亡人数的2%。到2021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3.3%,相当于一年有超过1万人通过安乐死死亡,而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面对这种失控的扩张,加拿大国内也开始出现反思的声音。2026年3月,阿尔伯塔省提出法案,试图将MAiD的适用范围大幅收窄,限制为那些“可能在一年内自然死亡”的患者,也就是回到2016年最初的标准。可这个法案能否通过,还是未知数。

从绝症到非绝症,从身体疾病到精神疾病,加拿大的安乐死制度像一辆不断加速的列车,越开越远。

“宁愿死也不愿贫穷”,安乐死背后的社会困境

唐娜·邓肯的死之所以引发巨大争议,不仅仅是因为她是非绝症患者,更是因为她的死暴露了加拿大安乐死制度背后一个更黑暗的现实——很多人选择安乐死,不是因为疾病无法忍受,而是因为贫穷、孤独、缺乏照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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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议会的一份证词中,有这样一句话令人不寒而栗:“她宁愿死也不愿贫穷,她知道政府不会为她的新残疾提供她所需要的生活保障。”

在加拿大,有大量的残疾人、慢性病患者、老年人,他们承受着疾病的痛苦,更承受着贫困和孤独的折磨。政府的福利金不够用,养老院一床难求,居家照护费用高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安乐死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可这真的是“选择”吗?当一个人因为贫穷而选择死亡,这不是选择,这是被逼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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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愤怒的是,在加拿大,已经出现了医生主动推荐安乐死的案例。

84岁的米里亚姆·兰卡斯特,因为背部酸痛去温哥华总医院急诊室。她只是想查查为什么背痛,可一位年轻医生找到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可以为你提供安乐死。”

米里亚姆大吃一惊,她说:“这是我最不想做的事情。我只是想找出为什么我会感到痛苦,我不想死。”她拒绝了安乐死,后来查明是骶骨骨折,接受治疗后康复了,甚至还去爬了火山。

还有更离谱的。2026年7月10日,83岁的布丽吉特·斯特格曼在安大略省一家养老院被执行了MAiD。可她的家人说,布丽吉特患有严重的听力障碍和认知障碍,她从未在致命药物注射前给出最终的口头同意,而加拿大法律明确要求执行MAiD前必须获得患者的最终口头同意。更讽刺的是,布丽吉特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她曾经明确表示安乐死违背她的信仰。

可她还是被注射致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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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安乐死的门槛越来越低,当医生主动推荐死亡,当认知障碍患者在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被执行安乐死,当穷人因为贫穷而“选择”死亡——这还是那个“尊重生命选择权”的安乐死吗?

最后,大川想说一句,唐娜·邓肯的死,是加拿大安乐死制度的一面照妖镜。

一个61岁的母亲,没有得绝症,需要的是照护和帮助,却在女儿拼死阻止了48小时之后,仍然被系统悄无声息地执行了安乐死。这不是尊重选择权,这是程序一旦启动就无法停止的冰冷机器。

从2016年只允许绝症患者,到2021年扩展到非绝症,再到2027年计划纳入精神疾病患者,加拿大的安乐死制度越开越远。一年超过1万人通过安乐死死亡,当死亡变得越来越容易,当安乐死变成了一种“默认选项”,生命的尊严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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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怕的是,很多人选择安乐死,不是因为疾病无法忍受,而是因为贫穷、孤独、缺乏照护。“宁愿死也不愿贫穷”,这句话背后是多少走投无路的生命?当一个社会给穷人提供的不是帮助,而是死亡,这不是文明的进步,这是人性的倒退。

医生主动推荐安乐死,认知障碍患者在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被注射致死,虔诚的基督徒违背自己的信仰被执行安乐死,这些案例已经远远超出了“自愿选择”的范畴。当安乐死的门槛低到几乎没有门槛,那么每一个弱势群体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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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本应是绝症患者在万般痛苦之下的最后尊严,而不应该成为穷人、病人、老人的“解脱方式”,更不应该成为社会甩包袱的工具。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给人活下去的希望和帮助,而不是给人死的便利和选项。

愿唐娜·邓肯安息,愿所有在贫困和痛苦中挣扎的人都能得到真正的帮助,愿这个世界少一些冰冷的程序,多一些温暖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