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细胞癌（HCC）是全球范围内常见的恶性肿瘤，而中国作为肝癌高发国家，其发病特征、诊疗策略与欧美国家存在显著差异。近年来，随着中国原研创新药物的不断发展，以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双艾”方案）为代表的中国方案，凭借一系列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逐步从国内走向国际，获得全球权威指南的认可。
在2026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CARES-336研究以口头报告形式重磅发布，进一步拓展了“双艾”方案在肝癌全程管理中的应用版图。值此2026年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年会召开之际，医脉通特邀CARES-310研究的全球Leading PI和CARES-336研究的Co-leading PI，浙江钱塘高等研究院钱塘学者兼临床医学研究所所长秦叔逵教授进行深度专访，结合其深厚的学术造诣与丰富的临床研究经验，深入解读中外肝癌治疗策略差异、CARES-336研究的数据与获益人群，以及“双艾”方案未来的探索方向。
医脉通：肝癌是中国高发瘤种，与欧美国家在病因学、疾病谱和诊疗路径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您作为中国肝癌诊疗领域的领军人物，如何看待当前中国本土肝癌患者的未尽之需？国指南（CSCO/CNLC）在中晚期患者的治疗策略上，相较于巴塞罗那临床肝癌（BCLC）指南更为积极。您如何看待这种差异？
秦叔逵 教授
肝癌是全球常见高发的恶性肿瘤。中国人口仅占全球的19%，但肝癌的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均超过全球的40%，具有高度的异质性。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肝癌在发病原因、流行病学特征、分子生物学行为、临床诊断分期、治疗策略及预后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2024年中国新发肝细胞癌患者达35.41万人，死亡患者达30.38万人[1]，远高于欧美国家。欧美国家肝癌主要以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酒精性肝病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为主要病因，而中国肝癌主要与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相关，占比可达80%以上[2]，与水源污染、黄曲霉毒素暴露及酗酒等因素有关。同时，中国肝癌常合并基础肝病，包括肝炎、肝硬化和肝功能异常及相关并发症，早期症状不典型、起病隐匿，早诊困难，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治疗棘手，预后较差。因此，我们在积极学习欧美国家先进经验的同时，绝不能生搬硬套，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和患者特点，开展以中国肝癌患者为主的临床研究，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
关于指南差异，BCLC指南主要针对欧美肝癌患者，强调分期绑定治疗，对中期（BCLC B期）患者以经动脉化疗栓塞（TACE）为标准治疗，对晚期（BCLC C期）患者以系统治疗为主，总体策略相对保守。而中国指南，包括卫健委《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和《CSCO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对中晚期肝癌患者的治疗策略更为积极。2026版《CSCO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已将TACE联合免疫加靶向的三联方案纳入不可切除肝癌的1A类证据和Ⅰ级专家推荐。这种差异源于中国肝癌的高度异质性、患者基数大、中晚期患者比例高、根治性手术机会少。为了提高治疗率和患者生存期，我们提出将局部治疗与系统治疗相结合作为中晚期肝癌患者的主要治疗方式，这也得益于中国在局部联合系统治疗领域积累的丰富本土数据。
作为肿瘤专科医生，我们既要看到联合治疗带来的疗效提升，也要清醒认识到联合治疗对患者肝功能储备和体质的要求更高，患者筛选和全程管理至关重要。中国指南的“积极”并非盲目“激进”，而是基于国情、患者特点和本土循证医学证据的综合选择，全面考量了有效性、安全性、耐受性、可及性和经济性。
医脉通：近年来，越来越多来自中国本土的大型循证研究获得国际权威指南的吸纳与认可。作为多项全球研究的Leading PI，从过去的“跟跑”“并跑”到如今部分领域实现“领跑”，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肿瘤学在全球的影响力？本土高质量研究走出国门，对提升我国肿瘤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有怎样的价值？
秦叔逵 教授
过去，中国肝癌的内科治疗和系统治疗长期处于向国外学习的“跟跑”阶段。从本世纪初开始，在孙燕院士带领下开展第一个国际肝癌临床研究至今，我们经历了“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转变。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高质量临床研究和循证医学证据走向国际舞台，提出了“中国方案”，发出了“中国声音”。
从2026年更新的BCLC指南[3]可以看出，基于CARES系列研究结果，“双艾”方案已成为唯一一个同时被中国指南（卫健委指南、CSCO指南）和国际权威指南（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指南、BCLC指南）一线推荐的中国原研免疫联合方案。CARES-310研究作为全球首个由中国学者主导的肝癌一线免疫联合治疗国际多中心Ⅲ期研究，其期中分析于2023年发表在《The Lancet》主刊[4]，最终分析结果发表于《The Lancet Oncology》[5]。研究证实，“双艾”方案较索拉非尼可显著延长患者总生存期（OS）。截至2023年6月14日，“双艾”组中位OS为23.8个月，索拉非尼组为15.2个月（HR=0.64，P<0.0001）；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5.6个月，索拉非尼组为3.7个月（HR=0.54，P<0.0001）。“双艾”方案的客观缓解率（ORR）和疾病控制率（DCR）较索拉非尼组均有明显提高，安全性可管理。
基于这一高质量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和充分的循证医学证据，“双艾”方案获得了国际国内指南的一致推荐和国家药监局的批准上市。CARES-310、CARES-336等高质量研究充分证明，中国学者有能力设计和执行符合国际标准的大规模临床研究，产出的证据能够被BCLC、ESMO等国际权威指南采纳。中国方案被国际指南采纳，标志着中国学者从“规则的遵循者”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为更多中国原研方案的国际化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不仅服务于“健康中国”建设，也为全球抗癌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医脉通：中国肝癌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陆续在国际舞台亮相。今年ASCO年会上，CARES-336研究首次公布了TACE联合“双艾”方案治疗不可切除肝细胞癌的Ⅲ期数据。该研究结果纳入2026版《CSCO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且该适应证有望于明年正式获批。作为该研究的Co-leading PI，您认为哪些患者可能是该方案的优势获益人群？在您看来，系统联合局部治疗的不断进步，对肝癌综合治疗领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秦叔逵 教授
CARES-336研究[6]是一项随机对照、关键性Ⅲ期临床研究，由樊嘉院士担任主PI，本人为Co-PI，全国多中心共同参与，共入组423例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研究达到主要终点——根据改良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mRECIST）评估，TACE联合“双艾”组中位PFS为11.1个月，单独TACE组为8.3个月（HR=0.73，P=0.0127）；根据RECIST 1.1标准评估，中位PFS分别为13.9个月和9.5个月（HR=0.67）。ORR方面，联合治疗组高达60.3%，显著高于单独TACE组的45.5%（组间差异14.8%）。OS数据尚不成熟，但已呈现获益趋势（HR=0.76），2年OS率高达82％。安全性方面，不良反应谱与“双艾”及TACE已知特征一致，总体可管理，未出现新的安全信号。该研究在2026年ASCO大会以口头报告形式发布，引起国际高度关注。基于CARES-336研究成果，2026版CSCO指南已将TACE联合卡瑞利珠单抗和阿帕替尼的三联方案作为1A类证据纳入Ⅰ级专家推荐。该方案已向国家药监局提交新适应证的上市申请，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获得批准，进一步提升临床可及性。
亚组分析显示，几乎所有预设亚组中三联疗法均显示出一致的PFS获益。结合临床实践，以下几类患者可能是优势获益人群：第一，中晚期肝细胞癌患者，研究入组以BCLC B期为主（约64%），联合“双艾”可进一步提升疗效，BCLC C期患者联合治疗组较单独TACE组获益显著（HR=0.30）；第二，肝功能储备较好（Child-Pugh A级）的患者；第三，中青年、体能状态较好（ECOG 0～1分）的患者，对联合治疗耐受性更好，可能通过缩瘤获得转化手术机会；第四，HBV相关肝癌患者，研究人群以HBV感染为主，本土数据指导意义更强。
TACE作为局部治疗的重要选择之一，可诱导肿瘤坏死、释放肿瘤抗原、激活肿瘤免疫微环境，与系统治疗协同增效，保护肝脏储备功能，为转化治疗创造更多契机，优化整体治疗策略。CARES-336研究进一步推动了肝癌治疗理念的革新，让TACE不再是单一局部治疗手段，而是转变为与靶免联合深度协同的综合治疗策略。系统与局部治疗的持续进步，推动中晚期肝癌从“单一治疗手段选择”迈向“全周期综合管理模式”。
医脉通：目前国内临床实践中，对靶免联合方案的安全性管理已积累了较多的应用经验。作为内科专家，您如何评价安全性管理在肝癌全程管理中的重要性？基于您多年临床经验，请您分享一下靶免联合治疗中不良反应监测手段及处理策略。
秦叔逵 教授
随着“双艾”方案从晚期一线拓展至联合TACE等更多治疗场景，安全性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肝癌患者常合并基础肝病，包括肝炎、肝硬化和肝功能异常或储备不足，这使得不良反应的监测和处理更具挑战性和迫切性。
CARES-336研究中，联合治疗组最常见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s）包括肝功能指标异常（AST/ALT升高、血胆红素升高）、血小板计数下降、高血压、蛋白尿等。这些不良反应并非新的安全信号，在TACE及“双艾”单用中均可见到，总体可控，未出现新发安全风险，与CARES-310、CARES-005、CARES-009等研究的长期随访数据一致。
针对不良反应的监测与处理，我认为应重点关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基线评估。治疗前全面评估患者的肝功能（Child-Pugh评分、白蛋白等）、肾功能、血压和蛋白尿等基线指标，筛选能够耐受治疗的患者。第二，定期监测。治疗过程中规律监测肝功能、甲状腺功能、心肌酶谱和皮肤反应等免疫相关指标，做到早发现、早干预。第三，分级管理。根据不良反应分级采取相应措施：1～2级可对症处理并继续用药；3级需暂停用药并积极干预；4级需永久停药。第四，多学科协作（MDT）。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rAE）的管理需要肿瘤内科、肝病科、皮肤科、内分泌科、介入治疗科等多学科共同协作。第五，患者教育。让患者充分了解治疗目的、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及应对方法，提高治疗依从性。总体而言，肿瘤内科医生在系统治疗的安全性管理中处于重要位置，既要把握治疗时机，又要管控治疗风险，在疗效与安全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为患者制定最佳治疗方案并实施紧密监测。
医脉通：从CARES-310到CARES-336，“双艾”方案已覆盖从晚期一线系统治疗到中晚期TACE联合治疗的多个场景。展望未来，您对“双艾”方案在肝癌领域的进一步探索有何期待？在肝癌全程管理时代，“双艾”方案有望扮演怎样的角色？
秦叔逵 教授
CARES系列研究已构建起完整的证据链。CARES-310研究确立了“双艾”方案在晚期一线系统治疗中的地位；CARES-005研究探索了TACE联合“双艾”方案在不可切除HCC中的价值；CARES-009研究将“双艾”方案前移至可切除肝癌围手术期治疗，证实围手术期“三明治”治疗模式可将无事件生存期（EFS）从19.4个月显著延长至42.1个月[7]，这是全球首个在围手术期治疗中取得阳性结果的Ⅲ期研究；CARES-336研究则以Ⅲ期研究验证了TACE联合“双艾”方案在中晚期不可切除肝癌中的疗效与安全性。从晚期一线到围手术期、从系统治疗到联合局部治疗，“双艾”方案已构建起覆盖肝癌全病程的完整循证医学证据链，充分体现了全程管理、全方位干预的必要性。
展望未来，“双艾”方案的探索方向包括：第一，精准人群筛选。通过生物标志物（如AFP、PD-L1表达等）识别最可能从“双艾”方案中获益的患者亚群。第二，治疗时序优化。探索系统治疗与局部治疗的最佳顺序和应用时机。第三，联合治疗拓展。探索“双艾”方案与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放疗、消融等其他局部治疗手段联合的可能性。第四，围手术期管理优化。基于CARES-009研究的突破性成果，进一步优化新辅助和术后辅助治疗的人群筛选和管理策略。
“双艾”方案是中国学者、临床医生与民族制药企业精诚合作的成果，代表着民族制药企业创新研发水平的不断提高，也体现了中国专家学者在创新方案设计、执行和结果解读方面的水平提升。“双艾”方案已成为肝癌全程管理中的“基石性”方案——在晚期一线是优选方案，在中晚期可与TACE等局部治疗协同增效，在围手术期有望进一步提升治愈机会。从“单点突破”到“全线布局”，“双艾”方案正在重新定义中国原研方案在肝癌治疗版图中的位置，为建设健康中国、为世界抗癌事业贡献力量。
专家简介
秦叔逵 教授
浙江钱塘高等研究院钱塘学者兼临床医学研究所所长
中国药科大学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院院长兼附属南京天印山医院荣誉院长，首席专家，主任医师
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兼职教授
兼任亚洲临床肿瘤学联盟（FACO）常务理事
国际肿瘤免疫学会（SITC）和亚洲临床肿瘤学会（ACOS）常务理事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胰腺癌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北京CSCO基金会监事长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血液和肿瘤药物咨询委员会核心专家
国家卫健委肿瘤学能力建设与继续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参考文献：
1.Xia C, et al. Cancer burden and control in China: landscape, trends and challenges. Nat Rev Clin Oncol. 23, pages 694–711 (2026).
2.中国原发性肝癌临床登记调查（CLCS）2022年生存分析更新报告.
3.Reig M, et al. BCLC strategy for prognosis prediction and treatment recommendations: The 2026 update. J Hepatol 2026;84(3):631-654.
4.Qin S, et al. Camrelizumab plus rivoceranib versus sorafenib as first-line therapy for un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ARES-310): a randomised, open label, international phase 3 study. Lancet 2023; 402: 1133-46.
5.Qin S, et al. Camrelizumab plus rivoceranib versus sorafenib as first-line therapy for un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ARES-310): final analysis of a randomised, open-label, international, phase 3 study[J]. Lancet Oncol, 2025, 26(12):1598-1611.
6.Camrelizumab (C) plus rivoceranib (R) with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 vs TACE alone in un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uHCC): a randomized, phase 3 trial. ASCO 2026 Abstract 4001.
7.Wang Z, et al. Perioperative camrelizumab plus rivoceranib versus surgery alone in patients with 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t intermediate or high risk of recurrence (CARES-009): a randomised phase 2/3 trial. Lancet. 2025;406(10515):2089-2099.
审核：Chiu
排版：小熊、Atai
执行：Zel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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