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起兵那年六十二岁，手里握着云贵两省的钱粮和十余万兵。半年之后，清朝丢了半个南方。
八年之后，他自己死在衡州一座临时搭起来的行宫里。
这八年他到底哪一步走错了？要说清楚，得先看看他手里那副牌是怎么攒起来的。
清朝入关那几年兵力不够，南方又大，只能靠熟悉地形的汉人降将去打。打得下来就封王，封了王就留在当地。吴三桂就是这么留在云南的。
顺治元年，他还是明朝的辽东总兵，山海关前一战，把关外的清军请了进来。此后十几年，他一路从陕西打到缅甸边境。康熙元年（1662 年），他在缅甸抓回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榔，绞死于昆明。南明的牌局，是他亲手掀的桌子。
朝廷给的回报很实在，世镇云南，兼管贵州，而三桂要的远不止这些。
云南的官员任命，吏部和兵部基本插不上手，他选出来的人被叫作「西选」，有「西选之官几遍天下」的说法。盐井、矿产、与西藏的互市、乃至铸钱，都在他手里。钱财和军饷自收自用，等于把云贵两省变成了自家的封国。
另外两位也差不多。
平南王尚可喜，原是明朝皮岛旧将，天聪七年降后金，最后落脚广东。靖南王一系则是耿仲明传耿继茂、耿继茂传耿精忠，坐镇福建。
其实还有第四个，定南王孔有德，镇广西。只是他在顺治九年（1652 年）被李定国围在桂林，城破自焚，全家只剩一个女儿孔四贞。女婿孙延龄带着旧部驻守桂林，后来也卷进了这场战事。这段常被忽略，却解释了为什么广西会跟着动。
问题出在钱上。
清代人自己算过这笔账，三桂一藩一年的俸饷九百多万两，加上闽粤两藩，两千多万两打不住。数字出自《清史稿》一类文献，精确到个位数谈不上，但量级摆在那里。康熙初年全国的地丁银收入，也就两千多万两的水平。
一半的国库，养三个不听话的王爷，任何一个坐上龙椅的年轻人，都会算这笔账。
康熙十二年（1673 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上了道奏疏。
他说自己七十岁了，想回辽东老家养老，请求让儿子尚之信袭爵，继续镇守广东。
这话说得客气，意思很明白，尚家要世世代代占着广东。
年仅二十岁的康熙没有接这个茬。他批复的全藩撤回辽东，袭爵的事一个字没提。
消息传到昆明和福州，吴三桂、耿精忠都坐不住了。两人各自上疏「自请撤藩」。这显然是以退为进，按他们的算盘，朝廷多半要例行慰留，位置反而能坐得更稳。
偏偏碰上了一个不想按剧本走的皇帝。
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吵成一团。以索额图为首的一批人认为，撤藩必激起事变，主张维持现状；明珠、米思翰、莫洛等则主张三藩同撤。争论的结果，落到康熙那句被后世反复引用的话上，
「三桂蓄异志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
八月，朝廷派往云南的钦差上路了。十一月抵昆明。十一月二十一，他杀了云南巡抚朱国治，从箱底翻出压了三十年的明朝衣冠，蓄发挽髻，打起「兴明讨虏」的旗号。
这一幕实在太扎眼，勒死永历帝的那根弓弦，是他自己系上去的。
从尚可喜上疏到三桂动手，前后八个月。八年战祸的引信，是一份本想「试试风向」的奏折点燃的。
起兵之后的推进速度快得吓人。
贵州提督李本深开城投降的那天，云贵总督甘文焜还在往东跑。
他手里没有兵。贵阳已经丢了，能去的地方只剩镇远，再往东是湖南，那边也换了旗。跟着他的人一路走一路散，到镇远城下，身边只剩几个亲兵。
他没能进城。甘文焜在镇远自杀，是这场战争里第一个死掉的封疆大吏。清朝在西南的经营到底有多薄，这是第一份证据。
接着是湖南。康熙十三年正月，沅州、常德、长沙、岳州次第失守，清军的湖广防线一口气退到荆州、武昌。
四川更快。
提督郑蛟麟、总兵吴之茂、谭弘几乎同时宣布响应。川中盆地的城池换旗，只需要一纸檄文，没人开过一枪。
然后是桂林的孙延龄，也在这一年举兵响应。
康熙十三年三月，耿精忠在福州举起反旗，随即分兵攻入浙江的衢州、温州，另一路打向江西。台湾的郑经也渡海过来了，占了泉州、漳州、潮州，一度跟耿家闹内讧，反倒耽误了事。
最险的一刀砍在西北。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宁羌叛变，经略大臣莫洛死于乱军。陕甘一失，清廷就等于失去了从北路包抄西南的可能，北京的震动可想而知。
祸不单行。康熙十四年三月，察哈尔的蒙古布尔尼又趁满洲主力南下，在漠南起兵。
当时的局面，用一句大白话讲，长江以南，加上西北一角，地图上的颜色几乎全变了。
如果照这个势头再走三个月，历史是不是另一个写法？没人知道。因为吴三桂自己把车刹住了。
拿下湖南之后，三桂停了下来。
他的大军部署在岳州、澧州、松滋一线，跟清军隔着长江对峙。这一停，就是好几年。
部将里不是没有明白人。有人主张就势北上，直取荆襄、问鼎中原；有人主张顺江东下，拿下九江、南京，把江南的漕运和财赋掐断。两条路都有风险，但都戳在清朝的痛处。
他一条都没采纳。
原因其实不复杂，甚至有点心酸，他不想推翻清朝，他想谈判。
这是一个六十二岁、镇守云南十几年的老人在估价，打出个划江而守的局面，让朝廷承认他世袭云贵加湖南，退一步保住子孙富贵，就已经赢了。他当年开关迎清，争的从来不是复明，是利益。
可谈判桌上，时间从不站在防守的一方。
康熙用的是最简单也最难缠的打法，集中兵力，只打吴三桂一个。其余的叛者，只要肯降，一概赦免，既往不咎。这一条诏书比十万兵还管用。王辅臣、耿精忠、尚之信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谁也不肯替别人垫背。
清廷握着江南的赋税和运河，撑得住一场耗下去的仗；三桂那边，云南贵州再怎么压榨，也养不出十年的大军。
至于「兴明讨虏」那面旗，能唬住的人一开始就用光了。前朝的老臣不信，跟着他起事的降将更不信。
局面从康熙十五年（1676 年）开始翻转。
这一年六月，图海在平凉招降了王辅臣，西北的口子堵上。同年十月，杰书的大军压进福建，耿精忠出降。广东的尚之信本就左右摇摆，此后也名义上归了朝廷，五年后终被赐死。
三桂这时已经退无可退。
康熙十七年（1678 年）三月，他在衡州登基称帝，国号大周，改元昭武，把衡州改作定天府。这场登基办得很仓促，衮冕是临时赶制的，临时宫室用的建材远不如江南一处富户的宅院。
半年不到。
同年八月，六十七岁的吴三桂死于衡州。清代记载说他先是下痢，随后又添了中风，究竟哪一样要了他的命，没有医案可以复核。
其孙吴世璠继位，改元洪化，从衡州退贵阳，从贵阳退昆明。
此后两年，清军一步步压过来。岳州、长沙、衡州重回清手；四川方向，王进宝、赵良栋一路南下。到康熙二十年（1681 年）九月，彰泰、赖塔自贵州，赵良栋自四川，三路合围昆明。
围城四十余日。
十月二十九，城中粮尽，吴世璠自杀，余部开门出降。
从 1673 年底的昆明起兵，到 1681 年十月的昆明城破，八年整。
另一边，耿精忠投降后仍以谋逆论处，康熙二十一年被处死；尚之信于康熙十九年被赐死。三个藩王，三种结局，没有一种是寿终正寝。
仗打完之后，南方才算真正换了管法。各省督抚不再向某位王爷行礼，云贵的税赋直接进户部，绿营重新按朝廷的编制驻防。清廷对汉人领兵的不信任也从此更深。
你觉得吴三桂如果在 1674 年就顺江东下打南京，清朝能不能扛得住？或者换个角度，如果康熙当时听了索额图的话不撤藩，三藩能再续几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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