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北平城内，傅作义面对一张张要求继续作战的面孔，做了一个颇具争议的决定：没有把反对和平改编的几名中央军将领一并扣留，而是允许他们离开北平，前往南京。此举后来被概括成“放走五位高级将领”。
这五人分别是李文、石觉、骆振韶、袁朴和郑挺锋。他们并非傅作义的嫡系，背后牵连着蒋介石、汤恩伯以及中央军系统。傅作义放人，既有个人处境的考虑，也有避免北平流血的现实盘算。
当时的华北战局，已经不是一座城能否守住的问题。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被分割在北平、天津、塘沽和张家口一带。傅作义原本想依托北平固守，同时保留向绥远或海上的退路。
这个部署并不糊涂。张家口连接绥远，是傅系部队的退路；天津、塘沽通向海上，便于南撤；北平则是政治和军事中心。问题在于，解放军很快切断了这些通道。张家口、新保安方向的战事接连失利，天津又于1949年1月15日被攻克，北平遂成孤城。
傅作义手中的谈判筹码越来越少。此时继续抵抗，北平很可能遭到强攻；接受改编，又必须处理城内中央军将领的反应。有人劝他继续打，甚至质问：“部队还在，为什么不能守？”傅作义回答：“再打下去，城里百姓怎么办？”
这句话是否为当场原话，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它反映了傅作义当时的主要顾虑。傅作义不是蒋介石嫡系，长期对中央军保持戒心；蒋介石同样防着这位地方实力派。因此，华北“剿总”内部从来不是铁板一块。
在谈判达成协议、北平守军开始接受和平改编前后，傅作义采取了一个关键措施：将部分中央军部队调出城外，再以商议军务等方式控制高级将领，避免他们直接调兵破坏谈判。对那些拒绝在相关文件上签字的人，他没有采取极端手段，而是准许他们乘机南下。
放走五人，不能简单理解成私人情面，也不能说傅作义完全出于宽厚。更准确地说，这是他在政治转折关头作出的风险选择。扣留他们，北平内部可能发生武装冲突；放他们走，则等于给蒋介石保留了几名旧部。傅作义选择了前者更少流血的办法。
李文的军职最高。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时任第四兵团司令兼北平警备总司令。得知北平将接受和平解决后，他明确表示反对，却没有贸然发动行动。离开北平后，李文继续担任国民党军第五兵团司令。
1949年12月，李文在四川被解放军包围后接受改编，随后进入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班学习。1950年3月，他离开学校，经香港辗转抵达台湾。由于有过投诚经历，他在台湾没有重新掌握部队，只担任国防部门参议性质的职务，1977年病逝于台北。
石觉是黄埔第三期毕业生，长期在汤恩伯麾下任职。汤恩伯掌握第十三军时期，石觉便是重要部属，后来还接任军长，因此两人关系非常密切。北平局势恶化时，石觉曾设法让第十三军离开华北。
这个计划没有成功。东单机场受到炮击后，大规模空运难以继续，石觉只能与其他将领一道离开，部队则被留在北平。到南京后，他出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后来又担任舟山防卫司令官兼浙江省政府主席。撤离舟山后，他仍在台湾军界任职，1986年病逝，终年78岁。
骆振韶是黄埔第六期毕业生，也是石觉的老部下。石觉升任兵团司令后，骆振韶接任第十三军军长。离开北平以后，他的任职轨迹基本与石觉相近，先后担任浙沪防卫、舟山防卫等系统的副职。1990年，骆振韶回到大陆，1993年病逝于浙江永康。
袁朴同样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生，只是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名气不如李文。北平谈判期间，他坚决反对和平改编，情绪一度十分激动，但局势已经无法由个人意志扭转。南下后，他负责过干部训练工作，后来经海南抵达台湾。
袁朴的长处在军事教育方面，到了台湾，这项专长反而得到发挥。他先后担任东部防守区副司令、预备部队训练司令部司令、陆军副总司令等职，1991年病逝。
郑挺锋是黄埔第三期毕业生，其兄郑介民是国民党情报系统的重要人物。离开北平后，郑挺锋被任命为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驻守海南。海南局势变化后，他又转赴台湾，担任澎湖防卫司令部副司令、第一兵团副司令等职，1961年病逝。
五个人的道路有相似之处：都没有在北平城内与解放军交战到底，也都曾在国民党政权后期继续任职。但他们的处境并不相同，李文因投诚经历受到限制，石觉和骆振韶凭借旧部关系延续军职，袁朴依靠教育专长立足，郑挺锋则受家族关系影响较深。
傅作义当时放走的，不只是五名将领，也是华北战场由军事对抗转入和平改编的一个细节。北平没有重演天津的巷战，城内军政系统得以相对完整地保存，而这五人的离去，则成为那场重大转折中颇耐人寻味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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