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在银行柜台前，把那张磨得发白的银行卡从钱包夹层里抠出来。
卡面印着越南文字的银行标志，边角翘起一层塑料皮，是我2006年陪阮氏梅去河口县支行办的。
柜员是个戴圆框眼镜的小姑娘，接过卡刷了一下，手指在键盘上停住了。
“先生，您这张卡状态正常，但里面有一笔海外汇款，金额是一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块，汇入时间是2012年4月17日，备注栏有一句话。 ”
我耳朵里嗡的一声，像有人拿铁盆在脑后敲了一下。
阮氏梅走了十八年，这张卡我留着没销户，是因为当初开户时她拿我的身份证做了主卡，销户必须本人到场。
这些年我恨得牙痒，可银行规矩摆在那，只能一年年拖着。
“备注写的什么？ ”
小姑娘把屏幕转过来，上面一行英文转译的中文：给阿诚的医药费，我对不起你。
我手指抠着柜台边缘的大理石，指甲盖发白。
阿诚是我儿子，2005年生的，阮氏梅走的那年他才一岁多，发高烧烧成了肺炎，在县医院住了半个月。
那时候我兜里只剩三百多块，找工头预支了两个月工资才凑够住院费。
阮氏梅是2007年3月走的。
她爸在越南老街省突发脑溢血，她接到电话哭了整晚，第二天翻出存折给我看，上面有我们结婚两年攒下的五十二万。
她说先拿回去救命，等那边安顿好就回来。
我骑着摩托送她到河口口岸，她背着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阿诚的旧衣服和她自己缝的布鞋，过了界碑就再没回头。
头三个月还能打通电话，她说她爸在河内的大医院，每天花费折合人民币两千多。
第四个月电话变成空号，我托人去老街省找，地址是假的，邻居说她家早搬走了。
五十二万，是我们俩在河口摆水果摊、我半夜去冷库搬货、她给人缝补衣服一分一厘攒出来的。
阿诚后来肺炎复发两次，我借钱借到没人接我电话，2010年冬天最冷那几天，我抱着他在县医院走廊坐了一整夜，兜里只有七块钱。
现在这行备注让我喉咙发紧。
一百一十四万，是五十二万的两倍多。
2012年汇进来的，那时候阿诚已经上小学了，我在工地扎钢筋，一天挣一百二。
这笔钱要是当时到账，阿诚不至于因为交不起校服费被同学笑话，我也不至于连续五年年夜饭只吃一碗挂面。
“能查汇款银行吗？ ”
“越南外贸银行，河内分行。 汇款人姓名阮氏梅，附言还有一句越南语，系统没翻译。 ”
我让小姑娘把越南语原文调出来，她拍了张照发给我。
我转手发给河口做边贸的老赵，十分钟后他打电话过来，声音压得很低：“阿诚他爸，这话意思是‘钱是干净的，别找我’。 ”
我坐在银行大厅的塑料椅上，把手机屏幕按灭了又亮。
阮氏梅她爸当年到底什么病？
五十二万在2007年的越南农村够盖三栋楼，什么脑溢血要花这么多？
她为什么隔了五年才汇钱？
又为什么汇了钱却不留地址？
走出银行的时候外面下着雨，我骑电动车拐进阿诚的学校。
他今年高三，住校，一个月回来一次。
门卫认得我，摆摆手让我进去。
我在教学楼走廊等到下课铃响，阿诚从教室出来，个子比我高半个头，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
“爸，你怎么来了？ ”
“你妈往我卡里汇了一百多万。 ”
阿诚愣了两秒，脸上没什么表情。
他从小就知道他妈跑了，我没瞒过他，只是从来不说细节。
他低头踢了踢墙角的瓷砖：“所以呢？ ”
“我想去越南找她。 ”
“找她干什么？ 问她当年为什么扔下我们？ ”
“问她为什么汇钱。 ”
阿诚沉默了一会儿，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去年有人加我微信，说是越南那边的亲戚，问我缺不缺钱。 我没理。 ”
我拿过纸条，上面是一个越南手机号。
阿诚说那人头像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朋友圈发过一张合影，背景是河内还剑湖，照片里有个坐轮椅的老头。
当天晚上我拨通了那个号码。
响了三声就接了，是个男声，中文很生硬：“你是阿诚的爸爸？ ”
“阮氏梅在哪？ ”
“我姐2015年就没了。 癌症。 这笔钱是她攒了五年凑的，她说欠你的必须还。 ”
我蹲在院子里，手机贴着耳朵发烫。
男人说她姐当年回越南发现父亲根本没病，是她妈跟一个广西老板合伙骗她回去，五十二万到手就被那个老板卷走了。
阮氏梅在河内工厂做工，一天干十四个小时，2012年攒够钱汇给我，2014年查出肝癌晚期。
“她为什么不回来？ ”
“那个老板放话，她敢回中国就弄死阿诚。 她怕。 ”
我挂了电话，在院子里坐到后半夜。
灶台上的搪瓷盆里泡着明天要煮的米，水面上浮着几粒碎谷壳。
阿诚小时候问过我，妈妈是不是嫌他生病花钱才走的。
我说不是，你妈是去给你挣学费了。
第二天我去银行把那笔钱转到了阿诚的账户。
柜员小姑娘递回执单的时候，我盯着她身后墙上的利率显示屏，三年定期年化2.6%，一百一十四万存一年利息不到三万。
阮氏梅在河内工厂流水线上站五年，每天十二个小时，攒出这笔钱。
我把那张卡折成两半扔进了银行门口的垃圾桶。
阿诚高考完那天我去接他，他背着书包从校门出来，手里攥着那张纸条。
“爸，我想去河内看看。 ”
“行，等你录取通知书下来。 ”
他扭头看着我，眼睛跟他妈一模一样，双眼皮，眼尾往上挑：“你恨她吗？ ”
“恨过。 ”
“现在呢？ ”
“现在觉得她挺傻的。 ”
我们父子俩骑着电动车穿过县城老街，路边水果摊的喇叭喊着“荔枝十块钱三斤”。
阿诚突然说：“爸，那钱我留五十万给你养老，剩下的我想去越南开个中文培训班。 ”
我捏了捏刹车，没回头。
“随你。 ”
电动车拐进巷子，隔壁装修的电钻声又响起来了。
我想起2006年夏天，阮氏梅蹲在出租屋门口给我补工装裤，针脚歪歪扭扭，她抬头冲我笑，说等阿诚长大了一定要让他念书。
她没等到。
那张纸条我让阿诚烧了。
灰烬落在院子里那棵芒果树根下，这树是阮氏梅走那年种的，现在长到二楼窗台高，今年头一回结果，酸得倒牙。
阿诚去河内那天我去送他，在河口口岸排队过关的时候，他突然回头：“爸，以后你要是想找个伴，我不反对。 ”
“管好你自己。 ”
他过了界碑，背影像他妈当年一样越来越小。
我站在国门底下点了根烟，旁边旅行社的喇叭喊着“越南一日游特价三百八”，卖越南咖啡的小贩推着车经过，车轱辘碾过地砖缝里的积水。
我掏出手机翻到那张越南语备注的截图，老赵后来重新翻译了一遍，原话是“钱干净，别找我”。
钱是干净的。
人也是。
我掐灭烟头扔进垃圾桶，骑着电动车往回走。
县城新开了家超市，鸡蛋三块九一斤，我买了五斤，又拿了一箱阿诚爱喝的酸奶。
收银员找零的时候多给了我两毛，我退回去，她笑着说了声谢谢。
日子还得过。
只是从今往后，我每次经过口岸那排芒果树，都会抬头看一眼——树影底下埋着一张烧成灰的纸条，纸条上那个河内号码，阿诚说他已经背下来了。
人这辈子最怕的不是被人骗，是被人用命骗。
阮氏梅用了八年时间攒够钱还我，又用了三年时间让我知道——有些债还清了，利息却永远算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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