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底，台北泉州街，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这个曾经参加长征、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的老党员，身份并不普通。他掌握着台湾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系统，也知道不少干部的真实情况。一旦开口，后果远比普通人员被捕严重。

当时，台湾地下党正处在扩张阶段。1949年12月，台湾省工委党员已发展到一千三百多人，组织渗透进学校、工会以及国民党党政军警系统，还在部分地区建立武装力量。对准备解放台湾的中共中央而言，这是一条重要的地下战线。

蔡孝乾落网后，特务没有立即施以重刑，而是不断劝诱。他起初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后来假意答应合作，声称家中有一张十元新台币，上面写着两名同志的电话号码，可以借机诱捕对方。

特务押着他外出时，蔡孝乾突然冲进一间木材行，趁黑暗甩掉了跟踪人员。脱身之后，他迅速通知一些干部转移，客观上使部分地下人员暂时避过搜捕。这个细节说明，他并非一开始就彻底投降，也说明国民党特务当时对其真实性格并不了解。

很快，特务摸清了蔡孝乾的生活习惯。问题不只是他被捕后的态度，更在于他潜伏台湾期间已经严重脱离了组织生活。有关材料显示，他追求奢侈消费，频繁出入高档餐馆和娱乐场所，甚至动用工作经费满足个人享受。地下工作的纪律，逐渐被酒色和虚荣冲垮。

蔡孝乾还与妻妹马雯娟关系暧昧。马雯娟当时年纪很小，相关行为在当时也受到地下党同志严厉指责。特务正是抓住这一点，继续追查马雯娟的下落，并通过蔡孝乾曾经藏身的地点寻找线索。

这一次，蔡孝乾和马雯娟一同躲藏，最终被特务重新捕获。遭受刑讯后，他提出要见马雯娟，并要求国民党方面给出政治待遇。特务答应了他的要求。马雯娟被送进牢房后，蔡孝乾很快交代了组织情况，正式变节。

“你还要什么条件？”

据相关回忆，蔡孝乾当时提出，只有满足个人要求，才愿意“自新”。这句看似荒唐的话，恰恰暴露出他的精神状态：革命者曾经看重的信仰、纪律和牺牲，在他那里已经让位于个人安逸。

蔡孝乾1908年出生于彰化花坛。1924年赴上海求学后，他在上海大学接触马克思主义，参加台湾学生进步活动。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时，他负责宣传工作，后来转赴福建任教。1932年，在罗荣桓安排下，他进入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曾得到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信任。

他与毛泽民、毛泽覃相识较早。长途行军途中，毛泽民曾让疲惫的蔡孝乾等人轮流骑马。进入中央苏区后，蔡孝乾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作，1934年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参加长征。他是长征队伍中具有代表性的台湾籍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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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门工作，负责对敌宣传和管理日军俘虏。这样的经历，使他后来能够担任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也让组织对他寄予了很高信任。

1946年，蔡孝乾回到台湾主持地下工作。遗憾的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前后，台湾省工委力量有限，未能在社会运动中发挥应有作用。1948年，他曾因工作作风和脱离群众受到批评。此后组织规模虽迅速扩大，但内部纪律、干部管理和隐蔽工作仍存在漏洞。

国民党特务的突破口，始于地下刊物《光明报》。王明德被捕后供出线索，陈泽民等人相继落网，特务又从被捕人员留下的笔记中发现“老郑”这一化名。1949年除夕，张志忠被捕，始终没有供出组织秘密。最终，蔡孝乾的藏身地点还是因其他人员承受不住刑讯而暴露。

蔡孝乾的叛变，带来的不是一个人的倒戈，而是联络网、交通线和干部名单的大面积暴露。台湾省工委随后遭到连续破坏，大批骨干被捕，许多基层组织被迫中断。张志忠等人在狱中对他的变节进行斥责，指责他腐化堕落、侵吞经费，把个人享受置于党的事业之上。

有意思的是，国民党也没有真正信任蔡孝乾。毛人凤不让他直接进入保密局核心部门，表面上安排警卫保护，实际上是监视。后来警卫撤去，办公地点仍养着狼狗看守。蔡孝乾曾抱怨：“我已经自新了，还监视我干什么？”得到的答案并不重要，因为叛徒在利用敌人的同时，也早已失去了敌人的信任。

他后来被授予少将军衔，却没有掌握多少实权。1950年以后，台湾地下党遭到的重创，确实使解放台湾的地下准备受到严重影响；但台湾问题的进程还受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介入等多重因素牵制，不能简单归结为一名叛徒决定全部局势。

1982年10月，蔡孝乾在台北病逝，终年74岁。曾经走过长征路、受过组织重托的人，最终因个人腐化和政治变节，成为台湾地下斗争史上最受争议的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