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南京受降仪式举行，日本代表签署投降书。按《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安排，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然而，战争结束并不意味着所有领土争议立即消失，冷战格局很快又把一些历史问题推入了新的复杂局面。
如果把台湾问题放在一边，近现代中国领土争议中，最常被提到的三处，分别是藏南地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南海部分岛礁。三者的形成原因并不相同，有的是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有的是战后安排造成的争议，还有的是海洋权益与岛礁控制交织在一起。
藏南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传统上与西藏地方的行政、贸易和宗教联系密切。英国殖民印度时期，为了扩大英属印度的战略纵深，曾推动所谓“麦克马洪线”。1914年，英属印度代表与西藏地方代表在西姆拉会议期间形成相关文件，但中国中央政府并未承认这条线，会议也没有形成中国认可的正式边界协议。
这件事的关键，不只是地图上多出一条线，而是当时中国积贫积弱，西藏地方又处于特殊政治环境。英国利用这种局面，把自身提出的边界主张向北推进。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属印度的领土主张，并逐步向争议地区推进，尤其重视达旺等地。
1950年至1951年间，印度在达旺地区建立实际控制。新中国成立之初，西南边疆仍处在重新建立行政秩序的过程中，边界问题因此更加紧迫。1962年10月，中印边境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军队在东段和西段取得进展，随后主动后撤至实际控制线附近。战事并未打到印度首都，更不存在“直逼新德里”的情况，相关说法属于夸张化叙述。
钓鱼岛问题的来历，则与甲午战争直接相连。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割让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钓鱼岛位于台湾岛东北方向，中国历史文献、海防档案和地方志中长期都有相关记载，因此中国主张它属于台湾的附属岛屿。
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和澎湖回到中国版图。但钓鱼岛在战后被美国纳入琉球施政范围，未能随着台湾一起由中国实际接收。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美国继续管理琉球。1971年《日美冲绳协定》生效，相关施政权转交日本，中国政府对此明确表示反对。
有意思的是，钓鱼岛争议并不是战后突然出现的。它先由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得，后又被纳入美国主导的战后托管安排。日本所说的“施政权”，与中国坚持的“主权归属”并非同一个概念。1972年冲绳返还日本后，日本开始实际控制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争议便长期延续下来。
南海诸岛的情况更为复杂。西沙、中沙、东沙、南沙诸岛分布广阔，历史上中国渔民长期在相关海域活动，中国历代政府也曾进行巡航、测绘和行政管理。1947年，国民政府公布南海诸岛位置图，标注了传统海疆范围。新中国成立后，继续维护这一主张。
但南海岛礁距离大陆较远，长期存在管理困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相继在部分岛礁建立据点，文莱也提出部分海域和岛礁主张。由此形成的局面，不是某一天突然改变，而是殖民遗产、海洋资源、航道安全和沿岸国家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目前实际控制西沙群岛、中沙部分岛礁以及南沙部分岛礁，同时对南海相关岛礁和海域主张主权及海洋权益。越南控制的南沙岛礁数量较多，菲律宾、马来西亚也控制部分岛礁。各方在地图、历史证据和国际海洋法解释上存在明显分歧，不能简单用“谁先插旗”一句话概括。
1958年中国政府发表领海声明，明确包括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领土。2016年南海仲裁案作出裁决后，中国政府宣布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需要指出的是，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属于不同法律问题，岛礁归属、领海范围、专属经济区划界，也不能混为一谈。
这三处土地和海域，背后的历史脉络各不相同：藏南是殖民时代遗留的陆地边界争议，钓鱼岛牵涉甲午战争与战后托管安排，南海诸岛则集中体现了海洋权益和岛礁控制问题。理解这些争议，不能只看今天的控制线，还要追溯条约、地图、行政管理和战后国际格局留下的层层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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