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17年，长安与茂陵之间，汉武帝刘彻为年仅二十四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举行厚重葬礼。霍去病突然去世，确实是西汉史上一桩疑案；但所谓“武帝哭三日，第四日杀尽十七名贴身侍卫”，在《史记》《汉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更多是后世叙事加工出来的说法。
霍去病的死亡时间，史书记为元狩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17年。至于具体死因，司马迁只写“卒”，班固同样没有留下确切解释。这个字很简略，却不能直接推导出“被害”二字。古代史书对皇室和重臣的死因，有时确实记载不详，但“不详”与“必有阴谋”，中间还隔着严谨考证。
他去世时，正处于人生最耀眼的阶段。元朔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23年，霍去病随卫青出击匈奴，因战功受封冠军侯。两年后，他率军远征河西，迫使匈奴浑邪王归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爆发，霍去病率军深入大漠，封狼居胥，声名达到顶峰。
这样的将领，为何二十四岁便离世？后人提出过染病、积劳成疾，甚至遭人暗害等多种猜测。可是现存史料没有给出病名，也没有留下毒杀证据。司马迁没有写“病卒”，并不意味着他掌握了不能说的秘密，也可能只是当时记录本就不完整。
霍去病身上确有几件事，使他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元狩五年，李广之子李敢因父亲自杀一事怨恨卫青，曾击伤卫青。霍去病得知后，在甘泉宫射杀李敢。汉武帝随后对外宣称李敢是被鹿撞死，替霍去病遮掩了这场冲突。
这件事并非传说，而是《史记》明确记载的事件。霍去病公然杀害朝廷将领，性质相当严重。汉武帝没有立即追究，既可能是爱惜其军功，也可能是不愿因一名战将引发军方震荡。皇帝的宽容，不等于认可；有些账，只是暂时没有翻开。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霍去病曾上书请求将皇子刘闳、刘旦、刘胥分封为诸侯王。此举发生在元狩六年。有人据此认为，他是在帮助卫子夫所生的太子刘据排除潜在竞争者，因为霍去病与卫青、卫子夫同属卫氏亲族。
这种解释有一定政治背景，却不能当成确定事实。汉代皇子分封本来就是制度安排，霍去病上书也可能出于对宗室秩序的考虑。把一封奏章直接定性为“公开干预储位”，证据仍显不足。历史人物的动机，不能只凭后来发生的悲剧倒推。
汉武帝对卫青、霍去病既重用又防范，这一点比较清楚。卫青长期掌握军权，霍去病后来居上，卫氏又与皇后、太子相连，政治影响自然不容忽视。可是元狩四年漠北大战后，卫青并未立即失势，卫氏集团也没有在霍去病死后马上遭到全面清洗。把后来的巫蛊之祸全部追溯到霍去病之死，未免过于简单。
尤其需要说明，“第四日杀尽十七名贴身侍卫”缺少正史依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汉书·霍去病传》都没有这段记载，也没有列出十七名侍卫的姓名，更没有说明他们因知晓霍去病死因而被诛杀。没有名单、诏令和旁证，这个数字就不能作为历史事实使用。
汉武帝为霍去病举行厚葬，却同样不能证明他先杀侍卫灭口。史书记载，霍去病下葬时，汉武帝调集属国玄甲军，从长安排列到茂陵，并将陵墓修成祁连山形状，以纪念他在河西、漠北的战功。这些安排说明皇帝确实重视霍去病，也体现了国家对名将功绩的政治宣传。
霍去病死后，卫氏家族的命运后来发生变化，但过程并非一夜之间完成。卫青的长子卫伉曾因“矫制”获罪，卫氏成员也陆续受到影响；直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巫蛊之祸爆发，太子刘据兵败自杀，卫子夫自尽，卫氏政治地位才遭到根本打击。两者相距二十六年，不能简单说成一条直接因果链。
“十七名侍卫”这个故事之所以容易流传，是因为它把未知死因、帝王痛哭、名将早亡和家族衰落拼接在了一起，情节完整，冲击力很强。可历史写作不能只追求悬念。霍去病究竟因何去世，现有材料无法定论；能够确认的，只有他在二十四岁时病逝，汉武帝为其举行了极高规格的葬礼，而那十七名侍卫被集体诛杀的说法，并不见于可信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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