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24日上午，安徽肥东青龙场附近，高敬亭被押到一片荒地。这个曾在大别山苦撑数年的红军将领，等来的不是审查结论，而是一声枪响。令人遗憾的是，他被处决后不到两个小时，关于“调往延安学习”的电报才送到。
一份晚到的电报，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却把当时复杂的军政关系，暴露得十分清楚。
高敬亭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地方干部。1934年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大别山的红军力量骤然削弱，他带着留下的部队继续坚持。敌军围追堵截，兵员、粮食和武器都极其匮乏，他却重新组织起红二十八军，在山区采取分散隐蔽、突然袭击、伺机转移的办法，硬是把队伍保存下来。
这段经历，也塑造了他的性格。
在大别山多年独立作战，高敬亭熟悉每条山路，也熟悉地方群众。他习惯根据现场情况作决定，命令传到山里，往往已经错过战机。因此，他更看重实际敌情，而不是纸面上的部署。这种作风在游击战争中极有价值，却容易同后来建立起来的统一指挥体系发生冲突。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四军成立。高敬亭出任第四支队司令员，部队主要活动于皖中和皖东一带。1938年5月，他率部在巢县蒋家河口袭击日军，打响了新四军对日作战的重要一仗。此后，部队又在棋盘岭等地设伏，利用地形打击日军运输线，取得较好战果。
有意思的是，当时连国民党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战斗的影响，蒋介石曾发来嘉奖电。高敬亭的军事能力，由此更加突出；可他的地方影响越大，军部对指挥权和干部管理的担忧也越重。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加紧推行“溶共”政策，桂系部队不断向新四军活动区域施压。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要求部队向东发展，开辟新的抗日区域。高敬亭却认为，大别山是多年经营的根基，贸然东进，既可能丢掉根据地，也可能使部队陷入被动。
他的顾虑并非毫无根据，但处理方式逐渐激化了矛盾。
他多次以敌情不明为由，对东进部署执行迟缓；在干部任用和政工工作上，也同军部派来的人员产生隔阂。有人批评他搞独立性，排斥外来干部；而在高敬亭看来，一些人不了解地方情况，却频繁干预部队事务。
双方缺少缓冲。
真正把事情推向失控的，是第四支队内部发生的变故。高敬亭曾任用的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携带财物投奔国民党。两人的叛变，使高敬亭作为支队军政主官承担了直接责任。军部随后在青龙场召开会议，原本针对杨、曹二人的问题，逐渐扩大到对高敬亭本人作全面批评。
“你是否承认抗拒东进？”
“部署有争议，但不是拒绝抗日。”
类似争辩，后来被写进不同材料之中。问题在于，审查并没有留下足够的复核时间，军事责任、干部矛盾和政治压力很快搅在了一起。
更严重的是，高敬亭的处理被同时置于国共关系的危险环境中。国民党方面希望借机削弱新四军，蒋介石很快批准了“就地正法”。在这种压力下，原本应当由中共中央进一步审查、作出决定的案件，迅速进入了执行程序。
6月24日早晨，高敬亭被押往刑场。据在场回忆，他曾表示自己不怕死，但不承认那些强加给他的罪名。传出的那句“共产党人不怕死，但我没有罪”，究竟在何种语境下说出，后世材料存在差异；但他临刑前提出申辩，基本可以确定。
枪声响起时，他年仅32岁。
不到两小时，中央关于将高敬亭调往延安学习的电报抵达。命令与执行之间出现的这个时间差，成为案件最令人痛惜的细节。它至少说明，中央并未明确要求立即处死，而地方处理已经走到了不可挽回的一步。
高敬亭死后，第四支队部分官兵情绪激烈，部队出现离散和波动，皖东的军事部署也受到影响。这个结果反过来说明，处死一名高级将领并没有消除矛盾，反而使部队信任、干部关系和根据地建设付出了代价。
多年以后，案件才重新进入组织审查程序。1975年，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向毛泽东写信申诉。1977年，总政治部作出结论，明确指出处死高敬亭是错误的。迟来的结论，终于否定了当年仓促处理的依据，却无法挽回一个32岁将领的生命。
万海峰的经历，也和这桩旧案紧紧相连。他少年时期被高敬亭收留，曾在大别山担任警卫员，后来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逐步成长为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88年，万海峰被授予上将军衔。高凤英申诉时，他也曾给予支持。
高敬亭的问题，确有性格强硬、组织观念不足的一面；但这些问题是否达到必须处死的程度，显然需要更慎重的调查和审理。军事失误可以追责，干部矛盾可以调整，政治案件却不能在压力之下仓促落槌。青龙场那场会议留下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冤屈，也是一份关于战争年代组织纪律与决策边界的沉重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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