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我参军体检，与高干子弟动了拳，接兵干部指我：这个兵我要了

我叫赵铁柱，今年六十五了，住在沈阳铁西区一个老小区里。楼下就是早市，每天五点多就被卖豆腐的吆喝声吵醒。我老伴总抱怨，说这房子隔音不好，我说，住了四十年了，习惯了。其实是我舍不得搬，这房子是部队转业时分的，墙皮掉了几茬，暖气片锈了，可住着踏实。

人老了就爱回忆。尤其是每年八一建军节，街道办的人来慰问，送张挂历，送桶豆油，我就想起一九七七年那个冬天。那一年我十八，在法库县农村插队。说是插队，其实我就是那村的人，土生土长的。我爹是生产队的饲养员，我娘在家喂鸡养猪。家里穷，三个小子，我是老大。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六岁就跟爹下地，十岁能挑半桶水，十五岁能扛一袋粮。身子骨结实，饭量大，一顿能吃五个窝头。

七七年秋天，大队广播说征兵开始了。我听了，心里一动。那时候当兵是农村孩子唯一的出路，复员回来能安排工作，吃商品粮，找对象都容易。我跟爹说，我想去。爹蹲在门槛上抽旱烟，抽了半天，说，去吧。娘在旁边抹眼泪，说，当兵苦。我说，我不怕苦。

报名那天，大队部挤满了人。民兵连长拿着花名册，一个个登记。轮到我的时候，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铁柱，你也要去？我说，嗯。他说，你爹同意？我说，同意。他点了点头，把我的名字写上了。

过了半个月，通知来了，让去县里体检。那天早上，我穿上娘给我新做的棉袄，揣了五个煮鸡蛋，跟着大队的拖拉机去了县城。法库县城不大，一条街走到头，可对我来说，比我们村热闹多了。体检站在县医院，门口排了长队，都是各公社来的年轻人，有的穿着军大衣，有的戴着狗皮帽子，一个个又紧张又兴奋。

我排在队伍里，前后都是不认识的人。前面的一个胖子在说，他爹是公社的干部，他这次肯定能走。后面的一个瘦子说，他体检过了三回，这回要是再不过，他就回家种地。我没说话，手里攥着体检表，手心全是汗。

进了医院，一项一项查。量身高，我一米七五。称体重，一百四十斤。查视力，左眼一点五，右眼一点五。内科，外科，五官科，一样一样过。最后是主检，一个戴眼镜的老军医，拿着听诊器在我胸口听了半天，说，小伙子，身体不错。我嘿嘿笑，说，种地的，身体都好。

就在这时候，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个人，二十来岁，穿着军大衣，没戴帽子，头发梳得溜光，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是城里人。他手里拿着体检表，往桌上一扔，说，大夫，快点，我还有事。

老军医抬头看了他一眼，说，排队。那人说，排啥队，我爹是军区的。老军医没理他，继续给我写结论。那人急了，说，你这老头，咋回事？我爹是军区后勤部的张部长，你打听打听。

我站在旁边，心里不舒服。我爹是生产队的饲养员，他爹是军区的部长。可体检也得排队啊。我说，同志，你先排队吧，大家都等着呢。那人转过头，上下打量我一眼，说，你谁啊？管得着吗？我说，我管不着，可你插队就是不对。

他笑了，说，你个农村来的，懂啥叫对不对？我告诉你，这名额是我爹给我留的，我来就是走个过场。我说，名额是给合格的人的，不是给你爹留的。他脸一沉，说，你再说一遍？我说，我说，名额是给合格的人的。

他二话没说，一拳打过来。我没想到他说动手就动手，没防备，挨了一下，嘴角破了。我脾气也上来了，我赵铁柱从小在地里干活，打架没怕过谁。我一把抓住他衣领，把他按在墙上。他挣了几下，没挣开，脸涨得通红。旁边的人赶紧拉架，说，别打别打，这是医院。

正闹着，门又开了。进来一个军人，四十来岁，穿着军装，没戴帽子，脸黑黑的，一看就是风吹日晒的。他身后跟着县武装部的人。武装部的人喊，住手！都住手！

我们松了手。那个军人走到我们面前，看了我一眼，又看了那个高干子弟一眼。他问，咋回事？高干子弟抢先说，他打我！他先动的手！我说，他插队，还骂人，先动的手。那个军人看了我一眼，问，你叫啥？我说，赵铁柱。他又问，哪个公社的？我说，法库县双台子公社赵家窝棚大队。

他没再问我，转过头问那个高干子弟，你叫啥？高干子弟说，我叫张建军，我爹是军区后勤部张部长。那个军人点了点头，说，张建军，你先回去。

张建军瞪了我一眼，走了。那个军人走到老军医面前，拿起我的体检表看了看。他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我，说，赵铁柱，你身体不错。我说，还行。他说，会打枪吗？我说，没打过，但我眼神好，扔石头准。他笑了，说，行。

他转过头，对武装部的人说，这个兵，我要了。

我当时就愣了。我问他，首长，您贵姓？他说，我姓周，接兵部队的。他说，你回去等通知吧。

我出了医院，站在大街上，腿还在抖。不是怕的，是激动的。我摸了摸嘴角，还有点疼，可心里热乎乎的。我坐拖拉机回村，一路上没说话，脑子里全是那句话——这个兵，我要了。

回到家，娘看见我嘴角破了，问咋回事。我说，没事，碰的。爹在屋里听见了，出来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晚上吃饭的时候，爹问我，体检咋样？我说，过了。爹点了点头，说，那就好。娘在旁边说，嘴角咋弄的？我说，真没事。爹看了我一眼，说，打架了？我说，嗯。爹说，赢了输了？我说，赢了。爹笑了，说，吃饭。

过了半个月，通知来了。我被分到了沈阳军区某部。走的那天，爹送我到村口，娘给我塞了一袋子煮鸡蛋。爹说，到了部队，好好干，别给家里丢人。我说，知道了。娘哭了，说，常来信。我说，嗯。

我坐上大卡车，看着爹娘的身影越来越小，心里酸酸的。可我没哭。我赵铁柱，从今天起，就是个兵了。

到了部队，新兵连三个月，苦得没法说。早上五点起床，跑五公里，回来叠被子，练队列，练投弹，练射击。我身体底子好，可射击不行。第一次打靶，五发子弹，我打了三十环，脱靶两发。班长骂我，说，你眼神好有个屁用，枪都端不稳。我没吭声，晚上别人睡了，我偷偷练端枪，胳膊上吊着砖头，一端就是半小时。练了一个月，第二次打靶，我打了四十五环，优秀。班长说，赵铁柱，你小子行。

新兵连结束，我被分到三连二排五班。下连队第一天，我背着背包走进宿舍，一眼就看见了张建军。他也看见了我。他坐在床上，穿着新军装，脸还是那么白。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哟，农村兵也来了。

我没理他，把背包放在靠门的床上。他走过来，说，赵铁柱，咱俩又碰上了。我说，嗯。他说，你别得意，我爹是部长，你啥也不是。我说，我是兵，你也是兵，一样。他哼了一声，走了。

从那天起，我俩就较上了劲。训练的时候，他跑五公里，我也跑五公里。他投弹投四十米，我就投四十五米。他打靶打四十五环，我就打四十八环。他爹是部长，从小营养好，身体也不差。可我从小干活，耐力比他强。每次连队考核，我都是前几名，他中不溜。他心里不服，可没办法。

有一次，连队搞拉练，走山路，背三十斤装备，走五十里。走到一半，张建军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喘气。我走过去，说，咋了？他说，你走你的，别管我。我没走，把他背包拿过来，挂在自己身上。他说，你干啥？我说，都是战友，互相帮一把。他没说话，站起来，跟着我走。到了终点，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从那以后，他对我态度好点了，不叫“农村兵”了，叫“赵铁柱”。

可真正让我俩关系变了的，是一件事。

那年冬天，连队去农场劳动。农场在沈阳郊区，种水稻。东北的冬天，冷得能把人鼻子冻掉。我们穿着棉衣棉裤，在稻田里挖沟。土冻得硬邦邦的，一镐下去，一个白印。我干活不惜力，一镐一镐地刨。张建军在旁边，也刨，可他哪干过这活，刨了几下，手上就起了泡。我看他呲牙咧嘴的，说，你歇会儿。他说，不用。我说，手都起泡了，还不用。他说，我不能让你看扁。我说，谁看扁你了？他说，你。我说，我没看扁你，我就是觉得你没必要硬撑。他说，你懂啥。

我没再劝。过了一会儿，他手心的泡破了，血渗出来，镐把都染红了。他还在刨。我走过去，把他镐抢过来，说，你去那边歇着，这点活我替你干了。他说，不用你替。我说，我不是替你，我是怕你把手废了，以后打不了枪。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走到田埂上坐着。

那天晚上，回到营房，我找卫生员要了点纱布和药。他坐在床上，手心疼得直咧嘴。我把他的手拉过来，给他上药。他说，你轻点。我说，忍着。他说，赵铁柱，你为啥帮我？我说，你是战友。他说，你以前不是看我不顺眼吗？我说，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他说，为啥？我说，因为你今天没当孬种。

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然后他说，赵铁柱，我爹是部长，可我知道，你比我强。我说，你也不差。他说，我爹给我铺路，我没吃过苦。你不一样，你都是自己挣的。我说，出身不一样，可到了部队，都一样。他说，嗯。

从那以后，我俩成了朋友。他教我看书认字，我教他种地干活。他爹寄来的罐头，他分我一半。我娘寄来的炒黄豆，我分他一半。连队的人都说，赵铁柱和张建军，一个是农村的，一个是城里的，咋好上的？我们听了，都笑。

转眼到了七九年，边境有事。我们部队接到命令，准备上前线。那段时间，训练更紧了，天天练战术，练射击，练投弹。张建军跟我说，铁柱，要是上了战场，你怕不怕？我说，怕啥，当兵就是为了打仗。他说，我怕。我说，怕正常。他说，我怕我爹觉得我不行。我说，你爹是你爹，你是你。他说，嗯。

后来，我们没上去。前线战事结束了，我们部队转入了正常训练。张建军他爹把他调走了，调到军区机关。走的那天，他收拾行李，我帮他捆背包。他说，铁柱，我走了。我说，嗯。他说，我会想你的。我说，我也会想你的。他说，以后你转业了，来沈阳找我。我说，行。

他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坐在床上，心里空落落的。他留下了一个笔记本，封面上写着“送给赵铁柱”。我翻开，里面是他写的字：铁柱，你是我的好战友。这辈子，我张建军没服过谁，就服你。你教会了我，人活着，得靠自己。

我看了，鼻子一酸。我把笔记本收好，放在枕头底下。

后来我转了志愿兵，在部队干了十二年。八九年转业，分到了沈阳铁西区的一家机械厂，当保卫干事。张建军在军区机关，干到了处长。我们偶尔联系，逢年过节打个电话。他结婚的时候，我去了，随了五十块钱的礼，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才六十。他媳妇是军医院的护士，长得挺好看。他跟我说，铁柱，你也该找了。我说，不急。他说，我帮你介绍。我说，不用，我自己找。

后来我找了老伴，是厂里的工人，叫刘桂芬，人实在，能干。我们结了婚，生了儿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踏实。张建军有时候来铁西区办事，就来找我喝酒。我俩蹲在阳台上，就着花生米，喝老龙口。他说，铁柱，你后悔转业吗？我说，不后悔。他说，你要是留在部队，现在起码是个营长。我说，当营长有啥好，我现在挺好。他说，你呀，就是知足。我说，知足常乐。

他笑了，说，铁柱，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吗？我说，记得，在县医院，你插队，我揍了你。他说，我那时候真不是东西。我说，是挺不是东西的。他说，可你后来还帮我。我说，那是后来。他说，铁柱，我这辈子，交你这个朋友，值了。我说，我也值了。

去年，张建军退休了。他搬到铁西区，跟我住一个小区。他说，老了，想跟老朋友近点。他每天早上来找我，一起去早市买菜。他媳妇跟我老伴去跳广场舞。我俩坐在楼下，晒太阳，下象棋。他棋臭，老输，输了就悔棋。我说，你咋还跟当兵时候一样，耍赖。他说，我啥时候耍赖了？我说，体检那会儿，你不就耍赖吗？他笑了，说，那事儿你记一辈子？我说，记一辈子。

前几天，街道办来慰问，送了一张挂历，上面印着军旗。张建军看见了，说，铁柱，咱俩照张相吧。我说，照啥相？他说，就照一张，穿着军装。我说，早没军装了。他说，我找了两套，老式的，我托人弄的。他拿出来，一套给我，一套给他。我俩穿上，站在小区门口，让老伴给照了一张。照片洗出来，我看着，两个老头，穿着旧军装，站在那儿，一个黑，一个白，都老了。

张建军看着照片，说，铁柱，你说咱俩，一个是农村的，一个是城里的，咋就成了朋友？我说，因为咱俩是战友。他说，嗯，战友。他把照片收好，说，我走了。我说，明天来下棋。他说，来。

我站在楼下，看着他走远。他背有点驼了，走路慢腾腾的。我想起四十六年前，在法库县医院，他穿着军大衣，头发梳得溜光，站在那儿，一脸傲慢。我又想起接兵干部周连长，站在我面前，说，这个兵，我要了。

那句话，改变了我一辈子。要不是那句话，我可能就在赵家窝棚种地，娶个农村媳妇，生几个娃，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可那句话，让我当了兵，见了世面，认识了张建军，有了现在的生活。

我摸了摸嘴角，那里早就不疼了。可每次想起来，都觉得那拳挨得值。有时候我想，人这一辈子，关键的就那么几步。七七年那个冬天，我迈出了那一步。从那以后，路就宽了。

天快黑了，老伴在楼上喊我吃饭。我应了一声，往家走。路过楼下棋摊，老李头喊我，铁柱，来一盘？我说，不来了，吃饭。他说，你天天跟张建军下，不跟我下。我说，明天，明天跟你下。

我上了楼，老伴把饭菜摆好了。儿子打电话来，说周末带孙子来。我说，好。挂了电话，我坐在桌前，看着那张照片。两个老头，穿着旧军装，一个黑，一个白，都笑着。

我端起碗，扒了口饭。窗外，沈阳的夜亮了，万家灯火。我想，这辈子，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