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24日，北京北海公园，重病中的周恩来在医护人员陪同下短暂散步。走到湖边时，他没有继续前行，只是望着水面沉默了片刻，随后问身边工作人员：“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大家面面相觑。周恩来没有责怪，只把声音压低，说：“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
这句话，牵出的并不只是一个纪念日。对周恩来而言，老舍是抗战时期并肩工作的文化朋友，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被他反复邀请、寄予厚望的文学家。更深一层，是一份始终没有放下的愧疚。
老舍原名舒庆春，1899年出生在北京一个贫寒家庭。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等处任教，并以小说《离婚》《猫城记》等作品成名。他写市民生活，熟悉北京口语，笔下人物往往带着烟火气，却不失对社会现实的审视。
抗日战争爆发后，文人的选择不再只是写什么，也包括为谁而写、在什么处境下写。1937年北平失守，老舍辗转来到武汉，后来又赴重庆从事抗战宣传。他曾明确表示，自己不是为了党派身份而行动，而是“谁真正抗战我就跟着谁走”。
当时的周恩来正在武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文化界人士共同努力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周恩来出席成立大会，并担任名誉理事；老舍担任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承担了大量具体事务。
有意思的是，老舍起初并非那种与政治组织往来密切的作家。周恩来却看重他的声望、责任感和组织能力，亲自做工作，争取各方支持。老舍也逐渐认识到，文学不能只停留在书斋里，民族危亡之际，文字同样可以成为动员民众的力量。
抗战岁月里，老舍创作了《国家至上》《张自忠》等作品，参加座谈、演讲和募捐活动。生活并不宽裕，他仍把有限的钱尽量留给家人。周恩来关心的不只是文协的工作，也常过问文艺界人士的生活状况，能协调的地方尽力协调，能提供的帮助尽量提供。
抗战胜利后，老舍赴美国讲学和写作。曹禺较早回国，老舍则因为《四世同堂》尚未完成，加上创作环境等原因，继续留在海外。周恩来没有因此疏远他，反而多次致信或托人转达回国邀请。
1949年夏，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周恩来谈到文化建设时，曾表示文艺界还缺少老舍这样的重要作家。随后，郭沫若、茅盾等人联名致函。收到消息后，老舍开始筹备回国，年底回到北京。
这次归来，对老舍并非普通的故乡重返。他曾对友人说，自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邀请回来的。周恩来与他见面时，谈到新中国的文艺工作，强调作家要面向人民，尤其要深入工农兵的生活，而不能只满足于旧有的写作习惯。
1950年，老舍当选北京市文联主席。这个安排体现了周恩来对其文学成就和政治立场的信任。老舍没有把这种信任当作荣誉包装，而是很快投入新的创作实践。
那年夏天，周恩来与老舍谈到北京城市改造。老舍说，准备写一部以龙须沟变化为题材的话剧。周恩来听后回应：“一定要去看看，写出真实生活来。”
龙须沟位于北京南城，旧社会环境恶劣，百姓长期受到污水、臭沟和贫困困扰。老舍没有凭空构思，而是深入当地访问，听居民讲生活，观察沟渠治理和街区变化。后来完成的《龙须沟》，便以普通人的命运转折为中心，写出了城市改造背后的社会意义。
1951年，《龙须沟》在北京演出，周恩来多次观看并给予肯定。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一次演出中，他还对演员们说：“今天我也到龙须沟来了。”这句带有周恩来一贯风格的话，既是对剧作的肯定，也说明他把文艺作品看作了解社会、联系群众的一种方式。
遗憾的是，老舍后来没有等来一个平稳的创作环境。1966年8月24日，他遭受冲击后离家，次日在北京太平湖被发现。关于他最后的遭遇，家人和相关人员留下过不同回忆，但日期与地点有明确记录。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十分痛苦。老舍是他在抗战年代争取回国、在新中国成立后亲自关心的作家，如今却以这样的方式离世，这件事成为他心中难以排遣的重负。
因此，1975年北海湖畔的那次问话，未必只是周恩来对工作人员讲述往事。那一天，他记得日期，也记得一个作家怎样从战火中的武汉走来，怎样回到北京，怎样写下《龙须沟》，又怎样在动荡中离去。对周恩来来说，老舍的名字始终没有从记忆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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