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下旬，南京日军监狱里，汪锦元、陈一峰被突然提了出来。看守只说有人来接，至于去哪里、能否活着离开，两人都不清楚。直到李德生赶来，才低声告知：“新四军扬帆部长带你们回根据地，沿途不要谈任务。”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释放。
此时的日本，已被太平洋战场拖得疲惫不堪。1944年下半年以后，日军在多个战场接连失利，华中地区的新四军却仍在不断袭扰铁路、据点和运输线。日本方面盘算着，若能让中国战场暂时安静下来，便可以抽调兵力应付太平洋方向。
新四军是华东战场上绕不开的力量。日军想谈“局部和平”，却找不到合适的突破口，于是把目光投向了监狱里的共产党人员。李德生被释放后，辗转抵达根据地，向扬帆报告了日军希望接触新四军的意图。
扬帆没有急着相信。
他先对李德生进行审查，核对被捕经过、关押地点以及日方谈话内容。李德生说明，敌人曾询问他是否知道陈毅、饶漱石等人的联络方式。日军显然已经焦急，却又不愿承认自己是在求和。
情况上报后，华中局和新四军方面请示中共中央。中央同意先接触，重点不是答应谈判，而是摸清日军的真实打算。于是，扬帆奉命前往南京，与侵华日军总部人员见面。
日军摆出了罕见的“礼遇”。侵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出面接待，还安排宴请，并为扬帆一行调拨汽油，供其在南京乘车使用。在物资紧张的1945年，这种安排确实说明日方急于建立沟通渠道。
今井武夫还提出，可以交出一名新四军叛变人员，以此表示诚意。扬帆并未接招，只说自己的级别不足以决定重大事项，情况需要带回去报告。
有意思的是，真正改变谈判气氛的，并不是宏大的停战条件，而是一句看似简单的询问：“汪锦元和陈一峰，能不能先放出来？”
今井武夫明白，这是一道试金石。若连两名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员都不肯释放，所谓谈判就很难让人相信。很快，日方答复可以放人。1945年5月28日，扬帆离开南京时，汪锦元、陈一峰也被带出了南京，随后抵达淮南根据地。
汪锦元为何值得新四军专门提出？
他不是普通的被捕人员。汪精卫投敌后，在南京建立伪政权，汪锦元凭借熟练的中日语言能力，于1940年9月进入汪公馆，担任汪精卫的日语翻译和随身秘书。这个位置看似只是翻译，实际上能够接触汪伪高层会议、日方来往文件和密谈内容。
汪锦元的语言能力，来自特殊的家庭经历。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早年在日本生活，后来又回到上海。少年时期的颠沛和在日本遭受的歧视，使他对日本社会和侵华势力有着直接认识，也让他掌握了中日两种文字。
真正使他走上隐蔽战线的，是在上海工作的经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先后在日本人开办的通讯机构和报社任职，接触到大量涉华情报。经日本籍共产党员西里龙夫等人联系、考察，汪锦元于1936年12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进入汪公馆后，他承担的已不只是翻译工作。1940年汪伪政权与日本签订《日华基本关系条约》期间，汪锦元设法接触并传递相关文件；有关所谓“日支关系调整纲要”的内容，也通过情报渠道送出。材料经整理后传往延安，为中共中央判断日汪关系提供了依据。
南京情报组由此形成。汪锦元负责获取核心信息，李德生承担联络，陈一峰、西里龙夫等人分处不同岗位，彼此采用单线联系。汪锦元将情报交给李德生，再由交通人员转送上海，避免一处暴露牵连全线。
但隐蔽工作没有侥幸。
1942年7月29日，日本宪兵突然闯入汪公馆，将汪锦元逮捕。同日，李德生、陈一峰等人也被捕。案件牵涉日本特高课侦破的佐尔格国际间谍案，三人先被关押在上海，后押往日本，最终又被送回南京。审讯中，他们遭受酷刑，却没有供出组织关系。
1943年4月1日，在汪伪方面交涉下，三人被押回上海，刑罚改为无期徒刑，随后继续关押。对汪锦元而言，这段牢狱生活不仅意味着身体上的折磨，也意味着与组织长期失联。正因如此，获释回到根据地后，他还要接受严格审查，重新说明经历和关系。
1945年7月，党组织正式恢复汪锦元的组织关系，并安排他到联络部门工作，级别定为团级。两个月后，抗日战争胜利。此后他仍在上海从事相关工作，直至1992年因病去世。中文日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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