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江西南昌，73岁的黄维在女儿陪同下走到方志敏墓前。墓碑前没有随行人员的长篇介绍，也没有复杂仪式，老人只是站了很久，随后失声痛哭。半个多世纪前，两名江西青年曾有过相近的志向；走到人生尽头时，一个成为烈士，一个却成了被俘的国民党将领。
黄维与方志敏相识于求学时期。两人年龄相差约5岁，都出生在江西，青年时代都不甘心埋头过日子。那是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年代，《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在青年中传播，国家往哪里走，成了许多人绕不开的问题。
1924年，黄埔军校筹办之际，黄维和方志敏一度准备报考。按照后来留下的回忆，方志敏曾帮助黄维在上海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两人也一起参加了初试。黄维后来南下广州，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方志敏则因接受革命组织安排，返回江西开展工作。
这一次分别，改变了两人的人生轨迹。
方志敏没有走进黄埔课堂。他先后在江西组织工农运动，创建革命根据地，参与领导弋阳、横峰一带的斗争，并成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1934年，他又担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主要领导人之一。部队遭到国民党军围堵后，方志敏于1935年1月被捕，同年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
黄维走的则是另一条路。黄埔毕业后，他参加东征、北伐，凭借军事才干逐步升迁。黄维性格内向，喜欢读书和钻研，后来还被一些人称作“书呆子”。但这个称呼容易遮住另一面：在战场上，他并不怯战，甚至相当强硬。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黄维奉命接任第十八军第六十七师师长，投入罗店战斗。罗店是淞沪战场上的要地，争夺极其惨烈。黄维到任时，部队已经伤亡严重，他没有留在后方发号施令，而是赶到前线组织防御。
激战持续数日，部队伤亡不断，基层军官接连倒下，师部人员也被迫拿起武器。黄维多次负伤，仍坚持指挥。后来，第六十七师所剩兵力已经不足千人，上级命令撤退，他才离开阵地。罗店一战，使黄维在国民党军中声名大振。
此后，他参加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以及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作战。抗战时期的黄维确实打过硬仗，也表现出较强的带兵能力。必须承认，这段经历不能因为他后来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就被简单抹去。
问题在于，战场上的勇敢，并不等同于政治选择正确。黄维长期把效忠蒋介石视为报国，把个人服从当作国家责任。抗战结束后，国共内战全面展开，他继续为国民党军队作战，最终走向了与人民相对立的位置。
1948年12月，淮海战役进入关键阶段，黄维担任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官。兵团在双堆集地区被解放军包围，突围失败后，黄维于12月15日被俘。那时的他很难接受失败，仍相信国民党可能重新组织力量，也没有立刻承认自己此前道路的错误。
黄维被送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后，改造过程并不顺利。他有自己的坚持，也有自己的执拗，曾长时间抱着旧观念不放。管理人员没有因他的抵触而放弃，医疗人员还对他的疾病进行治疗。在生活条件并不宽裕的年代，管理所对一些患病战犯给予照顾，这种耐心最终一点点改变了黄维。
有意思的是，黄维在改造期间还迷上了永动机。他反复计算、制作模型，认定只要继续研究，总能找到突破口。工作人员向他解释物理学原理，他却不肯轻易服气。这个细节看似琐碎，却很能说明他的性格：认准一件事，便会钻进去；方向一旦错了，也很难马上回头。
真正的转变并非一句话完成。黄维逐渐接触到新中国的社会变化，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参加内战的意义。26年的改造之后，他于1975年获得特赦，成为最后一批被特赦的国民党战犯之一。出狱后，他参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撰写和整理有关历史的回忆材料，晚年还担任政协委员。
两年前后，黄维终于来到南昌。听说方志敏烈士墓就在当地，他执意前往。面对墓碑，他想起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窗旧谊，而是青年时代那次共同赴沪、共同谈论国家前途的经历。
据相关回忆，黄维在墓前反复念叨：“方大哥，我对不起您。”这句话很短，却包含着他对半生道路的重新判断。方志敏当年没有进入黄埔，却在江西走上了革命道路；黄维进入了黄埔，也成为抗日战场上的将领，却在内战中站到了错误的一边。
墓前的哭声，并不能改写方志敏牺牲的事实，也不能抹去战争造成的伤害。它只能说明，一个人在晚年终于承认，自己曾经把忠诚交给了错误的对象。曾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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