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香港，画家张大千带着徐雯波和年幼的女儿离开大陆，家中留下的，不只是未完成的画稿，还有一群需要照料的孩子。这个决定后来被反复议论：有人说他重情重义，有人说他薄情寡恩。可真正复杂的地方在于，张大千把艺术人生经营得极其辉煌，却始终没有处理好家庭中的责任与亏欠。
张大千1899年出生于四川内江，原名张权。张家重视读书，母亲曾教他绘画，兄长张善子也很早看出他的天分。少年时期，他原本被安排学习织染，却没有放弃画笔。后来在兄长帮助下，他前往上海求学，接触书画名家，逐渐走上职业绘画道路。
有意思的是，他早年并非一开始就以“大千”之名行世。1918年，他曾到松江禅定寺请求出家，住持为他取法名“大千”。但在正式剃度前，他还是离开了寺院。这个名字却被保留下来，日后成为画坛最响亮的名号之一。
张大千成名，靠的不是单纯模仿。他曾长期临摹石涛、八大山人等人的作品，笔墨功夫深厚，甚至达到真假难辨的程度。可他没有停在仿古阶段，后来远赴敦煌，花费数年临摹壁画，重新理解中国绘画中的线条、色彩和空间。
1941年至1943年间，张大千在敦煌莫高窟整理、临摹壁画。那里的生活十分艰苦，颜料、纸张和交通都不容易解决，洞窟中的风沙与黑暗也给身体带来负担。杨婉君曾陪同前往，并承担了不少生活照料工作。敦煌经历使他的绘画面貌发生变化，也让他在传统绘画之外，拥有了更开阔的艺术视野。
他的婚姻与情感经历，却远比画面复杂。张大千前后有过多段婚姻，曾正蓉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她性情温和，长期承担家庭事务。张大千后来迎娶黄凝素，两人育有多个子女，家中孩子的抚养问题，也逐渐落到了曾正蓉身上。
“孩子们怎么办？”有人曾这样问过他。
张大千的选择，是把孩子留给曾正蓉照料，自己带着徐雯波及女儿继续辗转。这件事之所以刺目，不仅因为他离开了家庭，更因为那个年代的女性往往没有太多选择。曾正蓉没有把孩子推开，而是承担起了母亲般的责任。至于张大千是否尽到了父亲义务，不能只用一句“艺术家身不由己”轻轻带过。
张大千与李秋君的关系，也常被后人称为一段没有正式婚姻的知己情谊。李秋君出身书香家庭，懂绘画，能与张大千谈艺术。由于张大千已有家室，李家没有同意两人的婚事，李秋君终身未嫁。张大千收徒时，常把她视作可以共同受礼的长辈，这种特殊关系，在当时画坛留下不少传闻。
不过，传闻终究不能替代事实。关于张大千有多少段感情、哪些人物被称为“夫人”，不同资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民间故事也常有夸张。可以确认的是，他的家庭关系十分庞杂，子女众多，长期分散在不同地方；而他本人，则在战争、迁徙与艺术事业之间不断移动。
离开大陆后，张大千先后在香港、印度、巴西、美国等地生活和创作，后来定居台湾。他把大量精力投入绘画，艺术声誉也不断扩大。到了晚年，他开创泼彩、泼墨风格，画面更加奔放，这与他长期受到眼疾困扰有关。精细工笔越来越难完成，他便用大面积墨色与色彩寻找新的表达方式。
名声越大，生活开销也越高。张大千交游广泛，收藏、宴饮和创作都需要资金，卖画几乎成了维持生活的重要来源。因此，即使年过八旬，他仍在作画。眼力衰退，手腕和体力也不如从前，但画室里的工作并没有真正停止。
更难承受的是接连而来的家庭变故。曾正蓉去世后，张大千失去了长期替他维系家庭的人；李秋君病逝，又让这段跨越多年的知己关系彻底中断。子女的离散、亲人的死亡，以及无法弥补的家庭隔阂，都成为晚年生活中甩不掉的阴影。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病逝，享年84岁。那时他的视力已经严重衰退，陪在身边的主要是徐雯波。画案上留下的，是数十年笔墨积累；家庭中留下的，则是子女、旧人和一段始终没有真正理清的关系。
艺术成就可以由作品证明，家庭责任却很难用名望抵消。张大千把中国画带到更广阔的世界，也把自己的情感与家庭留在了漫长迁徙途中。那些被留下的人，才是这段故事里最沉默、也最难绕开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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