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广西庆远府，石达开大军是否曾因一名叫张遂谋的军师突然失踪而陷入混乱？这个故事近些年在网络上流传很广，帐篷、血迹、铜拐杖和暴雨，被描绘得有鼻子有眼。但翻检《太平天国史》及相关清方档案，却很难找到“张遂谋”“小诸葛”这些关键记载。
这不是一个小遗漏。
太平天国将领众多，石达开部下也有不少能征善战之人。可是，若真有一名长期担任军师、参与九江和安庆等重要战事，甚至能够左右石达开军队去向的人物，不可能只留下几句传闻。清军奏折、地方志、太平军文书和后来的战事记录，都应当留下相互印证的痕迹。
偏偏没有。
故事中所谓“蔡次贤因主张返回天京而被张遂谋斩杀”，同样缺乏可靠史料支撑。更值得注意的是，原文把许多真实人物和真实战事重新拼接，再塞进一个来历不明的军师，便形成了一个戏剧性很强的“庆远府暴雨谜案”。
石达开的真实经历，已经足够复杂，并不需要靠虚构人物来增加传奇色彩。
1856年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严重分裂。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其部众，石达开回到天京后，曾要求洪秀全惩办韦昌辉。韦昌辉被杀后，洪秀全又对石达开产生猜忌。1857年，石达开离开天京，率部出走。
这次出走，不是简单的“带兵赌气”，而是太平天国内部权力结构彻底失衡后的结果。石达开名望很高，部下也多，但他离开天京后，既缺乏稳定的根据地，又难以获得持续的粮饷补充。军队规模越大，转战各地时的负担便越重。
有部将劝他回天京，也有人主张向西发展，这类意见分歧完全可能存在。乱世之中，粮食、道路和地方支持，比一句“奇谋”更能决定军队能走多远。但具体到某个人被斩、某名军师突然失踪，必须有证据，不能只凭故事的完整程度来判断真假。
1860年前后，石达开部队在广西、湖南、贵州一带活动，处境并不稳定。庆远府位于广西西部，是山地交通和地方防务的重要区域。石达开军队经过这里，或许留下过战事和地方记忆，但“暴雨之夜军师失踪”的细节，目前看不到可信出处。
至于九江战事，原文的讲法也有明显问题。石达开确实参与过长江中游的军事行动，太平军也曾控制九江、安庆等地，但把一场复杂战事说成“挂白旗诱敌，再派小船断粮”，并由张遂谋一人设计，属于典型的传奇化叙述。真实战争往往由水师、城防、粮道和各部协同决定，很少是一个军师凭一计扭转全局。
石达开后来失败，也不能归结为“少了张遂谋”。他的困境，来自多重因素：天京政权内部互不信任，西征部队长期流动作战，缺乏稳固基地，地方社会不愿持续供应粮草，清军又逐步恢复了组织能力。石达开本人有威望，却没有建立起足以支撑长期战争的政治和后勤体系。
“没有军师便不会行军”的说法，听起来痛快，却遮蔽了真正的问题。
1863年，石达开进入四川，试图通过大渡河一带打开局面。清军在当地组织围堵，石达开部队受到地形、粮食和兵力的多重限制。经过交涉，石达开于同年在大渡河附近向清军方面投降，希望保全部众，但清方并未兑现承诺，石达开及其部下随后被处死。关于他的结局，清代文献和后来的研究虽有细节差异，时间与地点的大框架却相当明确。
有人把张遂谋写成“比诸葛亮还厉害”的人物，甚至安排他在石达开临刑前被反复念及。这些对白很有感染力，却不是历史证据。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一个拥有较高军事声望的将领，最终仍无法摆脱孤军深入、粮道断绝和内部离心的命运。
历史写作最怕把疑问写成答案。
“张遂谋是否存在”，可以继续查证；“庆远府暴雨中发生了什么”，也可以等待新材料。但在可靠文献出现以前，把这段故事当作确定史实，甚至据此解释石达开的失败，显然站不住脚。那个神秘军师没有留下可核实的生平，留下的，更多是后人对太平天国兴亡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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