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北平中南海，毛泽东谈到广东人事安排时，特意向叶剑英提起了一个名字：莫雄。此时的莫雄已经离开军界多年，人在香港，身份也颇为特殊。毛泽东却叮嘱叶剑英：“莫雄是我们党的老朋友、好同志，到广东后，一定要找到他。”
这句嘱托，背后牵着一份改变红军命运的绝密情报。
1934年9月，江西中央苏区面临第五次反“围剿”。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用堡垒、铁丝网和层层推进的方式，将中央红军压缩在瑞金一带。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参与了相关规划，蒋介石对此颇为得意，甚至扬言要把“剿攻大业毕其于一役”。
计划看起来严密。各路部队按指定区域推进，沿线修筑碉堡，设置铁丝网，逐步切断红军的机动空间。若等到部署全部完成，中央苏区的处境将极其危险。红军此前依靠运动战打破围堵的办法，很可能难以施展。
偏偏这份计划并没有停留在庐山会场。
能接触到它的人，正是赣北第四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按照常规，他的级别未必足以参加这种核心会议，但庐山所在区域归其管辖，加上此前“剿共”成绩被蒋介石认可，他获得了入场资格。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眼中的“得力部属”，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将领。
莫雄1891年出生于广东英德。16岁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也经历过护国、讨伐陈炯明等军事行动。他资格老，作战经验丰富，在国民党军政圈内被不少人称作“莫大哥”。
然而，北伐后蒋介石逐渐掌握军权，莫雄这类早期革命者反而受到排挤。莫雄不善于经营派系，对蒋介石的独断作风也颇有不满，曾参与反蒋活动。那些行动相继失败后，他开始重新思考：孙中山所说的革命，究竟应当走向哪里？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周恩来得知莫雄有意加入共产党，考虑到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便通过李克农转告他，不必急于取得组织身份，若能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开展工作，同样可以发挥作用。
莫雄接受了这个安排。
1934年，他在前往南昌途中遇到杨永泰。杨永泰是蒋介石的重要幕僚，便劝莫雄留在江西任职。莫雄很清楚，江西正是中央红军活动的核心区域，于是答应下来。蒋介石给了他两纸委任状和3000元经费，让他自行组建班底。
这支班底里，出现了项与年、严希纯、卢志英等人。他们有的担任秘书，有的负责文书，实际上承担着搜集情报、传递消息的任务。莫雄的辖区随即成了一个特殊的情报窗口。
为了避免莫雄过早暴露，红军与其部队交锋时，往往有意控制战斗规模，甚至让外界形成“莫部剿共有功”的印象。莫雄因此得到蒋介石嘉奖，也获得了参加庐山会议的机会。
会议结束后，真正的考验才开始。
当晚，莫雄回到驻地，关上房门，把项与年等人叫来。他没有长篇解释，只把那份文件摊在桌上。众人看完，屋内一时没有人说话。
有人问：“大哥，现在怎么办？”
莫雄回答：“马上抄下来送出去，出了问题我担着。”
文件不能原样带走。项与年连夜整理内容，随后冒险出发。为躲避盘查，他一路化装成乞丐，风餐露宿，辗转向瑞金赶去。抵达后，这份情报被送到周恩来手中，中央红军据此掌握了国民党军的部署。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间早于敌军“铁桶”计划完全合拢。蒋介石后来发现红军已经转移，却始终无法确定消息究竟从何处泄出，莫雄暂时躲过了追查。
这并不是他唯一一次冒险。
此后莫雄在贵州任职期间，也曾利用职务便利为红军活动提供帮助。事情败露后，蒋介石震怒，甚至下令将其处决。由于莫雄在军政界仍有旧交，多方斡旋之下，他才保住性命。1949年，薛岳又怀疑他与共产党有关，莫雄被列入暗杀名单，只得前往香港避险。
中央没有忘记那份情报。关于它直接挽救了多少红军，史料中常以8.6万人概括其影响，这个数字对应的是当时中央红军的生存危机，而非一场普通战斗的伤亡统计。可以确定的是，情报使红军提前作出战略转移，避免了被敌军合围的严重后果。
广东解放后，叶剑英按照毛泽东的嘱托寻找莫雄，并邀请他返回广东。莫雄先后担任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也曾赴北京与李克农等人会面。
1980年，莫雄在广东去世，享年89岁。那份藏在国民党军政系统内部、经由一名少将传出的情报，至此才真正与他的名字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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