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腊月廿三，我攥着那张从沈阳到哈尔滨的硬座票挤上火车的时候，棉袄兜里还揣着给老娘抓的草药，三块七毛钱一服，总共抓了六服，花了我二十二块二，那是队里年底分红的大半。
车厢里人贴着人，脚底下塞满了麻袋和鸡笼子，空气里混着旱烟味和汗酸味，我找到自己座位的时候，看见对面已经坐了人。
那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袖口磨出了毛边，脖子上挂着一块纸牌子，上面用墨汁写着字，我看不太清，只看见她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手腕上铐着一副明晃晃的手铐，铐子中间连着铁链，链子短得她只能把手并拢着放在腿上。
她旁边坐着一个穿军大衣的男人，四十来岁，脸黑得像灶膛，闭着眼打盹。
女人对面坐着一个老太太，怀里抱着个包袱，一直拿眼瞟那副手铐，瞟一眼就赶紧把目光挪开。
我坐下来的时候，女人抬头看了我一眼，那双眼让我记了半辈子，眼皮肿着，眼珠子发黄，像熬了三天三夜没合眼，可眼底那点光没灭，硬邦邦地戳着人。
火车咣当咣当开了两个钟头，天擦黑的时候，车厢里有人开始啃干粮。
我从包里摸出老娘烙的苞米面饼子，掰了一块往嘴里塞，饼子硬得硌牙，我拿水壶灌了一口凉水。
对面那女人嘴唇起了白皮，一道一道的裂口，她舔了舔嘴唇，嗓子眼里发出一点动静，很轻，像猫叫。
旁边那军大衣男人睁开眼，扫了她一下，又闭上了。
我攥着水壶犹豫了半天，那水壶是军绿色的，上面掉了漆，是我爹留下的。
我看看那女人，又看看军大衣，手心里全是汗。
最后我还是把水壶递过去，小声说，喝一口吧。
军大衣男人睁眼了，盯着我。
我说，同志，她渴了。
那男人没吭声，又闭上了。
女人接过水壶，手铐哗啦响了一下，她仰头灌了两口，喉结上下滚，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打湿了蓝布棉袄的前襟。
她把水壶递还我的时候，手指头碰了一下我的手，凉得像冰。
我赶紧把水壶收回来，心口跳得厉害。
后半夜车厢里的人都东倒西歪睡了，我迷迷糊糊打盹，感觉有人碰我的包。
那包就搁在我腿上，是个帆布袋子，里面装着草药和几件换洗衣裳，还有我攒的十五块钱，用油纸包着塞在夹层里。
我猛地睁眼，看见那女人正盯着我的包看，手铐搁在膝盖上，没动。
她见我醒了，把目光挪开，盯着车厢顶上那盏黄乎乎的小灯泡。
哈尔滨到站是凌晨四点，天还黑着。
军大衣男人站起来，拽了一下手铐链子，女人跟着站起来。
走过我身边的时候，她脚步顿了一下，低头看了我一眼，然后下巴往我包的方向点了点，就一下，很轻，不仔细看根本瞧不出来。
我愣在那儿，看着他们挤下车。
站台上有人接，两个穿制服的。
女人被推搡着往前走，蓝布棉袄的背影在昏黄的路灯底下晃了两晃，不见了。
我背着包往出站口走，心里直打鼓。
走到站前广场，路灯底下我把包打开，草药还是那六服，衣裳还是那几件，油纸包还在夹层里。
我把油纸包掏出来，打开一看，十五块三毛，一分没少，底下多了一张叠成指甲盖大小的纸片。
我把纸片展开，上面用铅笔写了五个字：翻毛皮鞋厂。
字歪歪扭扭，像是用指甲刻出来的。
我站在腊月凌晨的冷风里，腿一软就坐在了马路牙子上。
翻毛皮鞋厂，那是我爹原先上班的地方，六六年我爹被厂里开除，说是投机倒把，他半夜跳了松花江。
那事儿过去七年了，家里从来不提，我妈把爹的照片都烧了，只在每年三十晚上偷偷抹眼泪。
这女人怎么知道我爹？
怎么知道我爹在翻毛皮鞋厂？
我攥着那张纸片，手抖得点不着烟。
旁边一个扫大街的老头推着车过去，扫帚蹭在地上沙沙响。
我把纸片揣进棉袄里兜，站起来往家走。
到家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我妈在灶上熬粥，苞米面糊糊的味儿飘得满屋都是。
她见我回来，问我药抓了没，我说抓了。
她又问路上冷不冷，我说不冷。
我钻进里屋，把那张纸片塞进炕席底下，整个人像被抽了骨头，一下子瘫在炕上。
我妈在外头喊我吃饭，我应了一声，嗓子眼发堵。
那五个字在脑子里转，转得我头疼。
翻毛皮鞋厂，七年前的事，一个铐着手铐的女人，她到底是谁？
我翻身坐起来，把炕席底下的纸片又摸出来，凑着窗户缝透进来的亮光看。
纸片背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铅笔写的，浅得快要看不清了：你爹的东西在厂后墙第三块砖底下。
那天早上我没喝粥，跟我妈说去趟街里买点盐。
我妈说盐还有，别乱花钱。
我说就去看看，出了门就往翻毛皮鞋厂走。
厂子在道外，早黄了，大门上挂着生锈的铁锁，墙皮剥落得一块一块的。
我绕到后墙，数到第三块砖，用手抠了抠，砖是松的，一拽就出来了，里头有个油布包。
打开油布包，里面是一个牛皮纸信封，封着口，没写名字。
撕开信封，里头是两张照片和一封信。
照片上一个是年轻时候的我爹，穿着工装站在厂门口，旁边站着一个人，那人我认识，是我们街道办事处的王主任，现在还在，头发都白了。
另一张照片是王主任和一个人握手的侧影，那人穿着中山装，看不清脸。
信是我爹写的，写给我妈的。
信上说，那年投机倒把的事是王主任栽赃的，我爹替人背了黑锅，真正倒卖厂里物资的是王主任。
我爹说他对不起我妈和我，让别去找王主任，王家兄弟多，我们斗不过。
信的最后一行字被水洇了，模糊不清，只能看出“秀兰”两个字，我妈的名字。
我把东西重新包好揣进怀里，回到家的时候两条腿像灌了铅。
我妈还在灶上忙活，背影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我站在厨房门口，叫了声妈。
她回头，问我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我说没事，就是冻着了。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
第二天我去了一趟王主任家，他家在道里，三间大瓦房，门口停着一辆新自行车，永久牌的，得一百多块。
我没进去，在街对面站了半个钟头，看见王主任拎着一网兜苹果出来，送到隔壁邻居家。
那苹果红得刺眼，我爹死那年，我家连苹果皮都没见过。
我回家把那封信和照片锁进了柜子里，钥匙贴身带着。
我妈问过我一次，说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我说没有，就是上班累了。
她看了我半天，没再问。
开春的时候，我托人打听那个女人的下落。
有人说她判了八年，在呼兰那边服刑。
我又托人捎了二十块钱和两斤白糖过去，没留名字。
捎东西的人回来说，那女人收了东西，啥话也没说，就是笑了笑，眼角有泪。
我没再捎过东西。
那封信和照片一直锁在柜子里，钥匙用红绳拴着，挂在脖子上。
我妈活到八十三岁走的，走之前拉着我的手说，你爹的事，我早就知道了，那信是我让你王婶捎给你的。
王婶就是火车上那个女人的妈，跟我爹一个厂子。
她说那女人在火车上看见我包里的药方子，认出了我。
我妈说，你爹的东西你收好，别报仇，好好过日子。
王主任后来瘫了，三个儿子没一个管他，死在养老院，后事是街道办给办的。
我没去，就在家给我爹烧了张纸。
那副手铐的样子我记了五十年。
有时候半夜醒来，还能听见火车咣当咣当的响，看见那女人仰头喝水，喉结一上一下，水顺着嘴角往下淌。
她指我包那一下，指的不光是那封信，是指给我指了条活路。
人这一辈子，有些债不能讨，有些仇不能报，可你得知道，你爹是清白的。
那副铐子铐住的是她的手，铐不住她心里那杆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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