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16日，北京，康生病逝。这个曾长期身处中共秘密战线、后来进入最高领导层的人，葬礼规格很高，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举行了告别仪式，相关悼念安排也体现出当时的政治地位。
然而，五年之后，情况骤然改变。康生的骨灰被迁出八宝山，原有悼词被撤销，他在党内和历史上的评价也发生根本变化。一个人去世前后，竟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背后不是私人恩怨，而是对其政治责任的重新审查。
康生原名张宗可，1898年出生于山东诸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来赴苏联学习，回国后长期负责情报保卫和审查工作。那段经历，使他熟悉组织程序，也熟悉如何从档案、口供和细节中寻找突破口。
这类能力本身并无善恶之分。用在反间谍和保卫工作上，可能关系到组织安全；用来判断复杂局势，也有其实际价值。问题在于，康生后来把秘密战线中的怀疑习惯，带进了党内政治生活。
延安时期，他担任过中央党校负责人，与许多重要人物有工作交集。1938年，延安举行纪念建党十七周年活动，文艺演出中有京剧《打渔杀家》。康生熟悉京剧，能够打鼓、指挥乐队，也懂书法、绘画和篆刻。
他的艺术修养确实不低。康生曾以“鲁赤水”为名作画，书法和篆刻也颇有功底。有人认为，他在传统艺术方面的涉猎，远超一般政治干部。这个评价可以成立，但艺术才能不能替代政治品格，更不能冲抵政治行为造成的后果。
真正使康生受到历史严厉审视的，是他在政治运动中的做法。1947年至1948年山东土地改革和整党过程中，他参与推动过激烈的审查与斗争。许多干部受到批判，部分地方出现扩大化现象。毛岸英后来曾评价说：“康老整林浩太粗暴了。”这句话，留下了当时干部对其工作方式的直接印象。
有意思的是，康生并不只是依靠职位压人。他善于抓住材料中的一句话、一个身份变化，甚至一处时间上的疑点，然后层层追问。被审查者一旦无法解释，问题便可能被上升到立场和历史问题。
“材料有问题吗？”
“有疑点。”
“那就继续查。”
这种审查逻辑，放在严格的保卫工作中或许有必要；一旦脱离证据边界，便会变成无休止的猜疑。康生最危险的地方，正在于他能够把复杂的人事矛盾，包装成政治问题，把普通分歧变成忠诚考验。
他的秘书凌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凌云早在延安时期便跟随康生，长期担任秘书，彼此相处多年，照理说属于最熟悉、也最受信任的人。但在后来政治风暴中，凌云仍被捕入狱，长期失去自由。亲近并没有带来安全，反而可能因为知道得更多而陷入危险。
这种处理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进一步放大。康生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审查干部、处理案件和推动政治批判方面拥有重要影响。许多老干部、知识分子和革命同志受到冲击，冤假错案由此增加。
康生惯用的办法并不神秘，却极具杀伤力：让人反复交代，要求互相揭发；抓住历史材料中的漏洞，上纲上线；对所谓“坦白”给予有限宽待，又让所有人明白，不交代就会承担更严重后果。
这套办法最可怕之处，是它会制造自我扩张。一个人为了自保，只能继续提供材料；材料越多，牵连的人越多；牵连越广，审查者越容易认为案件“复杂重大”。政治运动由此脱离事实，变成不断加码的循环。
1975年，康生因病情恶化在北京去世，终年77岁。当时他仍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葬礼安排自然带有较高规格。国家下半旗致哀，悼词对其革命经历和历史功绩作了肯定性表述，这与当时的政治位置相一致。
但葬礼并不等于历史结论。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党内开始清理冤假错案，重新审查康生在山东土改、延安整风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责任。过去被掩盖或被淡化的问题，逐渐进入正式审查范围。
1980年，中央有关文件对康生作出否定性结论，撤销原有悼词，其骨灰也被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个处理说明，政治地位可以决定一个人的葬礼规格，却不能永久决定历史评价。
康生身上同时存在两种面貌：一方面，他有地下工作经历，熟悉组织保卫，也确实具备书画、戏曲等方面的才华；另一方面，他把才智用于制造怀疑，把审查变成斗争工具，最终造成严重后果。艺术上的精明，不能掩盖政治上的失误；资历再深，也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理由。
1980年后，关于康生的官方评价逐步固定下来。他的名字不再与革命功绩单独相连，而是与政治迫害、冤假错案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责任联系在一起。八宝山那块墓地，曾经接纳过他的骨灰，后来又成为这段评价变化最直接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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