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初夏，湖南衡山县城，二十四岁的毛泽建被押出牢房。她身上带着刑讯留下的伤痕，脚步却没有乱。行刑之前，亲属设法让她抱到一个婴儿。她以为那就是自己牵挂多日的孩子，反复端详，轻轻抚摸，始终不知道，亲生孩子早已夭折。
这件事之所以令人难受，不只因为她即将面对死亡，还因为她在生命最后时刻，仍保留着一个母亲最朴素的愿望：再看孩子一眼。
毛泽建原名“菊妹子”，出生在韶山冲一户贫苦家庭。她的父亲毛尉生是毛贻昌的堂弟，患有肺病，早年去世；母亲身体孱弱，视力也不好，家中还有几个年幼孩子，实在难以维持生活。
年幼的菊妹子后来被送到毛贻昌家寄养。毛贻昌夫妇怜惜她，便将她收作女儿。毛泽东兄弟几人也把她当作亲妹妹。按照家族排行，毛泽东为她取名“毛泽建”。这个名字，改变了她在家族中的称呼，也像一枚印记，伴随她走完了短暂而激烈的一生。
毛泽东常给她讲外面的事情。乡村之外，有军阀混战，有民众困苦，也有正在传播的新思想。毛泽建没有多少正规教育，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她看见三哥离开韶山，便渐渐明白，女子并不只能困在灶台和婚姻之中。
1920年，文七妹去世；次年，毛贻昌也离开人世。家庭失去支撑，年仅十四岁的毛泽建只得回到生母身边。由于家境窘迫，她被送到肖家做童养媳。那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婚姻，而是贫困家庭把女童送人后换取生存机会。
在肖家，她承担繁重家务，挨饿和挨打成了日常。一次劳作时，她因头晕摔倒，头部撞伤，婆家非但没有救治，反而继续虐待。多年以后，伤疤仍留在她头上。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设法将她接出肖家。毛泽建提出，想跟三哥去长沙读书，参加革命。毛泽东也把其中的危险讲得很直白：“革命很苦，也可能掉脑袋，你不怕吗？”她回答：“我不怕。”
到了长沙，她白天求学，晚上参加夜校，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她做过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传递消息等工作，逐渐由一个受压迫的农村女子，成长为有组织观念的革命者。
后来，在毛泽东和夏明翰等人的安排下，毛泽建前往衡阳活动，并进入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为便于开展工作，她使用过“毛达湘”这个名字。五卅运动期间，她组织学生开展反帝爱国活动，参加游行，宣传抵制日货，营救被捕学生，因此被同学和群众称为“女先锋”。
有意思的是，她的革命并非停留在口号上。到耒阳从事农民运动时，她把当地百姓遭受恶霸欺压的事实整理出来，张贴墙报，发动群众依法斗争。她敢站到人群前面说话，也敢在危险关头承担责任。那种强硬，不是逞勇，而是长期被压迫者终于掌握了行动的方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湖南各地进入白色恐怖。毛泽建和丈夫陈芬转入地下，参与农民武装活动。后来，她被派往衡山一带组织工农游击队，带领队伍筹集枪械、破坏敌方设施，与反动武装周旋。
1928年，她在怀孕期间遭遇敌人搜捕，与丈夫一度被捕。陈芬牺牲后，毛泽建被营救出来。为避免拖累队伍，她没有随部队远行，而是藏在农民家中分娩。敌人最终循着婴儿哭声找到她，将母子一同押走。
孩子出生后缺少乳汁和营养，几个月便夭折。消息被有意隐瞒下来。因为在狱中的毛泽建仍不断受审，亲属担心她承受不住，始终没有把噩耗告诉她。
敌人知道她与毛泽东的关系，企图从她口中逼出地下组织情况。审讯持续很久，酷刑没有换来供词。面对询问姓名，她曾以“共产党”作答。这样的回答，既是斗争，也是她对身份的确认。
临刑前，陈芬的姐姐陈淑元进入牢房探望。毛泽建知道死亡临近，只提出想见孩子。陈淑元不忍说出真相，只好从乡亲家中借来一个年龄相仿的婴儿，抱到她面前。
毛泽建抱着孩子看了很久，亲了又亲。她不知道怀中的婴儿并非亲生，旁人也没有揭破这个残酷秘密。相关回忆材料记载，当时连一些旁观者都转过身去，不愿直视这场诀别。
1929年，毛泽建在衡山英勇就义，年仅二十四岁。敌人曾扬言数日内不许收尸，但地下党同志当夜设法将遗体转移安葬。毛泽东得知噩耗后，留下的评价很简短：“毛泽建是位好同志。”这句话没有铺陈，却点出了她一生最重要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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