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4日下午，北京西郊机场的塔台突然失去了三架飞机的联络。机群正在返京途中，其中一架里-2运输机上，乘坐着毛泽东。电话铃声接连响起，值班人员不断呼叫机组，却只听到一片沉默。
机场方面很快紧张起来。第一架僚机已经提前抵达，但机长何延一带回的消息并不乐观：进入河北衡水一带后，空中出现大片雷雨云，飞机与后方机群失去联系。毛泽东乘坐的专机，正处在未知的气象环境中。
这场虚惊，不能只看作一次普通的飞行事故。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领导人乘坐飞机，一直是件极其谨慎的事情。原因并不复杂，空军虽已建立，航空工业和飞行保障体系却仍在起步阶段，更早发生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更让安全问题变得格外敏感。
1955年4月11日，印度航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原计划经停后前往雅加达，搭载的是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行人员。飞机离开香港不久，在南海上空发生爆炸，机上多人遇难。
这不是一次普通事故。此前，台湾方面的特务机关曾策划袭击中国代表团，并收买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将定时炸弹藏入飞机。周恩来原本可能搭乘这架飞机，但因急性阑尾炎手术后改变安排，提前经昆明前往仰光，最终躲过了这场暗杀。
周恩来没有因此放弃参加万隆会议。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开幕，中国代表团提出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等主张。可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留下的阴影，也使中央对高级领导人乘机出行更加慎重。
毛泽东对此并非没有自己的想法。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陆续使用专机后，飞机速度快、调度方便的优势越来越明显。1956年春，毛泽东准备前往广州视察，再次向空军提出乘机要求。
刘亚楼当时是空军司令员。他担心的不是飞机能不能飞，而是毛泽东的安全能否得到绝对保障。面对询问，他曾以飞机条件和飞行员经验不足相劝。毛泽东却没有接受这个说法：“我们自己的飞行员，也该有实践的机会。”
刘亚楼只好把最稳妥的方案拿出来，建议使用苏联顾问驾驶的飞机。毛泽东仍然不同意，坚持乘坐中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周恩来认可这一安排，但要求空军挑选最可靠的机型和技术最好的机组，同时严格保密，避免消息外泄。
最后确定的是一架里-2运输机，机长胡萍担任专机飞行员。胡萍是较早一批接受系统训练的飞行员，执行过多次重要运输任务。接到命令时，他也清楚这次任务的分量。刘亚楼问：“有把握吗？”胡萍回答：“请司令员放心，一定安全完成任务。”
1956年5月3日，毛泽东从北京起飞前往广州。这是他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乘坐专机出行。由于里-2航程有限，飞机在武汉经停加油。飞行途中，毛泽东从舷窗看到武汉长江大桥，兴致很高。飞机继续南行时，遇到华南静止锋，机身出现明显颠簸，但胡萍仍按程序操纵，最终平稳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
毛泽东在广州停留近一个月。返程时，机群经长沙、武汉返回北京。6月4日，北京天气转好，专机与两架僚机先后起飞。谁也没有想到，进入华北上空后，天气突然恶化，雷雨积云挡住了航线，也遮断了无线电联络。
胡萍发现前方雷云密集，便没有冒险直穿，而是调整航向，绕行沧州。第二架僚机随后跟进。强烈气流使飞机上下起伏，机舱内的工作人员难免紧张，毛泽东却低头看文件，尽量不让周围人受到影响。那支握在手中的钢笔，仍在纸面上发出轻微声响。
北京方面并不知道专机已经改变航线，刘亚楼赶到机场后，立即询问毛泽东的下落。第一架僚机机长只能说：“进入雷雨区后，失去联系了。”就在现场气氛最紧张的时候，塔台终于重新收到专机信号。
半小时后，载着毛泽东的里-2运输机安全降落。刘亚楼快步迎上前去，仍然心有余悸：“主席，以后还是少坐飞机吧。”毛泽东笑着回应：“我不是平安回来了吗？你以前还说空军没有好飞行员，我看胡萍就很不错嘛。”
这句玩笑话，让紧绷的气氛松了下来。对刘亚楼而言，那次失联是一次惊险的空中考验；对胡萍和机组人员而言，则是一次不能出错的任务。毛泽东临行前还对飞行员说：“祝大家腾云驾雾，在暴风雨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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