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为虚构创作,参考网络素材,人物情节均为艺术加工,不影射任何真人真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理性观看。

1973年霜降那天,我拎着个蓝布包袱进了赵德顺的家。

三间土坯房,墙皮剥落得跟鱼鳞似的,灶台上搁着半碗高粱米,碗沿缺了个口。

他娘躺在里屋炕上咳得喘不上气,痰盂里漂着血丝。

赵德顺站在门框底下,瘦得颧骨顶起一层皮,眼镜腿用白胶布缠了三圈,右手食指关节肿得跟小萝卜似的——那是被造反派用铁尺敲的,骨裂没接好,长歪了。

介绍人王婶子拽我袖子:“秀兰,你可想好了,他这身份……”我甩开她的手,把包袱往炕上一撂。

我爹死得早,娘改嫁那年我十二,后爹喝醉了就拿火钩子烫我胳膊。

赵德顺再落魄,至少不会打人。

那天夜里他抱了床旧棉絮铺在堂屋地上,自个儿蜷在灶台边的草垫子上,跟我说:“你睡炕,我睡这儿。 ”
这一睡,就是四年。

头一年冬天特别冷,堂屋水缸都冻裂了。

我半夜起来添柴火,看见他缩在草垫子上,棉裤膝盖磨出两个洞,露出里面发黄的棉絮。

我把炕上那床新点的被子抱过去给他盖上,他醒了,眼镜没戴,眯着眼看了我半天,又把被子推回来。

“你盖,我不冷。 ”他说话声音低,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我站在那儿没动,灶膛里最后一点火星子灭了,黑暗里只听见他牙齿打颤的咯咯声。

后来我把被子铺在草垫子旁边,和衣躺下,后背贴着他的后背。

他身子僵了一下,没躲。

他娘咳了整冬,开春时走了。

下葬那天赵德顺没哭,蹲在坟头边上用那只好手一把一把捧土,指甲缝里全是黑泥。

回来路上他跟我说了第一句长话:“秀兰,你走吧,我这辈子翻不了身了。 ”我正蹲在河边洗他娘留下的那件黑棉袄,冰碴子扎手,我头也没抬:“我走了谁给你做饭? ”
其实我留在这儿,不全是为了他。

1974年夏天,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刘麻子来家里查户口,看见我在院子里晾衣裳,那双眼珠子在我身上滚了三圈。

他跟我说:“小周啊,你出身好,根正苗红,跟这种反动学术权威划清界限,组织上可以给你安排到供销社当售货员。 ”我端着洗衣盆没吭声。

他又往前凑了一步,压低嗓门:“你男人那个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关键看有没有人帮他说话。 ”我手里的棒槌掉在石板上,溅了他一裤腿水。

刘麻子脸黑了,甩袖子走的时候撂下一句:“你等着。 ”
那天晚上赵德顺从地里回来,看见我坐在门槛上发呆,灶上冷锅冷灶。

他没问,自个儿去井台打水,那只坏手使不上劲,井绳在辘轳上打滑,桶砸进井里扑通一声。

我站起来走过去,从他手里接过井绳。

他站在旁边看着我把水桶摇上来,忽然说:“刘麻子今天找我了,说只要我跟你离婚,就给我开证明让我去农场就业。 ”我把水倒进锅里,划了根火柴点灶。

“你咋说的? ”他沉默了半天:“我说我不离。 ”
1976年开春,赵德顺的案子平反了。

通知下来那天他正在院里劈柴,邮递员在门口喊“赵德顺挂号信”,他斧头砍偏了,劈在自个儿脚背上,血把解放鞋染红了一片。

我撕了件旧褂子给他裹伤,他捏着那张盖红戳的纸,手抖得跟风里的树叶似的。

“秀兰,”他声音变了调,“我能回设计院了。 ”
我以为苦日子到头了。

回城的头天晚上,我把攒了四年的布票全翻出来,给他做了一身新衣裳。

灯下他坐在炕沿上看我踩缝纫机,忽然说:“秀兰,这四年……委屈你了。 ”我低头咬断线头:“说这些干啥。 ”他那只坏手慢慢伸过来,覆在我手背上。

我手一抖,针扎进指肚,血珠子冒出来。

他赶紧缩回手,眼镜片后的眼睛躲闪着。

那天夜里他还是睡在草垫子上,但把被子往我这边挪了半尺。

设计院给他分了间筒子楼,十二平米,三家合用厨房。

搬进去第三天,他下班回来跟我说:“单位要派我去北京学习半年。 ”我正蹲在走廊里用煤油炉炒白菜,油烟呛得睁不开眼。

“去呗。 ”他站在门口没动,影子被走廊灯拉得老长。

“秀兰,我……”他咽了口唾沫,“我想把手续办了。 ”
我手里的锅铲停在半空。

白菜在锅里滋滋响,糊了。

“什么手续? ”
“离婚。 ”
走廊尽头公共厕所的灯一闪一闪的,隔壁小孩在哭,三楼有人在剁饺子馅,当当当的像敲在我脑门上。

我把锅铲往锅里一插,站起来,手上的油在围裙上蹭了蹭。

“赵德顺,你再说一遍。 ”他不敢看我,盯着自己脚尖:“我这辈子欠你的,下辈子还。 可我这身份……刚恢复,组织上要审查家庭关系,你那个后爹,还有你娘家那些亲戚,成分太复杂。 领导找我谈话了,说要么调岗去后勤,要么……”
“要么离婚。 ”
他没吭声。

我解下围裙,进屋把那个蓝布包袱从床底下拽出来。

四年了,包袱皮上落了一层灰。

我拍了拍,开始往里塞我的东西——两件换洗衣裳,一双解放鞋,半块肥皂。

赵德顺站在门口,那只坏手攥着门框,指节发白。

“秀兰,你听我说完,我不是……”
“你睡地上那四年,”我打断他,把包袱系好,“你娘咳血那会儿,我端屎端尿,你被拉去批斗,我半夜去给你送棉袄,让民兵踹了两脚,回来流产了,你知道吗? ”
他猛地抬头,眼镜后面的眼睛瞪得溜圆。

“你不知道。 那会儿你关在牛棚里,我谁也没说。 ”我拎起包袱往外走,经过他身边时停了一下,“赵德顺,你欠我的,下辈子也还不起。 ”
筒子楼的走廊很长,灯坏了好几盏,黑一段亮一段。

我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在后面喊了一声“秀兰”,声音劈了。

我没回头。

我在城东纺织厂找了个临时工的活,住八人间的女工宿舍。

上铺的刘姐问我男人呢,我说死了。

白天在车间站十二个小时,晚上回来手指头肿得打不了弯。

宿舍里姑娘们晚上唠嗑,说谁谁对象在部队提干了,谁谁嫁了个供销社的,吃穿不愁。

我躺在被窝里盯着上铺床板上的霉斑,一夜一夜睡不着。

第三天傍晚,我蹲在厂门口水龙头底下洗工装,肥皂沫顺着手腕往下淌。

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停在厂门口,门卫老孙头跑过来喊:“周秀兰,有人找你! ”我站起来,手上还滴着水。

车里下来一个穿中山装的年轻人,三十来岁,皮鞋锃亮。

“周秀兰同志? ”他客客气气,“市里新来的方市长想见你,方便的话现在跟我走一趟。 ”
我手里的工装掉在水池子里,溅了一身肥皂水。

方市长?

我不认识什么市长。

车子开进市委大院,停在办公楼前。

年轻人把我领到二楼最里头一间办公室,门开着,里头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正伏案看文件。

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看见我,慢慢站起来。

他左边眉毛上有一道疤,从眉骨一直延伸到太阳穴。

“小周。 ”他叫我。

我愣在那儿,脑子里翻江倒海。

这张脸我认得——1968年冬天,赵德顺被关在牛棚里,我半夜去送棉袄,被两个民兵抓住,其中一个拿手电筒照我脸,另一个踹了我肚子一脚。

踹我的那个后来调走了,拿手电筒的那个……左边眉毛上有一道疤,是赵德顺用铁锹给他劈的,因为他在批斗会上把赵德顺那只坏手又拧断了。

“方……方队长。 ”我嗓子发干。

他摆摆手让我坐下,亲自给我倒了杯水,搪瓷缸子,印着“先进工作者”的红字。

“我调来当市长第三天,去设计院调研,看见赵德顺了。 ”他坐在我对面,双手交叉搁在桌上,“他跟我说了你的事。 ”
我没说话。

“小周,当年那一脚……”他顿了顿,“我后来才知道你怀孕了。 我欠你的。 ”
我端着搪瓷缸子,水汽扑在脸上。

窗外梧桐树叶子黄了,风一吹哗啦啦往下掉。

办公楼里有人在走廊上走动,皮鞋跟敲着水磨石地面,嗒嗒嗒。

“方市长,”我把缸子搁在桌上,“您找我来,就为说这个? ”
他沉默了一会儿,从抽屉里摸出个牛皮纸信封,推到我面前。

“赵德顺昨天把离婚申请撤了。 他跟我说,他要去北京学习,问你能不能等他半年。 ”他看着我,“我没答应他,我说这事得问小周。 ”
我盯着那个牛皮纸信封,上面用钢笔写着“周秀兰同志亲启”,字迹歪歪扭扭——赵德顺那只坏手写的,四年了,他右手一直使不上劲。

“他那只手,”我忽然说,“是您当年……”
“是。 ”方市长没回避,“我那时候年轻,上头让斗谁就斗谁,下手没轻重。 后来我在干校待了三年,想明白了很多事。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小周,我不替赵德顺说话。 他这个人,书呆子气太重,遇事只晓得躲。 可这四年他在你跟前睡了四年地上,没动你一指头,这事搁那个年月,不容易。 ”
我把信封拿起来,没拆,揣进兜里。

“方市长,您那三年干校,想明白了什么? ”
他转过身,眉毛上那道疤在夕阳里泛着光。

“想明白了一件事——人这一辈子,欠了账,早晚得还。 有的账还得清,有的账还不清。 ”
我站起来,把搪瓷缸子里的水一口喝完。

“那我回去了,车间晚上还要加班。 ”
他送我到门口,忽然说:“小周,你那个后爹,去年冬天没了。 你娘现在跟大儿子过,在城西柳树巷。 ”
我脚步顿了一下,没回头。

出了市委大院,天已经擦黑了。

街边副食店在卸门板,售货员把最后两斤鸡蛋糕摆上柜台,一毛二一个。

我摸了摸兜里,还有昨天刚发的工资,三十二块五。

我掏出那个牛皮纸信封,拆开,里面只有一张纸条,赵德顺的字——
“秀兰,北京我不去了。 你要是愿意,明天下午三点,我在纺织厂门口等你。 你要是不来,我就回设计院把手续办了。 那只坏手,这辈子就给你一个人劈柴。 ”
我把纸条折好,揣回兜里。

天边最后一点红云沉下去了,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纺织厂的大喇叭在放《东方红》,歌声飘过灰扑扑的屋顶。

我站在街口,左边是回宿舍的路,右边是去城西柳树巷的路。

我抬脚往左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从兜里摸出那张纸条,借着路灯又看了一遍。

赵德顺的字还是那么丑,可“劈柴”那两个字写得格外用力,纸背都凸出来了。

我转过身,往右走。

柳树巷在城西,走快点四十分钟能到。

我娘今年六十二了,不知道还认不认得我。

后爹死了,她一个人跟着大哥过,大哥家的日子也不宽裕,三个孩子,大的刚上初中。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工资,三十二块五,够买两斤鸡蛋糕,再称半斤红糖。

走到巷口的时候我停下来,回头望了一眼城东方向。

纺织厂的烟囱还在冒白烟,夜班工人已经进车间了。

赵德顺这会儿大概还在筒子楼里,对着那间十二平米的屋子发呆。

那只坏手不知道还能不能劈动柴。

我转过头,继续往巷子深处走。

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铺在青石板上。

前面拐角处传来炒菜的滋啦声,葱花的香气混在煤烟里飘过来。

我娘在灶台前忙活的样子忽然就浮在眼前——她围着那条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用锅铲敲着锅沿喊我吃饭。

我加快脚步走过去,拐过弯,看见一个佝偻着腰的老太太正蹲在门口煤炉子跟前扇火。

炉膛里的光映着她的脸,头发全白了,颧骨上那颗黑痣还在。

我站在她身后,喊了一声:“娘。 ”
她扇火的蒲扇停住了,慢慢转过头。

巷子口的风灌进来,把炉膛里的灰吹起来,迷了我的眼。

我抬手揉眼睛的时候,听见她说:“秀兰? 是秀兰吗? ”
我没应声,蹲下去从她手里接过蒲扇,对着炉膛扇了两下。

火苗腾地窜起来,映得两个人的脸都亮堂堂的。

锅里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响。

我从兜里掏出那包鸡蛋糕搁在门槛上,又摸出那半斤红糖。

“娘,我回来了。 ”
她那只枯瘦的手抓住我的胳膊,指甲掐进肉里。

灶上的水汽腾起来,把两个人裹在一起。

巷子深处谁家的收音机在放评剧,咿咿呀呀唱着什么,听不真切。

我往炉膛里添了块煤,火苗舔着锅底。

明天下午三点,纺织厂门口,赵德顺那只坏手写的那张纸条还在我兜里揣着。

可现在,我得先给我娘煮一碗红糖水。

水开了,我把红糖倒进去,用筷子搅了搅。

甜味混着煤烟味钻进鼻子,我忽然想起来1973年霜降那天,赵德顺站在门框底下,眼镜腿缠着白胶布,跟我说“你睡炕,我睡这儿”。

那会儿他娘还在里屋咳着,灶台上搁着半碗高粱米。

四年了。

我把红糖水端到我娘嘴边,她抿了一口,眼泪顺着皱纹淌下来,滴在碗沿上。

我拿袖子给她擦了擦脸。

“娘,明天我给你包饺子。 ”
炉膛里的火映着两个人的影子,在斑驳的墙上晃来晃去。

巷子口的路灯闪了一下,又亮了。

远处纺织厂的汽笛拉响了,夜班交接。

我摸了摸兜里那张纸条,纸边已经被汗浸软了。

有些账,这辈子算不清。

有些人,这辈子放不下。

可日子总得过下去,炉子里的火不能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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