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地板亮得能照出人影。
我站在门口，脚上的布鞋沾着泥，不知道该不该迈进去。
儿媳妇递来一双拖鞋，嘴上客气，脸上没有一丝笑模样。
儿子电话响个不停，从头到尾没正眼看我。
中午一桌子好菜，我吃得浑身不自在。
下午倒了三趟公交，去了小儿子的出租屋。
铁皮棚子搭的修理铺，油污味儿混着饭菜香。
小儿媳在灶上忙活，小儿子从车底钻出来，手上的黑机油还没擦，拉着我的胳膊就往饭桌旁拽，说，爸，韭菜炒鸡蛋，你最爱吃的。
两个门，两种日子。我这个当爹的，心里有杆秤，称了半辈子，到老称出个糊涂账。
01
那是二十一年前的事。
那年我刚满五十，跑长途货运攒了一些家底。
加上早年间拆迁补的钱，七七八八凑一块儿，差不多有两百万。
俩儿子都大了，志远二十四，志诚二十二。
老大常年在外头跑，跟着人做建材生意，回来的少。
老二在家门口学了修车的手艺，闷头闷脑的，不爱说话。
老伴跟我商量，说这钱搁在手里也是搁着，不如分给孩子们，让他们各闯各的路。我想了一宿，觉得在理。
生日那天，请了几桌亲戚，老酒喝了三瓶。酒席散后，我把两个儿子叫到里屋。两张银行卡，一张一百万，密码是他们妈的生日。
老大志远接过卡，掂了掂，揣进兜里，说了句“谢谢爸”。没等亲戚们散场，他就被一个电话叫走了，说是城里有急事。
志诚倒是坐了好久，攥着那张卡，指尖捏得发白。他问我要不要盘个修理铺，离家里近点，往后照顾爹妈也方便。我说你看着办，爹信你。
那晚我躺在床上，觉得当爹的任务算是完成了。
“志远接卡的时候，眼珠子转了好几圈。”老伴翻了个身，低声说了这么一句。
我睁着眼看天花板，没有接话。外头月亮很亮，亮得有些晃眼。
谁也没想到，那笔钱会是一根刺，扎在这个家里二十年。
志远去了省城，头两年还常打电话回来，说生意好做，说建材行当钱来得快，说等他站稳了，接我们老两口去城里住。
后来电话越来越少，从一周一回变成一月一回，再到清明端午才打个照面。
志诚的修理铺开了起来，铺面不大，六十几平，摆了四台千斤顶，修车的地沟是他自己一锹一锹挖出来的。
开张头一年没什么生意，腊月二十九晚上，他蹲在铺子门口给我打电话：“爸，你放心，我这个手艺饿不死。”
手艺是饿不死，可也就够不着富。
修理铺从早开到晚，志诚的手一年到头都是黑的，机油嵌进指甲缝里，洗都洗不掉。
收钱的时候，他数零票子要数好几遍。
日子就这么过了几年。
志远在省城买了房，然后换了更大的房。
他把新房的照片发到我手机上，光客厅就比我们家整个屋子都宽敞。
我没去过，只是隔着屏幕看了看。
看着看着觉得不是滋味，也没跟谁提。
亲儿子过得好，我该高兴。
可那种好，跟我们家沾不上边。
直到那年春天，老太婆的腿犯了毛病。
膝盖肿得老高，蹲不下去。
我带她去医院拍片子，大夫说是膝关节退行性变，治不了根，只能养着。
她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拽着我的袖子，低声说：“老头子，我想看看孩子。”
我说都忙，等过年吧。
她没吱声，但那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
没等过年，蒋义薄从省城回来了。
蒋义薄是我年轻时候一块儿跑货运的老朋友，岁数比我大一些，后来转行进城里包工程，发了些财，好几年没回镇上了。
那天他提了两瓶酒，说要找我叙叙旧。
倒上酒，说了半宿闲话，他无意间提了一句：“老彭，你家志远出息了。城西那个新楼盘，整栋楼的装修他全包下来了，光是那块肥肉，够他吃三五年的。”
我端着酒杯的手停在半空，酒水晃了晃，洒出几滴。
“他没跟你说？”蒋义薄看了看我的表情，立刻转了口，“也是，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忙法。”
我把酒干了，往外看了眼，外头的天黑透了，像一块沉重的幕布。那晚我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一件事：志远到底有多少事是我不知道的。
02
第二天一早，我把蒋义薄的酒瓶子收拾了，提上两盒老伴给儿媳妇买的土鸡蛋，转了三趟车去了省城。
大儿子的地址我知道，在城西的湖景别墅区。
他没请我去过，但他搬新房那年给我发过一个定位，说是让爹妈看看。
我存在手机里，放了一整个年头，一直没用上。
出租车在小区门口被拦下了。
保安问我找谁，我说找彭志远。
保安打了电话核对，又盘问了我半天，才放我进去。
走在小区里，路两边的绿化带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每栋楼都有一个独立的小院。
我脚上的布鞋跟那些光鲜的路一对比，怎么走都觉得不自在。
按了铜门铃，门开了一条缝。
大儿媳马秀珍探出半张脸，看见是我，愣了愣，才把门打开，说：“爸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家里什么都没准备。”
她没有看我手里的鸡蛋，也没有让我进屋的意思。
我站在门口，脚下的擦鞋垫上印着“WELCOME”几个英文字母，我看不懂，光知道那垫子比我家里的地毯还新。
“志远呢？”我问。
“楼上书房跟人谈事呢。爸你先进来坐，我给你倒杯水。”
她转身回了屋，我跟着换了一双拖鞋。
那鞋是新的，还没拆封。
马秀珍去厨房倒水，我站在客厅里，像是进了哪个展览馆的样板间。
红木家具，大理石的电视墙，沙发上方的架子摆着几瓶洋酒，墙角立着一台大空调。
我在那个客厅里站了好几分钟，不知道应该坐哪儿。
后来我挑了张离窗户最近的单人沙发，屁股只搭了半边。
马秀珍端了杯水出来，放在我面前的大理石茶几上，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把杯子往我那边推的时候，指尖先在自己衣襟上蹭了一下。
她又站直了，右手在那只金镯子上转了一圈，朝楼上喊了一句：“志远，爸来了。”
楼梯那儿半天没有动静。
隔了好久，彭志远才从楼上下来，衬衫袖子撸到胳膊肘，手里夹着手机，耳朵和肩膀之间夹着一支笔。
他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有些意外，喊了声爸，说正跟人谈事。
然后又低下头看手机上的消息。
坐了大约二十分钟。
马秀珍问中午在家吃饭还是出去吃，彭志远头也不抬地答了句：“出去吃吧，订个位子。爸难得来一趟，去那家大馆子。”听起来安排得周全又妥帖。
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
开饭前，他接了个电话，在包间门口站了十几分钟。
菜上齐了，他回来了，动了两筷子，又接了一个。
我坐在包间的大圆桌边，桌上的菜是我叫不出名字的鱼啊肉啊虾啊，儿媳妇客气地招呼我，她自己也没怎么吃，坐在那儿刷手机。
吃到一半，彭志远起身，说工地上出了急事，得过去看看。他拎起外套，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一眼，说：“爸，你有什么想要的，跟秀珍说。”
那个“想要”两个字，让我一下不知如何应答。
我看着他关上车门，尾灯在夜色里一闪一闪地远了。马秀珍要送我回酒店，我没答应。我说你们忙，我自己认得路。
出了饭店，我在街边蹲了好久，手里那两盒土鸡蛋原封没动地提着。
我想了想，没有回镇上。
在附近找了一家招待所，要了个最便宜的单间，门一关，在床边坐下，发了很长时间的呆。
最后还是给我那个老朋友蒋义薄打了个电话。
那头响了好半天才接。
我说：“老蒋，志远的事……你上回说的那个楼盘，是他自己做的还是跟人合股？”
蒋义薄沉默了一会儿，说：“老彭，电话里说不清楚。过两天回去，我再跟你细说。”
他挂电话时声音不太对劲。我心里头“咯噔”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漏了下去。
03
在招待所住了一宿，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
第二天一早，我没给志远打电话，直接坐公交去了他家。
到了门口，门关着，按了几下门铃，没人应。
我在门口站了十几分钟，准备走的时候，马秀珍的车开进院子。
她下车看见我，脸上的表情有些微妙，问：“爸你怎么又来了，志远一早就去工地了。”
我说没事，就想来坐坐。她开了门，我在客厅坐了半个多小时，话没几句。她又问我要不要吃早饭，我摇了摇头，不大自在，便起身告辞。
“爸，你等等。”马秀珍叫住我，转身进了屋，拎出一个塑料袋，里头装着几包点心，说是朋友送的，家里没人吃。
她又顿了顿，说：“爸，志远最近压力大，脾气不太好，你别往心里去。”
我点点头，拎着那袋点心走出了大门。回过身，看见她站在门廊下，手里的手机已经贴到耳朵上了。
我提着那袋点心走了几条街。点心的包装很精致，外头一层油纸，系着丝带。我没拆开，塞进了随身的包里。
坐在返程的公交车上，窗外的楼房一栋栋往后退。
我心里堵得慌，说不上来是为什么。
儿子过得好，我该高兴。
可我心里老是发慌，像是踩在一条冰上，总担心脚下会裂开。
回到镇上已经是傍晚了，我没有回家，先去了一趟蒋义薄家。门锁着，人不在。
那两条路，我来来回回走了大半辈子。一到老了，反而认不出了。
隔了一个多礼拜,蒋义薄真的回来了。
那天傍晚，他提了一瓶酒，又到我家里来。
老伴给他炒了一盘花生米，又切了半个猪耳朵，摆在小桌上。
他坐在我家褪了漆的四方桌旁边，喝了两杯酒，却没有开口提正事。
他不开口，我也不问。就这样一杯一杯地续着，直到他搁下酒杯，长长地吐了口气。
“老彭，你大儿子的事，我有些话不知道怎么跟你开口。”
“你直说。”
蒋义薄没有立刻接话。
他拿起筷子，夹了一粒花生米，放进嘴里嚼了，又喝了一口酒，才慢慢开口：“志远刚进省城那几年，你知道他有多少本钱吗？”
我说给了他一笔钱，一百万，他自己又在城里做过几年生意，应该有底子。
蒋义薄摇了摇头，说：“老彭，你那个一百万，他在建材市场连个水花都打不起来。他是靠一笔银行贷款起来的。”
“贷款？他哪来的条件贷那么多款？”我问。
蒋义薄的筷子在桌上顿了顿，像是犹豫了很久才接下去：“他能贷那么多钱，靠的是一份抵押担保的合同。担保人不是你，也不是我。是志诚。”
我的酒碗差点从手里滑落。我盯着蒋义薄，觉得耳朵好像出了毛病，发出的声音都有点发颤：“你说谁？你再说一遍？”
“志诚。”蒋义薄说，“你小儿子，志诚。签了一份空白担保合同。你大儿子拿那份合同从银行贷了一百八十万。”
我坐在凳子上，整个人像被谁狠狠打了一棍子。蒋义薄还在说话：“这事我算了算，差不多是你分钱后的第二年。”
“你怎么知道？”我声音哑了。
蒋义薄没有回答。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灌下去，然后把杯子用力地磕在桌面上。
“因为那份担保合同，当年是我给引的线。”他说，“银行那边的信贷经理是我带志远认识的。志诚的签名是在他眼前签的。我没想到志远能把空白合同拿去抵押，等我知道的时候，款已经放下来了。”
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什么东西在里头炸开了。
04
那个晚上，蒋义薄把话说开了。
他早年在省城包工程，跟志远有业务往来，一来二去熟悉了。
志远知道他在银行有人脉，就求他引见信贷经理，说想扩大经营，需要一些周转资金。
蒋义薄起初没答应，但志远去求了他好几次，又打包票说自己在城里有工程，还款不成问题。
蒋义薄心软了，松了口。
到了签字那天，志远带着志诚去银行。
志诚文化水平不高，从小就不爱看书，一沓合同摆在面前，他连条款都懒得细看。
志远说自己公司进一批货，需要弟弟做担保签个字。
志诚二话不说就签了。
签完之后志远让他先走，说是自己再跟银行对接一些细节。
志诚走的时候甚至没有想起问一声“这笔钱要还多少”。
“后来呢？”我问他。
“后来志远拿了钱，垫资进入建材市场。那时候房地产正是起势的时候，建材供不应求。半年不到，他就滚起来了。有钱的越有钱，没钱的越发寸步难行。”蒋义薄说着，眼睛没有看我，望着窗外，“五年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笔银行贷款还清了，一分钱没让志诚出。银行的欠账是干干净净的，但那份合同上白纸黑字的签名，是他亲弟弟画押的。”
“志诚这些年知不知道？”
蒋义薄沉默了很久，才说：“知道了。有一年修车铺生意不好，他去银行查自己能贷多少钱。一查，才知道自己的名下有过这么大一笔贷款的记录。”
“他有没有问过他哥？”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
蒋义薄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低下头，用筷子夹起一颗花生米，夹了两次没夹住，第三次才勉强送进嘴里。
他终于说：“老彭，志诚没有去找他哥。去的是他媳妇。”
周丽萍那时刚生了孩子不到半年，身体还没养好。
她抱着孩子去了省城，找到志远公司。
我不知道那扇门里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她回来的时候，眼睛肿得像桃。
“她没跟我说。我们两家的孩子从来没提过。”我嗓音干得像砂纸，“后来你那俩儿子，还有一个麻烦。”冯嫂子走之前说了一句……
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翻了个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坐到深夜，蒋义薄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很久，然后跟我道了一声：“老彭，我这些年时常见你，心里那颗钉子一直拔不出来。今晚索性都说透了。往后你要怎样，我管不着，可我不能让你一辈子蒙在鼓里。”
“怪我。”他说，“从一开始就怪我。如果我不是见钱眼开，给他搭了那条道……”
他话没说完，摆了摆手，下楼去了，身影消失在昏黄的路灯下面。
我在门口站了很长时间，夜里风凉。回到屋里，桌上那碟花生米还剩了半碟，酒瓶子空了。老伴坐在里屋的门槛上，看着我。
“蒋义薄跟你说啥了？”她问。
我张了张嘴，半天才说出一句：“他说，志远当初起家那笔钱……是拿志诚的名字去贷的。”
老伴的脸色一点一点变了，像是有人把她脸上的血色一层层刮去。
过了好大一会儿，她转过身，肩膀一耸一耸的，屋子暗，我看不清她是在擦眼睛还是在怎么了。
那晚我一整夜没合眼，天快亮的时候，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去省城，找我大儿子问个明白。
先找志远当面，问那个合同的事。
然后我也要去志诚的出租屋坐坐，这回，我要好好看看。
05
第二天一早，我揣着蒋义薄留下的复印件，坐了最早的一班车去省城。
到志远公司楼下的时候才九点半。
前台的小姑娘拦住我，问有没有预约。
我说我是彭志远的父亲。
她愣了一下，让我在会客室坐着，说去帮我看一下。
我坐在会客室，看着墙上的挂钟一分一分地走。
等了将近两个钟头。
十一点半，彭志远来了。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外套，手腕上戴着一块我没见过的金表，推开会客室的门，先看了一眼手表，才朝我点了点头：“爸，你怎么来也不打个招呼？”
我没有接他的话，从怀里掏出那份复印件，放在桌上，推到他面前：“志远，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彭志远低头扫了一眼，表情没有太大变化。
他伸手翻了翻那页纸，翻到第二页，第三页，然后把手缩回去，往椅背上一靠：“爸，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笔贷款我早就还清了，银行那边账目清清楚楚。你翻这些老黄历做什么？”
“你拿你弟弟的名字去做担保，你问过他吗？”
“爸，他是我亲弟弟，我还能害他不成？”彭志远叹了口气，语气变得有点无奈，“那会儿我是真想带他一把。他的修理铺刚开张，你没看见他那样子吗，一双手整天黑乎乎的，干到晚上连腰都直不起来。我在城里跑出了路子，想拉他一起干，给他一个担保人的位置，到时候分红也有他一份。可他自己不愿意，宁可守着那家破铺子过穷日子，我能怎么办？”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
“我说了，他不会同意。”
“他同意不同意，那是他的事。但你不能瞒着他签那个字。”
彭志远的脸色终于变了，像一块布被扯了一下。他坐直了身子，盯着我看了片刻，然后说：“爸，你以为我不说，是为了我自己？”
“不然为了谁？”
“为了志诚！”他一拍桌子，声音提高了不少，“他那个脾气你还不知道？他要是知道自己当过担保人，他非得把修车铺卖了把钱给我还了不可。他那点家底，一个铺子的工具加家当还值不了三十万，他拿什么填那个一百八十万的窟窿？”
他说得振振有词，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那你后来生意起来了，赚了钱，有没有跟你弟弟分过一毛？”我问他。
彭志远顿住了。他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水，顿了一下，才说：“我后来给他介绍过客户，他不要。”
“客户？介绍客户？”我盯着他的眼睛，“你拿了志诚的名字去银行贷款一百八十万，后来你自己赚了多少？你有没有算过这笔账该给志诚多少？”
彭志远把茶杯搁回桌上，力道有点重，茶水溅了出来：“爸，我实话跟你说吧。那次贷出来的钱，后来我在建材市场亏了一笔，又压了一批货，实际到手的并没多少。我能有今天，是我一分一分熬出来的。志诚的担保不过是个信用背书而已，我一分钱没少还银行。他吃了什么亏？你说说，他到底吃了什么亏？”
我坐在会客室的椅子上。阳光从大落地窗照进来，照得我后背发热，可是心口那一截是凉的。
我看着他，看了足足有半分钟，突然想起一件事：“那个新房子，你让爸来住过吗？”
彭志远脸色僵了一下。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他像得了救似地起身去接，背对着我，说：“爸，你先回去，这事我回头再跟你说。”
我在他身后站着，看见他肩膀的弧度微微耸立，像一堵不愿意被推倒的墙。
我把那份复印件折好收进口袋，转身推开办公室的门。
走廊尽头有一扇窗，风从窗户吹进来，秋天了，风里有些凉意。
我走了几步，又站住了，回头看他一眼。
他还在接着电话，声音忽然变得极为客气：“李总，你放心，这批货肯定没问题……我们做了这么久了，我说的话你还不信吗？”
他看见我在看他，目光闪了一下，却没有停下手里的电话，只是把身子往椅背上靠了靠，像是要把什么东西挡在外面。
我下了楼，一个人走出了那栋写字楼。
大街上人来人往，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我不觉得暖。站了一会儿，心里空落落的，脚不由自主地转了个方向。我想去志诚那儿。
06
出了城，换了两趟公交，又走了二十来分钟的路，才看到那个挂着褪色招牌的修理铺。
铁皮棚子搭的，门脸不大，地上坑坑洼洼的，全是车胎压出来的痕迹。
门口停着一辆面包车，车头盖打开着，一股热腾腾的机油味从里头窜出来。
志诚正趴在发动机边上，手里拿着一把改锥，拧一下，侧耳听一下。
看见我来了，直起腰，咧嘴笑了一下：“爸，你怎么来了？”
他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裤，上身是一件灰色的棉T恤，领口磨得起了毛边，脸颊上有一道没擦干净的黑油印。
我看了一眼，还没开口，喉头先堵住了。
“正好，活儿干完了，后头坐坐。”他拍了拍手上的油污，领着我绕过车头，到了修理铺尽头的隔间。
那间房不大，摆了张旧茶几和两把塑料椅子。
靠墙的小桌上放着一个电饭锅，正冒着热气，墙角还有一个自己做的木头书架，上头摆着几本旧杂志。
“丽萍呢？”我问。
“菜市场收摊去了，一会儿回来。”他拧开保温瓶给我倒了杯水，水温刚好，不烫不凉。
他递给我的时候，指甲缝隙里嵌着黑黑的油污，手背上青筋凸起，指节粗大。
我端着那杯水，坐在塑料椅子上，看了他一会儿。
志诚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也在对面的矮凳上坐下，搓了搓手：“爸，是不是身子不舒服？我娘腿咋样了？”
“都还好。”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怀里的复印件拿了出来，递到他面前，“志诚，你哥当年有没有让你签过这个？”
志诚接过去，低头扫了几行，脸色变了一些。
他翻到另一页，顿了顿，把纸放回茶几上，没有说话。
他不说话的样子，我心里一沉。
蒋义薄说的那些，看来都是真的。
“你早知道了？”我问他。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早就知道了。”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像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这时外头传来脚步声，周丽萍提着两袋菜进来了，看见我在，就笑：“爸来了，今天有口福了，割了半斤五花肉，晚上做个红烧肉。”
她说着话，又看见了茶几上那份复印件，脸色也在那一瞬间变了。她把菜放在小桌上，擦了擦手，抽了张凳子坐下来：“爸，你从哪儿拿到的？”
我说蒋义薄给的，他没有隐瞒。
周丽萍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她看着志诚。两人都没有说话，那间小屋里安静了片刻。我等着，心里像扎了一根刺。
终于，志诚开口了：“爸，那件事……是我不小心，跟他没关系。”
“什么叫跟他没关系？”我急得提高了一点声音，“他让你签字的时候，跟你说清楚了吗？他知道那份合同是拿去做什么的吗？”
志诚没有正面回答我，他垂下眼睛，低头看自己的手背，看那一道道洗不掉的细纹：“他那时候在城里刚起步，手头紧，来找我说要帮个忙。我也是没多心。他是我哥，我不会害我。我这么想的。”
“那你后来知道了呢？”我追问道，“你知道他拿着你的名字去银行贷了一百八十万，你就没有想过去找他问个明白？”
志诚没有马上回答。他抬起头，往外看了一眼。天色有些暗下来了，铁皮棚子外头那盏灯亮着，几只飞蛾绕着灯泡打转。
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爸，我不是没找过他。第二年，丽萍生娃的时候难产，大出血，医院让先交三万押金。我手头没那么多钱，修理铺刚开张，钱都压在设备上了。实在没办法，我去了城里找他。”
我听到这儿，心一直被提着，像一个弦越拉越紧。
他接着说：“他没让我白拿，让我签了张欠条，利息比银行高一些。说亲兄弟明算账。我当时急着救丽萍，也没有争，签了。”
他没有说下去，但是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一家兄弟，亲哥在难处拉了一把，却要按高利贷的利息来算。
村里人是不是知道这些？
我不知道。
但我的脸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扇了一巴掌。
“那钱……还了吗？”我声音极哑。
“还了，第二年就还清了。加利息，三万七。”周丽萍在边上开了口，声音平淡，好像说的是别人家的事，“那段日子确实紧巴。志诚白天修车，晚上还去帮人补轮胎、救急拖车，折腾了大半年才还清。”
她说完，见我不说话，又劝我：“爸，你别往心里去，都过去了。咱们现在日子也过得挺好的，不缺那口饭。”
她说着往后厨走：“我去洗菜，晚上就在这儿吃，别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瘦瘦的，肩膀微微往前缩。这个儿媳妇从进门就没说过一句抱怨，即便是提到那些旧账，语气也像是叙述一件已经结痂的伤疤。
志诚坐在我边上，喉结动了动。
我看着他，嘴张了几回，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他是我的儿子，我看着他长大，知道他脾气闷，从不会卖惨。
在我们面前，他一直是那个听话、话少、干活最多的老实孩子。
二十年了，我一碗水端平的心意没有变过，可我从来不知道，他心里的那口水，到底有多深。
“志诚，”我喊了他一声，“你怪你哥不怪？”
他沉默了很久，把手背上的油污搓了搓，用一种很淡的语气说：“怪他干什么？我自己命笨，挣不来大钱，怪不着别人。”
那一个“命笨”，像刀子一样割在我心里。我不信命，可那一刻，我有些恨我自己。
他说完就站起来，走到车间那头，拿起一个扳手，重新拧起了那辆面包车的螺丝。
我坐在塑料椅子上，攥着那份复印件，纸片被我的指头捏出了一道深深的褶痕。
外头的天黑透了，灯下的飞蛾还在扑棱。
周丽萍在灶上炒菜，菜下锅的嗞啦声爆了起来，一股红烧肉的香气填满了那个逼仄的小屋。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那锅热气，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什么是甜的，什么是苦的，全都搅在一块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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