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山会不会大规模喷发，地质学界并没有可以精确到某一天的答案。但是一个灾害假设被迅速推向了人口与国家安全问题，即日本遭受严重灾害时中国是否要大规模接收日本居民？
这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派出救援队、提供医疗物资、开放临时避难场所属于人道援助范畴，而允许大规模人口长期定居则关系到主权、安全以及公共服务、就业等各个方面。前者体现邻国之间互相支持的责任担当，后者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和政策程序来处理，并不能用“多个人多双筷子”简单地去解决。
巴勒斯坦的历史被多次提起，不是因为它可以轻易地套用到日本身上，而是因为它显示了这样一个现实：人口流动从来就不仅仅是人口的移动。移民增长、土地交易、政治组织和武装力量的发展相互交织在一起，使人口问题渐渐演变成了主权和领土问题。
19世纪末期,犹太移民开始持续进入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于1917年颁布了著名的《贝尔福宣言》，宣称要在巴勒斯坦创建一个“犹太民族之家”。国际联盟在1922年通过了关于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安排，相关政治承诺被嵌入到国际治理框架当中。
当地阿拉伯居民并没有参与决定这片土地未来的全部过程。移民增长、土地交易、政治组织和武装力量发展相互叠加，使人口问题逐渐变成了主权与领土问题。
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81号决议，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别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并把耶路撒冷置于特殊的国际制度之下。阿拉伯方面反对这一方案，方案也未能真正落实。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并发动战争，大量的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家园，巴勒斯坦方面通常把这一过程称为“灾难”。
关于流离失所人数、被摧毁村庄数量和具体伤亡，各方统计口径不同。但是有一点没有争议就是大批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原来的居所，之后很多年里都没有再回去过。
历史不能被简化为“某些人因为善良而犯错”。
真正改变局势的是外部权力介入、人口持续迁入、土地与政治组织结合以及原住民在制度和武装能力上的不断失势。把这套历史直接移植到日本灾害假设上也是不严谨的。日本社会有着完整的国家机构、法律体系和国际身份，日本民众不能因为国籍而被预先视为潜在威胁。灾难中的普通人首先是需要救助的平民，而不是一个可以被集体怀疑的政治集团。
但是人道主义并不等于取消边界。
如果未来日本发生重大灾害，中国可以依照灾情和实际能力提供搜救、医疗、食品、临时安置等援助，并且也可以通过国际组织以及双边渠道开展合作。临时避难、短期停留和人员转移与永久居留，应该分别规定期限、审核标准以及管理机制。长期居留的国籍转换身份调整家庭团聚及就业安排也应受到中国法律和国家安全审查的影响。
中国对于日本的政策不能建立在民族情绪上。日本社会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立场，不能把少数政治人物对华言论当成所有日本普通民众的政治态度来对待。高市早苗曾就所谓“台湾有事”发表涉及日本安全政策的表述，中方已多次表明反对立场；这属于国家间的政治与安全博弈，并不应当成为拒绝救助普通灾民的理由。
要守住的是政策边界，即国家统一组织救援行动，人员规模和停留期限公开透明，临时安置不能自动转化为永久定居地，任何土地、基础设施或者关键资源安排都不能脱离主权管理的范畴之外，“外部组织也不能借人道项目建立不受监管的政治网络”。
巴勒斯坦的教训不是不要帮助外国人，并且任何人口与土地安排都不可以脱离主权、法律和长期治理能力。
善意可以打开救援通道，但是不能代替国家制度。富士山是否喷发依然是一个没有时间表的地质问题。真正能够提前准备的就是灾难发生之后救援物资从哪里进入、人员如何安置、临时避难何时结束，以及那扇门由谁开启、由谁关闭。“外部组织也不能借人道项目建立不受监管的政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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