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晚上,我独自坐在出租屋里,窗外烟花炸开又消散。

手机响了,来电显示一个陌生号码,区号是我老家的。

接起来,那头麻将声震天。

我爸的声音混在嘈杂里,带着酒气:“给家里汇两万块,办年货的钱不够。”

我捏着筷子没吭声。煮饺子锅里水咕嘟咕嘟冒泡,热气扑在脸上。

“听见没有?”他催了一句。

“爸,”我开口,声音轻得自己都听不太清,“我妈走的时候,你也在打麻将。”

那头安静了一瞬。

紧接着骂声劈头盖脸砸了过来。

我慢慢把手机拿远,看了一眼屏幕上跳动的时间,静静地按下了挂断和拉黑。

窗外烟花刚散,天黑得实实在在。

我从锅里捞起饺子,吹了一口热气,慢慢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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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妈走了三年了。

按老家的规矩,三周年是个坎儿,过了这天,才算真正“送走了”。

腊月廿六那天一早,我开车从省城回村。

三个小时的高速,又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到村口的时候,日光已经偏了。

我一进院子就看见我爸坐在堂屋门口的藤椅上晒太阳。他穿着那件军绿色的旧棉袄,领口一片油亮。听见脚步声,掀了掀眼皮:“回来了?”

“嗯。”我把手里的纸钱和黄纸放在墙根,“哥呢?”

“你嫂子带孩子回娘家了,他去趟镇上买东西。”我爸掏出一根烟点上,压根不提今天我回来是干嘛来的,也没问我吃了没有。

我站在院子里搓了搓手,指甲缝里还留着昨晚改标书的痕迹,浑身上下都是被城市的冷气浸透的凉意。屋里没有生火,连杯热水都没有。

我也不指望。我妈不在了,这个院子就跟冬天一样,只剩下干冷。

我妈在世那会儿,这个家不是这样的。

她会提前几天就把我的屋子收拾出来,被子晒得蓬松,被面上有阳光的味道。

我爸会提前一天去赶集,买我爱吃的猪蹄和冻梨,嘴上骂骂咧咧嫌我回来给他添麻烦,行动上比谁都上心。

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了的?大概是我妈查出病的那一年。

我妈走的前一天晚上,她把所有人都支开了。

只让我一个人坐在床边,说有话要交代。

那时候她已经瘦得脱了形,眼睛深陷,说话气力不足,一句话要歇三回。

她拉着我的手,枯枝似的手指攥得很紧,眼神里有种让我心里发慌的东西。

“悦溪,妈活不久了,你听妈说几件事。”

我跪在她床边,脸贴着她汗津津的手背,听见她说:“老宅,将来要是碰上动迁,钱的事,你千万别说不要。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我当时含着泪说:“妈,咱家哪来的老宅动迁,您想远了。”她没有接话,只是定定地看着我,眼睛里那点亮光一点一点暗下去,又凝住,像在攒一个什么决定。

那晚她靠在床头,让我扶她坐起来。

她抖着手,从一个旧铁皮盒子里抽出两张泛黄的存折,塞进我外套的内衬口袋里。

她压低声音说:“这个别跟你爸提,别跟你哥说,你自己收着。妈这辈子没什么本事,每个月的零花钱,攒了多少年是这些。将来你爸要是对你不好,这些钱你拿着跑。”

我记得我当时捏着那两张薄薄的存折,整个人抖得厉害。

“妈,您别说这种话,您会好起来的。”

我妈笑了。

那笑容真奇怪,里面有千言万语,但我一句也读不懂,只看见她眼角慢慢淌下一道泪痕。

她最后说了一句话,至今还刻在我脑子里——“闺女,你记住了,这个家的钱是姓肖的没错,但你也是肖家的人。别傻了,别什么都让。”

第二天凌晨她就走了。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安静的一次天明。

第三年忌日不是清明,是我独自回去的。

我爸和我哥大概都不记得这个日子了。

我一个人拎着纸钱上去,清理了坟头草,摆了供,烧了纸。

火苗蹿起,带起一片灰蝴蝶,绕着墓碑旋了几圈。

我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正准备起身,看见墓碑后面露着一角白色的东西。

我过去拨开枯草,是一只塑料袋,半埋在土里,里面裹着一件我妈的旧棉袄。

那棉袄我认得,是我妈晚年常穿的那件墨绿色的。

梅雨天返潮,棉花拧成硬块,领口袖口磨得毛了边。

她走了以后,我爸说得把她的旧东西烧掉,穿过的衣服晦气。

我哥更是口无遮拦:“烧了好,烧了干净。”我说留一两件做个念想,我爸一挥手:“老规矩不能坏。”就这么的,我妈的东西一件没留下。

可这件棉袄怎么会在这里?

我蹲在坟头,抖着手翻开那件棉袄。

一股陈旧的霉味扑上来,呛得人想掉眼泪。

手探进袖子里,摸到夹层鼓鼓的。

针脚很密,被我妈用什么硬物撑着边缝死了,像藏了东西。

我找不到线头,扯了一下没扯动,掏出钥匙串上的小刀,沿着缝的线割开。

一张薄薄的信封滑出来,里面是一张叠成方块的信纸。

展开来,是我妈的字迹。

她识字不多,笔画写得歪歪扭扭,个别地方还有错别字。

我逐字往下看,看到一半,手开始抖。

那不是遗嘱,是忠告:“悦溪,你看到这信的时候,妈已经走了几年了。有些话,当你面妈不敢说透,我怕你爸知道,怕你哥知道。老宅底下的事,你要自己心里有数。将来要动迁,钱会是多少不清楚,但你爸的心思我清楚。他一辈子都认为,闺女是别人家的人。你会吃亏的。”

最后一行字更小更潦草:“我一直想告诉你,也许我可以告诉你:你不差。吃掉的苦,都会化成你的命。”

我蹲在坟前,把那页纸看了三遍。

棉袄在我怀里,像还带着我妈的体温。

风从坡顶刮下来,吹得纸钱打着旋翻飞。

我抬起头,看见山脚下那片老宅一片灰扑扑的瓦顶,心里第一次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东西。

警惕也好,预感也好,我说不清。

我只知道,我妈不会无缘无故给我留这句话。她一定已经看见了什么。

回院子的路上,远远看见我爸和我哥站在院门口说话。我爸望见我,朝我招了招手:“你来得正好,有个事跟你商量。”

我没应声,他看着我的表情皱了皱眉。

“县里下来了通知,”我爸声音带了几分郑重,“这一片要动迁了。”我一愣,站在尘土飞扬的小道上,风从两面挤过来,灌进衣领里凉嗖嗖的。

我听见我爸又补了一句:“按人头算,宅基地加房子,估摸着能补五百多万。”

02

我心里那根弦一下子绷紧了。

我妈坟头那封信像烙铁一样烫在贴身口袋里,字字句句在我耳根回响。我面上没露什么,只问我爸:“通知什么时候到的?”

“前天,村委开会说的。”我爸面露得意之色,“你们姐妹俩收拾收拾,把证件准备好,统计在册人口要登记造册。”

“姐,你那个户口不是迁到省城去啦?”我哥叼着烟走过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口气冲得很,“那这钱就没你份了。嫁出去的人,户口都不在村里了,凭啥分家里的地?”

嫂子程嫣也跟了出来,怀里抱着虎头虎脑的侄子,听了这话眼珠子一转,帮腔道:“就是,小姑子都在省城买房了,还惦记村里这点土疙瘩?说起来,哥最近看中了城东一个新楼盘,全款能省点利息……”

我爸没反驳。他只是默不作声地蹲在门槛上抽烟,烟雾把他半张脸拢得影影绰绰。

我站在院门口,看着这一家人,忽然觉得无比陌生。

我妈尸骨未寒满打满算三年,他们眼里可就只剩下钱了。

可我没有当场发作,只淡淡地看了我爸一眼:“爸,这拆迁款怎么分,政策说了算。不是谁嗓门大谁就有理。”

“你哥说得也没错……”我爸总算开了口,“你户口迁出去了,按政策,人头费这块可能确实算不上。”

我笑了笑,没再接话。

那天晚上,我住在老宅西屋。

我妈在的时候,那是她的屋子。

现在换了张旧床,屋角堆着我哥的杂物。

墙上有块淡淡的水印,是我妈挂钟表的地方。

那钟是她的嫁妆,滴答滴答走了四十多年。

她走后还没到三七,我嫂子就说不吉利,收起来卖给了收旧货的。

我睡在冰冷的被窝里,手攥着那封信,脑子乱了一整夜。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趟村委。

老支书姓马,跟我妈沾着远房亲,小时候我还抱过我的。

他见我进来,叹了口气:“我就知道你会来。”他把复印件给我看,那一行行字我看得清清楚楚。

拆迁补偿按宅基地面积、建筑面积和在册人口综合计算,总补偿五百三十二万。

非在册人口按房屋面积折算,也可获得对应补偿份额。

但条款后面还有人手写的备注:“具体分配由家庭成员内部协商。”

我问马支书这备注什么意思。

马支书那双昏花的老眼透过镜片望了我一会儿:“闺女,这是个烫手山芋。你爸前天专门来村里开过证明,要求要把补偿款全汇到一张银行卡里,户名是你哥。”

我感觉自己心口那块地方像被什么东西重击了一下。闷闷的,钝钝的。

马支书又压低声音说了句:“你爸来办这事,你哥跟你嫂子不知道,但我在场。你爸说……钱是留给肖家后人的。”

原来我妈说得一点不错。那个睡了大半辈子的男人,在钱面前,心里唯一在乎的从来不是我。

我谢过老支书走出村委,太阳照在身上,竟然感觉不到暖。

我站在路口,看着村道上一辆一辆开进来省城牌照的车,那些都是打工的乡邻回来看动静的。

每个人都眉飞色舞,像自家中了头彩。

我拨通了我妈的坟前守坟人陈伯的电话,问他我妈生前有没有交代过别的。

陈伯沉默了片刻,只说:“你妈走之前一个月,你爸给她签过一张啥子转赠字据,让她把宅基地份额让给你哥。你妈当时还病着,被逼着按了手印。”

那一下,我是真的站不住了,我蹲在马路边,抱着膝盖,把脸埋进手心里。

我妈已经走了三年。她活着的时候,替这个家受的苦还嫌不够。她人不在了,他们连她那一份都恨不得挖了去。

我在路边蹲了很久才站起来,擦掉眼角那点湿痕。我攥紧口袋里的那封信,忽然做了决定。既然你们要把事做绝,那我也没必要再讲什么体面了。

回省城之前,我绕道去老宅。

我爸正坐在藤椅上听收音机里的评书。

我站在门口:“爸,那五百多万的补偿,政策说要家里人协商分割。我妈虽然人不在了,可她那份应该在,我也有份。”

我爸放下收音机,眼睛看着我,说了一句让我记一辈子的话:“你有份?你姓什么?你嫁出去那天起,这个家的东西就跟你没关系了。”我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

他那张皱纹纵横的脸上连一丝心虚都没有。

我又看了看我哥。

我哥叼着烟,倚着墙冲我咧了咧嘴,那笑容里有种让我心里发寒的得意。

我没有大喊大叫。我只是慢慢说了一句:“好,那我明白了。”

我转身走出院门,身后传来我哥和嫂子肆无忌惮的笑声,高一声低一声砸在我背上。

春日的阳光打过来,把我的影子拉得好长。

走在村道上,迎面碰上邻居婶子问我回来了待几天。

我笑着说下午就走。

她说你爸有福,孩子都在城里。

我笑了笑,没有回头。

到了车里坐定,我掏出手机翻到一个律师的电话。

犹豫了很久,最终我发了一条短信过去:“李律师,我想咨询一件事,遗产分割方面的。”很快回了过来:“可以,明天见面聊。”

我发动车子,把车窗摇下来。

老家那一片灰瓦房顶在倒车镜里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模糊的点。

我踩了一脚油门。

对不起,妈。

但这回,我不打算再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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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回城第二天,我去见了李律师。

她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短发,戴着细框眼镜,办公室里堆着两摞半人高的案卷。

我把我妈的坟头留信、老支书给的补偿款分配复印件、我爸转账到哥账户的流水凭证,一样一样放在她面前。

李律师翻看了一遍,推了推眼镜问我:“你爸转给你哥这个行为,发生在补偿款到账之后,属于对已取得财产的处分。你母亲那份,她生前没留遗嘱的话,按法定顺序走。你母亲已经去世三年,过世时你和父亲、哥哥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对她的遗产有权主张分割。你母亲那份拆迁补偿份额,应作为她的遗产来处理。你父亲没经过你的同意,把你母亲那份直接转给你哥,这个事的法律定性是什么?这涉嫌侵害你的继承权。你有权就你应继承你母亲遗产的部分主张赔偿。”

她看我一眼:“你起诉的话,有赢面。”

我坐在椅子上,没说话。

窗外的车流声呜呜地灌进来,在耳边嗡嗡响。

我在想几年前的那个晚上,我妈枯枝般的手指攥着我的手,说“妈这辈子没什么本事”。

如今她存折里的八万块还在我衣柜底的铁盒子里躺着,分文未动。

她坟前棉袄里掏出那封信也在我包里。

她一个女人,一生留下的不过是这些东西。

“如果起诉,”我开口,“需要多长时间?”

“从立案到开庭,快则三到五个月,慢则半年以上。”

“能赢吗?”我又问。

“前提是你母亲的份额能确认。你哥哥户口在册,但你母亲的份额是可以单列。最好能找到她的签字或手印材料。”

我脑子又浮现出陈伯说的事。我哥跟我嫂子一通张罗。我妈临终前一个月,我爸拉着她签过一张“转赠协议”,按了手印。那张协议现在在哪?

我跟李律师说给我点时间让我找找证据。

她从案卷上抬起视线看了我一眼,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你妈签的那张协议如果存在,会直接影响她的遗产份额认定。最好查清楚。但你要有准备,那张协议存在的可能性不大。你爸既然把事情做这么绝,细节上不会留把柄。”

我走出律所,站在太阳底下,被风一吹,脑子清醒了些。

我摸出手机翻了翻通讯录,拨了一个许久没联系过的号码。

我妈的表妹,我叫她小姨。

她嫁在邻村,我妈临走那阵子,她三天两头来家里照顾,知道不少内情。

“小姨,我妈当年是不是签过什么跟宅基地有关的字据?”

电话那头安静了好一阵子,小姨才低声说:“悦溪,你妈签字那天,是你爸跟大立(我哥)一起来医院逼的。医生说你妈不能操劳,你爸根本不听。你妈当时手抖得握不住笔,签完字背过脸去,被子底下的肩膀一直在抖。我站在门口,心想上前拦住,但看你爸那脸色,到底没敢。”

我觉得自己太阳穴突突地跳,手攥紧了手机壳。

“那字据呢?”我问。

“你爸拿走了。”小姨叹了口气,“但你妈签字之前,我长了个心眼,用手机拍了那张纸。就一张照片。”

我掐了一下胳膊内侧,确认自己真的是醒着的。“小姨,麻烦您把照片发我一下。”

片刻之后,手机嗡地震响。我点开来,照片拍得不算太清晰,但足够辨认纸上的内容,有我妈的签名、手印,还有日期。日期是她去世前二十六天。

她的字迹歪歪扭扭的,落笔时那颤巍巍的抖动隔着屏幕都看得一清二楚。我坐在路边长椅上,眼前有些模糊,仰头眨了眨,把那股湿气逼了回去。

就在这个时候,我爸的电话打进来了。

“悦溪,你哥说补偿款的手续要你这个户口本上的直系亲属签字,你抓紧把户口本寄回来。”语气理所当然,像在吩咐一个小辈办一件分内的小事。

我没有直接答应,只问了一句:“爸,钱怎么分的事,村里说要协商一致签字。协商了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三秒,我爸声音忽然沉下来:“分什么分?你哥是户主,钱到他账上,你还怕他跑了不成?”

“那不是小数目。五百多万。”

“正因为不是小数目,才更不能经你的手。”我爸脱口而出,说得又快又顺溜。

他似乎也意识到这话太难听,顿了一下,找补了一句,“你哥是儿子,这钱放他那稳当。你一个女人家,自己过好日子就行。”

我捏着手机站在街边,身边车流来来往往,有一种异常遥远的嘈杂。我平静地回了一句:“好,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没有回家。我直接开车去了我哥常去的那家棋牌室。

傍晚时分,镇上那条老街上人声嘈杂。

棋牌室的玻璃门被烟熏得发黄,我推门进去,一股呛人的烟味和汗味混在一起扑面而来,几乎把人掀一个跟头。

角落的桌上,我哥背对着门口坐着,手边堆着一沓钞票,眼睛熬得通红,盯着桌上的牌。

桌对面坐着一个穿皮夹克的中年男人,膀大腰圆,指间挟着烟。

我哥把手里最后一张牌翻开来,骂了一句脏话,把牌摔在桌上。

穿皮夹克男人慢悠悠地把桌面上所有的钱拢过去,咧着嘴:“肖老板,又欠一把了。”

我哥脸红脖子粗地拍桌子:“下把翻本,回头一总给你。”

我站在门口,看了足足两分钟,心里翻江倒海。

五百多万的拆迁款还没拿到手,他已经欠了满屁股的赌债。

我爸还觉得这个儿子可靠,是他们肖家的靠山。

他没有想过,我哥那张卡里如果真进了五百多万,够他在这张牌桌上坐几天。

我没进去,转身走了。

夜色压下来,小镇的路灯光昏黄昏黄的。

我靠在车边,抬头望了望天,心里那个念头越来越清晰。

既然他们不把我当这家人看,我就守着我的底线,不让人随便抢走属于我的东西。

我不怕跟他们打官司,但我怕的是走到那一步之后,我妈在坟里头不得安宁。

可我又转念一想,我妈若在天上看见她闺女被人这么欺负,大概是爬起来也要骂我一句不争气的。

回到城里已是深夜。

我坐在漆黑的客厅里,手里攥着那封信和那张照片,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下了一行字:“如果他们不把我当家人,那我也该学会替自己想想了。”

04

一个月后,拆迁协议正式签约。

签约地点设在村委会,大红的横幅挂起来,屋里挤满了人。

我哥早早到了,穿着那件新买的夹克,趾高气扬地站在队伍最前面,手里攥着一个蓝色文件夹,里面装着全家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还有一份我爸签字的全权委托书。

轮到我家的号,我哥大步走上前。

工作人员核对完材料,让他签了一系列文件。

我站在窗外,隔着玻璃看着,看着他签完最后一页,咧嘴笑着跟旁边人说了句什么。

五百三十二万,他一个人的名字。

我爸连来都没来。

我哥签完字往外走,一抬头看见我站在门口,愣了一瞬,随即得意地笑了:“姐来了?不进去看看?”我没搭理他那句风凉话,只问了一句:“钱什么时候到账?”我哥眼睛转了一圈,嘴角勾起一个弧度:“快了。到时候哥请你去大酒店搓一顿,全家人吃个团圆饭。”他晃了晃手里的档案袋,大步流星地走向自己的车。

我站在原地没动。

我哥的车刚走,我爸从村委旁边的巷子里转出来,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你哥签完了?”我说签完了。

我爸点了点头,没再说话,背着手慢悠悠往回走。

我看着他微微佝偻的背影,忽然喊了一声:“爸。”他停下脚步,回过头看我。

我说:“这笔钱,按人头算的话,里有妈一份。妈已经走了,但她的那份应该有个说法。”我爸脸上那一点温和瞬间褪干净了,他冷冷地看着我:“你妈生前已经签字转给你哥了。你在这胡搅蛮缠什么?”

胡搅蛮缠。这个词像一根针扎进胸口。我看着我爸,看了很久,没有再说话。

补偿款到账的时间比预想得快。

签约后第十一天,我哥的银行卡里就收到了那笔钱。

当天下午,我收到一条银行短信提醒,我名下关联的那个账户余额变动为0。

那是妈生前用我的身份证号码开的一笔定期,她走之前叮嘱过我,说这个是留给我的应急钱,当时存的金额八万四。

我在银行柜台查明细。

柜员告诉我,这笔钱在当天上午十点十七分被取走,办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和银行卡,柜台核验预留手机号验证码后办理了取款销户。

“预留手机号?”我看着柜员,“那预留的是谁的号码?”

柜员查了一下,告诉我一个手机号。那是我哥的。

我妈生前办这笔定期时,用的是她的手机号。

她走后两年,因为我爸说我经常不在家,老家有事联系不方便,于是把这笔业务关联的手机号改成了我哥的号。

我当时没有多想。

毕竟那时我还是那个以为家是依靠的人。

八百多万被转走后的当晚,我哥发了一条朋友圈,配了一张照片,一只崭新的金表戴在他粗壮的腕子上。配文:新气象,新生活。

我盯着朋友圈沉默了很久,退出来,给我爸打电话。

“爸,那笔五百多万的钱还有我妈名下那笔八万四的定期,转走之前,你知不知情?”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我爸语气平淡:“你哥是家里顶梁柱,钱在他那里放着,出不了事。”

我握着手机,指节发白:“那笔八万四是我妈留给我应急的钱,跟她留给哥的五百多万扯不上关系。我妈生前说过这笔钱是给我的。”

“你妈人都走了,这事就别再计较了。”我爸的语气干脆利索,“你哥最近做生意周转需要现金,先用一下你那笔钱,等挣了钱还你。”

我笑了。那种从嗓子眼发出的、带着一丝凉意的轻声笑法:“爸,那笔钱不是他挣去花的,是他赌掉的。你知道吗?”

电话那头彻底安静了。过了一会儿,我爸嗓子变得很干:“你哥说他做生意赔了。”

我听着这话,心里连火都提不起来了,只觉得疲惫:“他已经把五百多万输了个光。你信不信,就凭你的儿子,在赌桌上的本事,没几个比我哥更厉害的。”

“啪”一声,电话挂断了。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通话结束的字样,坐在房间里,很久都没有动。

窗外的天一点一点暗下去,慢慢黑透了。

我没有开灯,就这么坐在黑暗里,回想我妈去世那天晚上,她枯瘦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拉住我的衣角。

她说:“闺女,妈对不起你。”

当时我以为她说的是没能陪着我走更远的路。

现在我才明白那句话的含义。

她早就知道我哥是什么人,我爸是什么人,她这辈子没能护住我,走之前拼了命想留一条路给我,可那条路后来也被他们用同样的方式堵死了。

我去银行调流水记录的那天下午,我爸从老家赶来。

他站在银行门口,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看见我出来,声音破锣似的粗哑:“你去法院告你哥了?”我说起诉材料已经递上去了。

我爸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忽然老泪纵横,说出了一句让我愣住的话:“家里的事何必闹到公家去。你哥欠了债跑了,留了一堆烂摊子,你让我这老脸往哪搁?”

我看着他,心里不知该感到难过还是荒诞。

他的儿子拿走所有钱,他从来没有指责过一句。

他的女儿只是想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他却觉得丢了老脸。

我没有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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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起诉状递上去第七天,我哥回来了。

他打电话让我去老宅,说一家人坐一起把事说清楚。

我去了。

推开堂屋门的时候,我哥坐在主位上,翘着腿,手里夹着烟。

我爸坐在旁边那张藤椅上,脸偏着没有看我。

屋里一股呛人的烟味混着老宅特有的潮气。

“坐吧。”我哥用夹烟的手指了指对面的凳子。

我没坐。

“姐,这钱你是真打算要回去?”他把烟屁股摁灭在桌上那只缺口的搪瓷缸里,“咱们是一家人,你非要走到对簿公堂这一步?亲戚邻居看笑话,你不嫌丢人?”

我看着他那张胖了一圈的脸,忽然不想再多说什么废话。

我拉开包,把一叠纸摊在他面前。

最上面的一张,是我妈生前签的那份转赠协议的复印件。

我哥扫了一眼,脸色微微变了。

“这东西你哪来的?”

“你管我哪来的。”我看着他的眼睛,“你逼着病床上的妈按手印这事,妈走了,但人证还在。协议上写得明白,她只是自愿放弃对宅基地份额的继承权。但拆迁补偿里属于她那一份,她生前没有做过任何处分。妈走之后这笔钱应该作为遗产,由我和爸两个人继承,跟你没关系。”

我哥的脸色由白转青。他猛地站起来,指着我鼻子:“那是我妈,那钱也有我一份!”

我用一种近乎怜悯的目光看着他:“妈走的时候。你连灵堂都没有跪满一个晚上,跟牌友打了一宿牌。妈那笔钱留给谁,你心里没有数吗?”

他愣怔在那里,像被戳中了什么软肋。

我爸终于开口了,声音抖着:“悦溪,你非要把这个家撕碎吗?你哥是咱们肖家的根啊。”我没有看他,只是轻声说:“爸,是你们先把我当外人的。”

我转身走出堂屋。身后传来我哥一嗓子怒吼:“肖悦溪,你等着!”

那天下半夜,我哥带着两个人闯进我住的地方。

我刚洗完澡,听见门被擂得震天响,透过猫眼看见他那张恼怒到扭曲的脸。

我没有开门,直接拨打了110。

警察到场后把人带走了。

第二天我收到一条陌生人发来的短信:“你有种。我要让你这辈子回不了这个村。”我把这条短信截图存好,连同今晚的报警回执,一起发给了我的律师。

当天下午,我爸打来电话。

他的声音苍老了许多,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疲惫:“悦溪,你哥不懂事,你能不能看在我的份上,撤诉?”我沉默了一阵,问:“爸,我哥欠的赌债已经还清了?”他在那头沉默了。

片刻后,他低声说:“你哥投了个工程,钱被人骗了,血本无归。家里还欠着几十万。”

五百万的拆迁款,没几个月就赔光输光了。

我闭了闭眼睛,只觉得心里堵得慌。

我哥被警察带走后,我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冻结了他名下剩余的拆迁款。

余下的钱不多,只有几十万,还不够当初的零头。

但至少能证明,钱曾经存在过。

剩下的那笔钱,不论他怎么辩解,都算是我们家的共同财产。

现在他人已经被放了出来,但银行卡被冻结,动弹不得。

我爸在电话里说:“你来家里一趟吧,有些事当面说清楚。”

06

我回老宅那天,是个阴天,云层压得很低。

堂屋里,我爸坐在那张旧藤椅上,面前摆着一杯茶,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

他今天看起来苍老了很多,头发几乎全白了。

我哥坐在角落里,没了那天的嚣张气焰,缩着脖子,像一只被雨淋透的鸡。

我爸问我:“你要怎样才肯撤诉?”

我说:“属于我妈的那份,连同增值部分,按法定继承算,该多少是多少。”

我爸闭了一下眼睛,像在承受什么巨大的痛楚,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你带走的那笔钱,是家里仅剩的了。你哥那边账还没还清,债主天天上门。你要是都拿走了,这家就真完了。”

我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爸,从始至终,我只是要回属于我的那部分,没有多拿一分。是你们先拿起属于我的一切,一分都不给我剩。到现在,反过来说我狠心。”

“你要多少?”我哥低着头开口了,“二十万行不行?”我没有回答他,而是从包里掏出一份协议放到桌上。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按照拆迁款的发放总额和法定继承份额算,我妈那一份应得的补偿款是八十六万,加上定期存款和利息,共计九十四万五千元。

我爸签了字,我哥被逼着也签了字。

我看着那张签完字的协议,叠好放回包里。

从始至终,我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话。

直到走出院门,我爸忽然喊住我:“悦溪。”我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你真的非要跟你哥、跟我,断绝关系吗?”他的声音有些颤。

我站在院门口,抬头望着阴沉的天空,好一会儿才回答:“爸,我没有要断绝关系。是你们先把我从这个家里推出去的。妈走的时候,你们就没有把我当过家里人。现在再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

走出巷口,转了弯,我才发现自己的眼眶是湿的。

我没有回头。

春天快过去了,风从田野上吹过来,带着一股暖热的、春天庄稼的气息。

我站在村口缓了很久,才摸出手机给我小姨打了个电话:“小姨,我这边谈妥了。法院那边撤诉的材料,我明天递上去。我妈坟前的香,麻烦您这几天帮我多上两炷。”

随后我转身看了一眼远处灰蒙蒙的老宅轮廓,心里跟我自己说:从今天往后,就当这里的根断了。

那一晚,我睡得异常安稳,没有做梦。

第二天一早,我去律所与李律师签了结案材料。

从楼里出来,我拉开包,翻到那两张泛黄的存折。

我妈一辈子只攒下这些家底,八万块钱,最后还是被他们抢走了。

但我不打算再争这一笔了。

我把存折收好,走到附近的银行门口,排了半小时队,将两张存折里的钱都划到一个新开的账户。

办完手续,我在柜台前站了一会儿,把存折轻轻地放进了包里。

当晚,我开始收拾房子。

我要卖掉这间在省城打拼十年才买下的房子,换上贷款买来的小产权房?

不行,我得离开这里。

我需要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我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最下面那一栏。

“老同学,你那边有南方的空房子吗?越小越好,越偏越好。一个人住的那种。”

窗外的灯一盏一盏暗下去,夜很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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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房子挂出去半个月就卖了。

我把钥匙交给中介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直直地落在小区门口的花坛上。

我没有回头,只拉着那只银灰色的大行李箱,背上背着一个画筒。

打了一辆车,去高铁站。

买了一张去南方靠海小城的单程票。

坐在候车厅里,最后看了一眼手机里那些未接来电。

有我爸打来的,有姑姑打来的,有老家几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打来的。

消息一条一条点开来,我一条一条看完,既没有回复,也没有删除。

我爸发的最后一条短信是:“你真要扔下这个家不管了?”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好一会儿,退出来,点了关机。

高铁开动的时候,窗外的景物开始模糊后退。

田野、村郭、一棵一棵长得歪七扭八的树,缓缓从视野里退出去,像一张旧照片慢慢褪色。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听了一会儿轮轨摩擦的声响。

想起我妈走的那天早上,天也是这么灰蒙蒙的。

她躺在床上,呼吸越来越浅。

我握着她枯瘦的手,看着她嘴唇动了动,像在说什么。

我把耳朵凑过去,听见她说了一句:“跑得远远的……别回头。”

那时候我以为她是在说让我别难过。原来她说的是这个意思。

南方小城确实很南方。

满街的桂花树,空气里常年浮着一股湿润的甜味。

我在老城区租了一间顶楼的单间,窗户朝北,推开能看到远处灰蓝色的海平面。

屋子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一个人住刚好。

搬进来的第二天,我去附近超市买了锅碗瓢盆和米面油盐。

回来的路上经过一家水果店,老板娘操着浓重的本地口音招呼我买橘子。

我买了一袋,回到空荡荡的出租屋,剥了一只橘子放在窗台上。

“妈,我到地方了。”我对着窗外那一条模糊的海平线,低低说了一句。窗台上的橘子被风一吹,发出淡淡的香气。

日子慢下来。

我找了一份小公司的文员工作,朝九晚五,活儿不累,只是琐碎。

工资不高,够用。

同事们知道我是外地来的,客客气气,也不多问。

我喜欢这种没有人认识我的感觉。

下班后沿着江边散步,看一看那些钓鱼的老人和遛狗的人。

有一回我走累了在石凳上坐下,看见前面一棵树下坐着一个老太太,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衣,在择一篮子韭菜。

她旁边停着一辆推车,车筐里放着一些零碎,大概是去卖菜的。

她低着头,一根一根地择,动作很慢,阳光透过树叶落在她手背上,斑驳一片。

我看着她,忽然想起我妈。

我妈在世时,也喜欢坐在院子里择韭菜,一根一根择得干干净净,嘴里哼着小调。那时候我嫌她动作太慢,现在才发现,那些日子早就回不去了。

我坐在那里,静静地看了一会儿,眼睛开始发酸。我起身走开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转眼到了冬天。

南方小城的冬天不明显,树还是绿的,风也变得潮湿。

只是天黑得早,晚上五点多就暗下来了。

我从公司出来,经过菜市场时顺便买了一盒速冻饺子,塑料袋里还塞了两根葱。

回到出租屋,拧开灯,把锅架上,水烧上。

窗外远处的路灯亮起来了。

我靠在灶台边等着水开,手机搁在窗台上,亮了一下。

是一条微信,我老同学发来的。

“听说你爸摔了一跤,村里人在传……你要不要回个电话?”他看着屏幕良久,把手轻轻翻过来扣在窗台上。

水开了。我把饺子倒进锅里,用铲子顺着锅边推了推,防止黏底。盖上锅盖,看着锅沿冒出白汽。

窗外忽然“咻”的一声,一朵烟花炸开在天际。金黄带红,像一把碎星子扬开来,又灭了。我才恍然想起来,今天是大年三十。

08

我独自站在灶台前,看着锅里的水汽升起来,模糊了窗玻璃。

外面烟花断断续续响了一整晚。

我煮好饺子,盛进碗里,端到那张折叠小桌上。

没有摆碗筷,也没有开电视。

屋里安静得能听见墙壁里水管的水流声。

我坐在桌边,夹起一个饺子咬了一口,白菜猪肉馅,稍微有点咸。

吃到第三个的时候,手机响了。

放在床头的手机亮起来,嗡嗡地震动,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扎耳。

我看了一眼屏幕,来电显示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是我老家省份的一个地级市。

我没有立刻接。手机响了很久,屏幕暗下去又亮起来。第二次响起来时,我才放下筷子,走过去,拿起手机,按下了接听键。我没有说话。

“喂?肖悦溪!你爸让人传话让你打电话回来,他不方便打电话,让你赶紧的!过年了,你怎么连个问候都没有……”嫂子程嫣的声音从那头劈头盖脸砸了过来。

“你爸说,让你汇两万块回来,过年要用。家里办年货还差一些钱。叫你把钱打到你爸卡里,账号还是以前那个。听见了没有?”

我的喉结明显滚动了一下,没有说话。

那边顿了顿,像是拿开手机跟旁人说了一句什么,很快换了一个声音:“死丫头?过年了装什么哑巴?跟你说话呢。你哥现在不方便讲话,我跟你传话也一样。你妈的事情先不提,眼下这个年你要是不管,就没你这个人了。”

窗外又一朵烟花炸开,在玻璃上迸出一片五彩的光。

我握着手机,听见电话那头混着小孩哭闹,麻将碰撞的声音,还有不知道谁在笑。

热腾腾的屋子,满桌的饭菜,一群热热闹闹的家人。

我轻声说了一句:“那五百多万,够你们过多少个好年了?”

对方一时没有接上话,大约没想到我会突然提起这件事。

片刻后,她语气开始闪烁:“那个……那钱是你哥的,你哥是男的,那钱用在正道上……后来不是……生意亏了嘛……”

“亏了?”我轻声重复了一遍,“在牌桌上亏的?还是被人扣在棋牌室那晚亏的?”电话那头再次停住了。

“你妈临终前留下的那笔钱,被人取走那天,你们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我的声音很平静,“从今天起,这个家没有我这个人。”

“你……”对方刚想说什么,我说了句“新年快乐”,伸手把电话挂了。

我把这个号码拖进黑名单,然后把手机放在桌上,重新坐下,夹了一个饺子送进嘴里。

包好的饺子已经有些凉了,外皮微微发硬。我慢慢地嚼完,咽下去,又夹起下一个。

烟花还在窗外断断续续地响。

屋里那一盏白炽灯的光照在白瓷碗上,汤上浮着几片葱花和油花。

我吃了半碗多饺子,放下筷子,忽然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事。

那年我还没有上小学,也是大年三十,屋外下着雪。

我妈坐在灶台边剁饺子馅,白菜和肉末混在一起,刀落在案板上“笃笃笃”地响。

我趴在灶台边看她剁馅,那时我爸在里屋跟我哥讲话。

我妈剁着剁着,忽然低头看了我一眼,隔着氤氲的热汽问我:“悦溪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呀?”

我那时候说了什么?我忘了。只记得我妈笑了一下,眼角的皱纹像一朵菊花,她伸手摸了摸我的头,说:“咱悦溪是有出息的人。”

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我妈最温和的笑容。

后来日子久了,我慢慢长大,出远门上学,在城里工作,回家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少。

我妈的笑容也像一张褪色的照片,慢慢模糊了。

直到她走的那天,我守在她床边,看着她瘦削的面孔一点一点失去气息,才发现我好多年没有正经看过她的脸了。

我把最后一只饺子吃完,端着碗去水池边洗了。

水流哗哗地冲过指缝,温热的,带着洗洁精的香味。

我关掉水龙头,把碗倒扣在沥水架上,用毛巾擦了擦手。

窗外烟花还在响。

我关了灯,躺到床上。

黑暗里,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一小块路灯光,想,这个年三十,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安静的一个年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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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开春之后,小城越来越暖和。

路边的花一茬接一茬地开。

我开始习惯这里的生活节奏,上班、下班、沿着江边走一走,周末去菜市场买些新鲜的虾和蟹。

有一天傍晚,我刚进家门,手机屏幕亮起一条陌生号码的彩信。

点开来,是一张照片。

画面有些糊,像是隔着一段距离偷拍的。

老家的院子,已经没有了当年齐整的模样。

院墙有一角塌了,用几块水泥砖草草垒起来挡着。

院里的草长到半人高,那棵老槐树还在,只是枯了大半。

我盯着照片看了好一会儿,退出来,翻到发信人的号码。

不认识。

过了几分钟,对方又发来一条短信:“我是隔壁的建平。你爸上个月摔了一跤,腰椎骨裂,住院了半个多月。你哥不知跑哪去了,现在他一个人住镇上的出租屋。我这有他的住址,你要不要给他寄点东西?”

我盯着屏幕看了好一阵子,最后打了一行字:“寄什么?寄五百多万给他再赌一把吗?”打完又觉得没意思,一个字一个字删掉。

想了很久,回复了两个字:“谢谢您。”

我没有问我爸的住址。

那天晚上,我坐在窗边,看了很久的海。

海面上有一条船亮着灯,慢慢地移动。

我又想起我妈。

如果她在天上看见这一切,会不会怨我狠心?

她走后,我把她留给我的信、存折、照片都带在身边。

还有那张转赠协议的照片,存进了一个加密相册。

我妈生前没享过一天福。

走的时候,身边只有我和小姨。

她盼了一辈子的好日子,始终没盼来。

而我爸爸,为了他那个儿子,把老伴的遗产填进去,把女儿推出去,最后自己落得一个人住出租屋的下场。

值不值当,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

说不上恨,也说不上原谅,心里只剩下一点微茫的怅然。

毕竟那个人给了我生命。可他也在用他的冷漠,一点一点把那点血缘里的暖意吹散。

隔了两天,我去超市买了两箱牛奶、一袋米和一些方便储存的食品,又去药店买了些常用的跌打药膏和风湿膏药,打包成一个纸箱,寄去了我老家邻村建平给的地址。

收件人写的我爸的名字。

寄件人一栏我填了“朋友”。

我没有留电话。

快递寄出去之后,我自己在菜市场门口的米粉店坐了一会儿,要了一碗粉。

老板娘忙里偷闲问我:“今天不赶时间呀?”我说:“嗯,不赶。”她笑着往我碗里多添了一勺肉末:“那多吃点。”

我低头吃完那碗粉,付了钱,走出去。

10

清明前两天,我休了一天假,坐高铁回了一趟老家。

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在县城买了花,又去纸火铺买了一捆黄纸,自己一个人上了山。

我妈坟头的草长得齐膝深。

我蹲下来,一根一根地拔干净,点上香,烧了纸,把那束花摆在新培的土前。

风从山梁上吹下来。我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没有哭,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泥土。正准备走,一转身,看见一个人。

我爸站在坟地另一头的一棵松树下面,穿一件旧夹克,头发全白了。

比一年前瘦了许多,颧骨凸出来,整个人的精气神像被抽空了一样。

他手里拄着一根竹杖,看见我,也愣住了。

不知道他在那里站了多久。

隔着几步的距离,空气里飘着他身上药膏的味道。

我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咕噜了两声,没出声。半晌,才挤出一句:“回来了?”我嗯了一声。

他拄着拐杖,挪了两步,又停住了,望着我妈的坟头,目光定定的。

沉默许久,他忽然低声开口:“你妈走前那晚,在医院,跟我说过一句话。”我没应声,只觉得风从侧面吹过来,凉凉地打在脸颊上。

“她说:‘老肖,我走了以后,你好好待闺女。闺女才是真心对你的。’”我爸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他说,“我当时没当回事。”他顿住了,用粗糙的手背擦了一下眼角。

又过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你哥……已经半年没音信了。”

我站在那里,听着风吹过坟头的草梢,发出沙沙的声响。手心里有什么在发热,我才发觉,我一直攥着拳头。

我爸又开口了:“你寄来的东西……收到了。”我依旧没有说话。

他也没再出声。

两个人就这么站在坟前,中间隔着我妈那一座矮矮的石碑。

风一阵一阵吹过,纸钱的灰烬扑簌簌地卷起来,又落下去。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迈开步子。

经过他身边时停了一下,把手插进大衣口袋里,没有回头看他,只是放轻了声音:“你走路慢点。腰不好,别提重东西。”

然后我下山了,没有回头。身后传来一声压抑的、粗哑的哽咽,像哭了又像咳嗽,风呼呼地刮着,很快就散了。

回到城里,我照常上班。

那天晚上,我给高铁票结算了报销单,在小区门口的水果店买了一袋苹果。

老板娘笑着问我:“看你今天心情不错嘛。”我说:“去看了我妈。”老板娘愣了一瞬,轻声问了句:“挺好的?”

我点点头,拎着那袋苹果上楼。

钥匙拧开门,屋里有一股干爽的、阳光晒过的味道。

我放下钥匙,洗了一颗苹果,脆脆地咬了一口。

窗外夜色铺开,远处那片海灰蒙蒙的,像融进了天空里。

我坐在窗台前,把那只苹果慢慢吃完,把核丢进垃圾桶。

那一年我三十四岁。

终于弄明白了一件最简单的事,人这一生,有些根断不得,有些路回不去。

日子终究要往前过。

第二天早上,阳光照进屋里。

我起床洗漱,换好衣服,拿上包出门。

走到楼下,晨风拂面而来,南方的春天,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泥腥气。

我在门口顿了顿脚步。

仿佛有人在身后轻轻推了我一把。

然后我迈步,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