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11日上午，安徽繁昌火车站，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站在站台上，迎来了从列车上走下来的邓小平。按常规安排，长途奔波之后应当先休息，可邓小平没有进入县城休整，而是直接坐上了一辆没有空调的中型面包车，朝黄山方向赶去。
有人劝他先歇一歇，他摆了摆手，说：“一休息，就走不了了。”这句话听起来像玩笑，实际上已经表明了此次行程的基调：黄山不是来“看一眼”的，而是要真正走上去。
邓小平与黄山早有缘分。1949年，他曾同陈毅登过泰山。那时山路、体力和安全条件都不能同今日相比。多年以后，已经75岁的邓小平再次面对高山，仍然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特殊照顾的老人。
当天中午，一行人抵达温泉景区的观瀑楼。这里建于1954年，董必武、刘伯承、陈毅、郭沫若等人到黄山时，都曾在此居住。吃过午饭，邓小平没有立即休息，而是沿楼后的山道走了桃花潭、白龙桥、花房，又来到桃源亭查看山势。
从亭上望去，群峰陡峭，云雾缭绕。女儿邓楠担心父亲体力，问这样的高山能不能上。邓小平回答：“气可鼓不可泄，我们一定能上去。”第二天，万里考虑到他的年龄，安排了滑竿。邓小平当即拒绝，决定完全靠双脚登山。
他还提出两条要求：不能因为自己登山而妨碍游客，行程也不要大肆宣传。这个要求并不容易执行。暑假期间，黄山游客很多，消息传开后，群众自然会围拢过来，安保人员既要保证安全，又不能把山路变成封闭区域。
7月12日清晨，邓小平穿着四川常见的圆口黑布鞋，拄着手杖，从慈光阁开始登山。游客认出他后，纷纷上前问候，甚至有几百人跟在后面。邓小平见人越来越多，便停下来说：“我年纪大，走得慢，请大家先走。”游客经过时，他又逐一微笑招手。
这件小事很能说明他的处事方式。他不愿意让群众为自己让路，也不愿意把普通游客变成被管理、被驱赶的对象。等人群逐渐走远，他才继续前行。到了半山寺，他一边听住持讲黄山掌故，一边吃随身携带的干粮。
住持见他吃得简单，提出添两个菜，邓小平没有推辞，只说：“你的热心，我就吃了。”喝过一碗茶后，他继续赶路。走了一段，随行人员担心他过于劳累，劝他放慢速度，他笑着说：“这个不用教我，我比你们有经验。”随后又讲了两点窍门：裤腿卷到膝盖以上，步子不要迈得太快。
下午，他登上了海拔约1680米的玉屏峰。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游客，邓小平听说后，关心的却不是欢迎场面，而是游客的吃住问题。他追问管理人员是否安排妥当，得到肯定答复后，仍让人再次核实。晚上，他住在玉屏楼，按要求吃四菜一汤，并照规定支付食宿费用。
7月13日，他继续前往光明顶。天气炎热，走了六七里路，汗水不断往下淌，他却一路提醒年轻人注意脚下安全。安保人员曾悄悄减少登山人数，邓小平察觉后，严肃要求恢复正常秩序：“让群众上山，不要搞得戒备森严。”
途中遇到挑担的农民，他主动让到路旁，还要求随行人员给对方腾出通道。看到山民辛苦背运物资，他又提出，接待标准不必过高，饭菜应适当减少，因为那些菜都是农民一步一步挑上山的。
山路上，一群大学生认出邓小平，请他签名。几名复旦大学新闻系女生听说消息后，甚至从下山路上赶回来。邓小平为学生签名，还同她们合影。随后，他登上光明顶，慰问黄山气象台和广播电视转播台的工作人员。面对欢迎人群，他说，登黄山这一课，大家都合格。
次日，他又去了清凉台、始信峰。有人担心始信峰道路险峻，劝他不要再上，他没有接受，仍坚持走到峰顶。途中偶遇正在拍摄电影的香港演职人员，双方合影的消息很快传到香港，成为当地报纸报道的一件新闻。
7月15日，邓小平从后山下行。看到一块奇石换个角度便由“喜鹊登梅”变成“仙人指路”，他特意走到另一处观察。抵达云谷寺时，约有500名职工和群众等候，他笑着说：“我最后一个到，还受欢迎啊？”下午，他回到观瀑楼。
休息片刻后，邓小平听取安徽和徽州方面的汇报，谈的重点已经从登山转到黄山发展。他认为，黄山是当地发展经济的重要资源，必须改善交通、住宿、卫生和服务，做好整体规划，把黄山的知名度真正打出去。
他还谈到旅游商品，认为祁门红茶、徽州笔墨纸砚以及明信片、画册，都可以精心包装，让游客带回去作纪念。山林、种植业、养殖业和建材，也应结合当地条件逐步发展。这些意见，已经超出了单纯景区建设的范围，触及了地方经济结构的调整。
7月16日上午，邓小平离开黄山前，应邀为景区题字。他拿起毛笔，连续写了六遍，最后留下“天下名泉”四个字。此次黄山之行，他没有乘滑竿，也没有让游客清场，连家人购买砚台都托人核实价格后照数付款。八码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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