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北京中南海一间会议室里，47岁的颜金生刚刚接到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的任命消息，新的调令便摆到了面前。通知很直接：转到文化部，任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军装还没来得及穿热，就要走进一个完全不同的工作系统。
“这是组织决定，没有回旋余地。”来人说明情况。颜金生没有争辩，只是立正敬礼，回答了一句：“服从安排。”
这次调动，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平级交流。当时的文化部门正面临新的工作要求，文艺工作如何更好地面向工农兵，机关政治工作如何加强，都需要重新部署。中央决定调整文化部领导力量，由陆定一兼任部长，并从地方、军队抽调干部，形成新的领导班子。
颜金生被选中，显然与他的军队经历有关。他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熟悉组织建设、思想教育和干部管理。让一名军队干部进入文化机关，既是一次大胆尝试，也带有明显的现实考量：文化部门需要懂政治、能抓队伍的人，但军队作风能否适应文化工作，谁也无法提前保证。
到任之后，颜金生没有急着摆出“外行指导内行”的姿态，而是从基层接触入手。他提出组织文艺小分队，到工地、农村和基层单位演出。演出不追求复杂场面，内容也尽量贴近群众生产生活。
有人评价，这位新来的副部长身上带着明显的军人作风，说话办事干脆，处理问题不绕弯子。但这种作风也并非全是生硬。对颜金生而言，文化工作同样是一项群众工作，能不能让普通人听得懂、看得进，才是检验效果的实际标准。
1966年后，机关工作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文化部门受到冲击，原有的工作秩序难以维持，许多领导干部被批斗、审查，正常决策几乎停顿。颜金生虽没有完全离开工作岗位，但能处理的事务十分有限，更多时候只能参加会议、签阅文件。
那几年，职位名称已经失去原有含义。一个干部能否正常工作，不完全取决于行政职务，而取决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颜金生从军队调入文化部，本来就是特殊安排；局势变化后，他既无法继续按军队方式开展工作，也难以真正参与文化业务，处境十分尴尬。
1968年底，中央开始着手解放和重新使用一批老干部，总政治部也在研究将部分军队干部重新安排回部队。颜金生被列入调配范围。有关部门曾考虑让他担任陕西省军区政治委员，负责地方部队、民兵建设以及军工协调等工作。
这个安排并非没有阻力。有人认为，他在文化部工作多年，经历复杂，回到军区后能否适应，仍需观察。总政治部有关部门没有因此改变决定。1969年4月，任命文件正式下达，颜金生重新穿上军装，担任陕西省军区政治委员。
从大军区政治部主任的任命对象，到文化部副部长，再回到省军区政委，职务轨迹显得曲折。但对当时的干部来说，能够重新回到熟悉的军队系统，本身就是一次重要转机。颜金生对级别和岗位没有过多表态，只说：“组织安排到哪里，就把哪里干好。”
陕西的工作并不轰轰烈烈，却十分繁杂。民兵整组、基层武装建设、军工生产、地方协调，任何一项都牵涉多个部门。颜金生处理问题时，往往不满足于看汇报材料，而是到基层单位和工厂了解情况，询问设备、生产以及职工生活。
这种工作方式带有鲜明的部队政治工作特点。军工企业不是单纯的生产单位，地方民兵也不是简单的名册管理，背后都关系到国防动员和基层组织建设。对颜金生来说，能把具体工作落到人、落到设备和制度上，比会议上的漂亮表态更重要。
1975年，他又被调往新疆军区，担任副政治委员，分管干部工作。新疆地域辽阔，部队驻地分散，干部构成和工作环境都有特殊性。干部问题一旦积压，容易影响基层团结和部队稳定，因此这项工作既需要原则，也需要耐心。
颜金生到任后，没有只坐在机关里听汇报，而是深入基层座谈。他对干部提出过类似这样的要求：“有意见就讲，问题摆出来解决。”这种谈话方式并不华丽，却能让许多平时不愿开口的人把真实想法说出来。干部工作因此不只是调动任免，也包括疏通关系、化解矛盾和恢复秩序。
粉碎“四人帮”后，军队干部工作进入调整阶段。1977年，颜金生从新疆调回北京，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部长。面对大量干部审查、复查、恢复和重新安排工作，他需要处理的不仅是个人职务，更牵涉军队领导班子建设和历史遗留问题。
那段时间，干部档案堆满办公桌，许多材料年代久远，情况又彼此交错。判断一名干部能否恢复工作，不能只看一纸结论，还要核对历史事实、工作表现和实际责任。颜金生长期做政治工作，对这类问题的复杂性并不陌生，处理时强调依据材料和组织程序。
1983年冬，颜金生因心脏病住院。1985年，中央批准他卸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转入军委顾问班子。此后，他逐渐退出军队日常领导岗位，主要整理回忆材料，关心老同志安置等事项。1997年，他病重住院，走完了长期军旅生涯。 уни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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