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授衔名单公布后，王智涛被授予少将军衔。这个结果，在一些熟悉他经历的老同志看来，似乎没有完全体现他的资历和贡献。
王智涛此前已被评为正军级。按照当时的惯常理解，正军级干部授予中将并非没有可能，因此有人替他感到惋惜。可军衔评定从来不是简单地把职务和军衔一一对应，资历、战绩、任职经历、部队属性，都要放在一起衡量。
王智涛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他的革命经历很长，军事教育工作做得深，却不是一位长期独立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军事主官。
1920年，王智涛进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兵。1925年，他被选派到苏联学习，先后在基辅步兵学校等处学习、任教，前后在那里工作了八年。
这八年并不只是读书。1927年，他参加共产国际军事集训的组织教学工作，担任排长，接触过张闻天、王稼祥、王明、博古、左权、朱瑞、伍修权等人。后来，这些人中的不少人成为党和军队的重要干部。
有意思的是，他当时在组织关系上仍属于旧军队系统。西北军方面希望他学成回国，张自忠还曾希望他回去担任团长。王智涛的态度很明确：“我不回旧军队了，要参加革命。”
由于当时留苏人员情况复杂，他没有立即回国，而是留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任教。1928年元旦，他加入苏联共青团，并递交了入党申请。此后，刘伯承等人赴苏学习，王智涛与他们建立了友谊，回国后也曾在刘伯承领导下工作。
从1927年开始担任教员，到后来参与多批中国军事留学生的教学，王智涛在苏联培养军事人才的时间，超过许多同时代将领。他的长处，不在于冲锋陷阵，而在于把军事知识转化为训练体系和参谋规范。
1933年回国后，他辗转到达中央苏区，被安排从事红军军事教育工作。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曾任保安卫戍区参谋长，但很快又回到教育岗位，先后在庆阳步兵学校、抗日军政大学等单位工作。
1941年，他调入八路军第129师，担任训练科长，后来出任第385旅参谋长。参谋长的工作不显山露水，却直接关系到部队训练、作战计划和机关运转。王智涛在这一时期整理参谋业务、编写相关条例，对部队正规化建设起了作用。
1943年，他调到延安进入党校学习，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抗战胜利后，他原本准备参与东北方面的办学工作，后来因工作需要留在晋察冀，担任冀东军区参谋长，继而任冀察热辽军区副参谋长、航空兵学校教育长等职。
问题也由此出现。
解放战争时期，王智涛确实在军区机关和部队任职，但多为参谋长、副参谋长或教育部门负责人，直接担任主力兵团军事主官的时间较少，独立指挥大规模战役的经历也不多。军衔评定时，这一点不可能被完全忽略。
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防空部队建设，担任上海防空部队副司令员。1950年3月，上海防空司令部成立；同年5月，华东防空司令部成立。1951年，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兼任上海防空司令部，郭化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智涛任副司令员。
1952年，王智涛调任防空学校校长。这个单位属于正军级，他本人也在这一时期被评为正军级。单看职务，授予中将似乎有依据；放到完整履历中考察，评定人员还要看他在战争年代的实际岗位和作战贡献。
当时曾有人认为，保安卫戍区下辖部队人数不少，单位性质不应简单按较低等级计算。只要补充材料，相关勋章等级或许有调整空间。王智涛没有坚持申诉，只说：“维持现状吧。”
他的老战友谭希林、许光达曾对此提出意见。许光达还对负责军衔评定工作的徐立清说：“王智涛是军事教育方面的代表，评少将会不会影响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
这句话，说明争议并不只针对王智涛个人。军队现代化不仅需要前线将领，也需要军事院校、训练机关和参谋系统长期积累。许光达担心的，是如果教育岗位的贡献缺少足够体现，后来者可能低估这项工作的分量。
不过，1955年的军衔评定有一套综合标准。正军级本身具有一定弹性，既可能对应少将，也可能对应中将。王智涛长期从事教育和机关工作，战争年代独立作战经历有限，最终获得少将军衔，同时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这个结果有争议，却并非毫无依据。军衔既要体现职务，也要体现战场经历；既要看个人资历，也要兼顾全军平衡。王智涛没有为自己争取更高军衔，后来仍在军事教育和防空建设领域工作，他那条不太显眼的道路，也因此被完整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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