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初入校园时被视作一场危机，但如今已经变得稀松平常。学生现在几乎可以依靠人工智能自动完成所有课业：解答理科习题、编写计算机代码、撰写论文。像我这样的教授，已经无法判断我们究竟是在真正授课，还是仅仅在配合学生演戏（LARPing） —— 学生同样只是假装在学习。更糟糕的是，我们当中一部分人，已经把撰写推荐信、申请科研资助，甚至撰写学术论文这类繁琐工作交给人工智能完成。
不过，就在人工智能扰乱师生关系的同时，这项技术也为校园里其他领域带来利好。科研人员很快发现，人工智能在知识生产方面用处巨大，尤其在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领域：例如蛋白质结构预测、材料设计、药物研发。部分出于捐赠方、校董会、雇主及家长带来的压力，高校管理者推出各类人工智能项目，投入资金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并开设人工智能学位课程。
两股力量 —— 学生使用人工智能，反而损害自身学习效果；高校利用人工智能，为自身发展赋能 —— 看似相互冲突。学校要求学生必须手写完成全部功课，维护学习的严肃性，同时又敦促学生适应人工智能催生的全新职业要求。教师和管理人员在课堂上核查人工智能作弊行为，但大多徒劳无功，与此同时他们自己的工作中却大量使用 AI。高校一边抵御人工智能这个外来闯入者，一边改造自身，为人工智能时代做好准备。大学一边奔向 AI，一边又逃离 AI。人工智能仿佛正在撕裂高等教育体系。
我最初也是这么想的。但如今我得出结论：一件更宏大、更怪异、破坏性更强的事情早已持续发生。人工智能叠加另外两场近年的校园危机 —— 新冠疫情，以及特朗普2.0政府削减科研经费的举措，放大了一个深层事实：美国大学本身内部自相矛盾。美国人说起 “大学”，仿佛它是一个统一完整的事物，但事实并非如此。高等教育是一堆互不相关功能的集合体，依靠传统、历史与偶然因素维系在一起。大学这套复合体系本就根基脆弱。即便体系内各个机构盘根错节难以拆分，这套组合也几乎没有继续捆绑在一起的理由。
美国大学承载两项承诺。一方面，大学是资质认证机构：授予学位，证明知识掌握水平，帮助毕业生进入职场。另一方面，大学是成长历练场所。学生通过社交探索和心智发展塑造自我身份。这是美国人心中年轻人找寻自我的理想方式。派对、饮酒、希腊字母社团（Greek life，姐妹会/兄弟会，名称通常由1-3个希腊字母组成）、体育活动以及其他校园生活形式，一直都存在损害教育本身的风险，反之亦然。但过去这两项功能尚能共存。
如今打包在 “大学” 名下的这两项功能，开始解绑、分散。成长历练体验 —— 友谊、独立、试错探索，已经不再明显依赖实体校园。部分原因在于，大学不再垄断年轻人接触广阔世界的渠道。全球化和互联网让学生在入学之前，就已经接触到广阔世界。大学生活的其他部分也逐步脱离校园。大学橄榄球已经走向全国化，淡化地区纽带与本地对抗。Greek社团招新已经变成外包产业。如今的大学校园，同时也是医疗系统、当地主要雇主和房地产投资主体，教育属性反而退居其次。
高校为适配职业准备而优化办学的方向，也进一步割裂两大办学目标，侵蚀大学本该提供的、不可复制的社交体验。职场要求学生在课堂之外投入更多精力：实习、拓展人脉、发表成果、参与志愿活动。当下求职环境残酷，初级岗位似乎需要人脉、运气，还要经历十轮面试。本科生会觉得，年长的教授无法充分理解拿到学位证书和兑现职业承诺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新冠疫情则揭示出：即便校园生活缩减甚至完全取消，学位认证流程依旧可以继续。这段时期伴随着大量争议和困惑；部分学生起诉收费高昂的大学，理由是校园关闭，不值全额学费。但最终事实证明，即便校园生活残缺或不复存在，学位认证工作完全可以照常开展。
现在AI几乎彻底拆分了大学的两大功能。从前写论文，需要完成类似课程要求的学术思考，而AI可以让学生几乎不用脑力劳动就完成课业。只要学生选择这条捷径，AI 就把学习成果和学习过程剥离开。从前写学期论文的煎熬过程，天然附带这些机会：深夜和同学喝咖啡休息，和室友一起吐槽严苛的教授，或是在派对微醺时突然产生顿悟。社交成长与学术提升曾经交织在一起。想要实现其中一项，必然需要共同的共处时光与思辨探讨。而现在，二者不再绑定。
多重因素（价值观变迁、教育创业、监管套利、技术迭代速度）共同改变了文凭的意义，但学校依旧照常向本科生授予学位。这些学生在校期间，校园四方院、图书馆外表依旧是传统模样，可表层之下，人工智能已经彻底打乱原有秩序。
特朗普2.0政府上台伊始，便对高等教育发起一系列攻势。这些攻击带有政治动机，但能够奏效，是因为直击高校要害。二战之后，美国研究型大学体系演变为庞大、分布式的科研产业。特朗普政府的举措，切断了数百亿用于科研（含研究生培养）的联邦资金，冲击这套体系。
就在人工智能加剧学位认证与成长历练之间矛盾的同时，经费削减暴露出另一重结构性冲突：教育职能和科研职能之间的矛盾。大型大学以科研为核心驱动力这件事，并非秘密，但美国公众，包括家长和学生，对此理解不足。如果你认识一位大学教授，大概率会问：“你教什么课？” 如果对方面露难色，是因为很多教师并不把授课当成首要工作。诚然，教授既要带本科生，也要产出科研成果，因为大学的使命同时包含教育与学术研究。但顶尖研究型大学对这两项工作的重视程度和激励机制并不对等。
科研项目能带来经费、声望、研究生生源、排名提升与个人职业晋升。在研究型大学里，本科教学即便没有被明说，也被视作维持学费收入、维持本科教育为主的表象的必要工作 —— 也就是大众想到大学时最先联想到的功能。
高校管理者常常辩称科研和教学使命相辅相成：顶尖研究者能把前沿知识带进课堂。美国几乎每一场校园参观，都会有一套说辞，介绍本科生如何参与教师科研项目。大学有强烈动机，塑造科研与教学互相成就的印象。但实际上，二者更多是相互冲突，而非统一。
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术语，可以解释二者关系有多脆弱。拿到大额科研项目的研究者，可以拿出部分经费用来 “教学豁免”（teaching buyout），花钱免掉授课任务。完成大学其中一项核心任务，竟然可以直接换取免除另一项任务（不存在 “科研豁免”，不能花钱免做科研）。
像我所在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这类院校，每年科研经费超过 10 亿美元。这笔资金用于实验室研究，同时购置设备、修建楼宇、雇佣工作人员。各类指标（拿到资助金额、科研支出）以此为基础，高校依靠这些指标争夺师资、研究生、慈善捐赠以及各类声望。一旦科研资金流受到威胁，受损的不只是实验室，整个高等科研领域的财务与组织架构都会动荡。
每一所知名大学都宣称博雅教育（liberal arts）是本科教育的核心。但人文学科 —— 文学、语言学这类通常几乎拿不到联邦科研经费的文科专业，留存的价值已经形同残余，和高等教育底层的经济逻辑严重脱节。综合性大学和文理学院在此处有所区别。小型文理学院几乎全部重心放在本科教育，真心致力于人文博雅教育。这也是它们相对更能扛住特朗普政府经费冲击的原因之一。但这类学校招生规模小，依旧依附于美国大学大体系，从体系吸纳师资，也向体系输送研究生。即便在文理学院，人文学科也极易受到 AI 冲击，因为这类教育的核心脑力工作 —— 研读文本内涵、组织表达复杂观点，恰恰是如今 AI 可以替代的劳动。
校园 AI 危机，叠加紧随其后的新冠疫情和联邦经费危机，打破了一种假象：校园里所有事务，都服务于同一个共同目标。人工智能或许能大幅推动科研，却摧毁人文学科；AI 或许会令人不安地降低拿到学位所需付出的努力，同时又能帮助科研人员减少实验工作量，这一点本身并无争议。
本科教学、学位认证、科学研究、职业培养、成长历练，依旧处在同一个校园空间，但它们显然早已不属于同一个事业。这种割裂已经存在很多年，或许几十年。回顾我的职业生涯，我能清晰看到，我的每一段任教时光，都笼罩在这一系列矛盾之下。教学与科研偶尔契合，但并不总是如此。接受教育和成长为成年人，除了共享同一个校园之外，几乎没有关联。我曾经把大学比作一座城市：广阔多元，自然承载多重目标。但现在我怀疑，即便是这种宽容的比喻，也只是幻想。一个机构，真的能够妥善承载所有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吗？它曾经做到过吗？
如今这些内在矛盾已经难以回避，美国大学体系会不会自我革新，化解这些冲突？或许有可能，但我对此存疑。大学本身的架构，几乎天生抗拒任何变革。高校管理者反复采用 “观望” 或者 “低调维稳” 策略，把颠覆性变化当成短暂扰动：疫情总会结束，AI 热潮会平复，联邦经费会恢复，所有风波终将过去。比起承认学位认证不该和成长历练放在同一套体系里，或是本科教育与研究机构的使命本身就相互对立，这类结论更容易让人接受。
近年的每一场危机，都给大学提供了借口。AI 是外来技术，败坏了原本运转良好的教育机构；特朗普削减经费，只是针对健康科研体系的反常政治打击；新冠疫情属于紧急事件，为公共卫生安全，校园不得不暂停教学和校园生活。但就算熬过其中任意一场危机，更不用说同时扛下所有危机，那些被危机放大的底层结构性矛盾，丝毫不会改变。大学内部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依旧存在。
我没有理由相信，定义当今高等教育的结构性矛盾会自行消解。学位会越来越变成一个目标，而不再是一段自我探索的历程。科研与教学两大使命会进一步彼此疏离。大学，不仅在和公众、政府、私营企业、科技行业博弈，它本身就在和自己交战。
作为一纸文凭或是一段人生仪式，大学依旧具备价值。你或者你的孩子，或许依然想去大学，为拿到学位，或是获得一段成长历练（或是两者兼有）。老牌校名会继续保留，校园建筑依旧矗立。课程作业会继续存在，不管是人还是机器完成（或是布置）。秋天落叶铺满四方院，春天毕业典礼上学士帽抛向空中。大学的外在模样可以留存，但其内核 —— 一个为年轻人教育和成长组建的共同体，正在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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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京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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