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授衔名单公布后，军内外很快出现了各种排位说法。有人把萧克列为“上将之首”，甚至称他为“镇上将”。这个说法听起来有气势，却经不起军制、资历和战绩三方面的推敲。
萧克确实是我军高级将领中的代表人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后来出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又担任八路军第120师副师长。单看这些职务，称他资历深厚，毫不为过。
问题在于，“镇上将”并不是正式称谓。1955年首次授衔时，授予上将军衔的将领共有55人，王建安于1956年补授上将，李聚奎于1958年补授上将，开国上将最终为57人。上将之间没有像元帅、 大将那样形成明确的官方排名。
若论革命起点，萧克确实压不住周士第。
1927年南昌起义时，周士第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5师师长，而萧克只是该师的一名连长。两人的职务差距，不是一级半级，而是整整跨越了师、团、营几个层次。
周士第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早年参加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北伐期间还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重要职务。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早，进入军事核心的速度也快。南昌起义前，他已经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师级将领。
有人曾问：“周士第后来离开党组织多年，为什么授衔仍然很高？”原因就在这里。历史评价并不只看某一段经历，还要看早期贡献、长期表现以及重新归队后的工作。周士第1933年底回到中央苏区后，继续参加革命，红军、八路军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承担过重要任务。
萧克后来成长得更快、更稳，但在1927年那个具体节点上，周士第的资历优势非常明显。拿两人的革命起点相比，萧克很难称得上“镇住”对方。
若论统率大兵团的经历，邓华又是另一种比较。
萧克在红六军团时期的确掌握过部队，但红六军团当时长期转战，兵力规模有限。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和八路军第120师副师长，虽然地位很高，却属于副职，具体军事指挥还要服从主要军事主官的部署。
解放战争初期，萧克在华北地区担任过重要军事职务。张家口失守后，他离开前线，转入军政大学等方面工作，后来主要负责军事教育和机关建设。这样的经历很重要，却和长期统率大兵团作战不是一回事。
邓华的突出之处，集中出现在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他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协助彭德怀组织作战。1952年彭德怀回国治病和汇报工作后，邓华一度主持志愿军军事指挥工作，承担了极其沉重的责任。
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不是一支小部队。随着轮番入朝和兵力调整，参战部队规模不断扩大。邓华面对的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对手，以及极其复杂的山地、后勤和指挥问题。能够在这种战场上主持方面军级作战，和萧克此前的实际统兵经历，性质并不相同。
至于战功，韩先楚是萧克很难压过的将领。
萧克在红军时期立过战功，尤其在长征和西北地区作战中有较高声望。但进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他所处的位置更多偏向高级指挥、军政统筹与教育建设，直接担任一线主攻部队军事主官的时间并不算长。
韩先楚早年职务没有萧克高，名声也不是一开始就十分显赫。可到了东北战场，他连续打出硬仗。新开岭战役中，他指挥部队歼灭敌军主力；四保临江期间，又展现出迅猛果断的指挥风格，后来“旋风司令”的称呼，正是在这种战场表现中形成的。
1948年辽沈战役后，韩先楚率部南下，参加平津、渡江以及华南作战。1950年海南岛战役中，他组织大规模渡海进攻，突破国民党军海陆空立体防御，使海南岛获得解放。这些战役具有连续性，也有很强的独立指挥色彩。
授衔时，韩先楚的职务资历未必能与萧克相比，但战功尤其是解放战争后期的战功十分突出。上将评定从来不是只看谁参加革命更早，也不是只看谁担任过更高职务，而是要综合考察资历、战绩、职务和贡献。
萧克最终被授予上将，是对其革命经历和军事工作的肯定，并不意味着他在每一项指标上都排在所有上将之前。周士第胜在革命起点，邓华强在大兵团统率，韩先楚长于连续恶战。把三人放在不同维度衡量，结论自然不同。
“镇上将”更像一种民间形容，而不是1955年授衔制度中的正式排序。除元帅和大将外，上将名单并没有一个严格统一的名次表，排列还涉及姓氏笔画、任职系统等因素。因而，萧克是杰出的开国上将，但“镇住全部上将”的说法，不能当作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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