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访丨姚晨狼狈的人，现实中人|人物|台词|姚晨|孙红雷|杰西卡|演员|野狗骨头

杰西卡好像把一切都搞砸了。虽然她已经是伦敦高等法院的一位法官，拥有蒸蒸日上的事业，爱她的丈夫和一个18岁的儿子。她小心维护着丈夫的自尊心，不让自己的成功过分地刺激到对方；也尽心尽力地养育着儿子，想把他培养成为一个懂得尊重女性的男孩。可警察局的一通电话打来，杰西卡被告知，儿子或有犯下性侵罪的嫌疑。杰西卡的生活陷入崩塌。她能用自己所信仰的法律「武器」去拯救自己的儿子吗？

去年，姚晨第一次看到《非穷尽列举》的剧本，她被邀请出演剧中的主角杰西卡。姚晨意识到自己与杰西卡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一个中年女性，拥有自己的成就，也在时刻面对生活里数不清的难题。姚晨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她完全知道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那些让人心惊胆战的瞬间，姚晨拒绝了这个剧本。「那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日常生活……离我们的生活太近了。」她说。她担心当下的观众将不再接受这样焦虑、脆弱、摇摆不定的主角。倘若表演中不够诚实，稍有粉饰，观众就能一眼识破，「你演得不对，我的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

7月中旬，《非穷尽列举》中文版媒体场首演之前的几个小时，我们在上海黄浦文化中心的剧场里见到了仍在进行最后的排练的姚晨。是的，最后她还是接下了杰西卡。这是她时隔17年再次登上话剧舞台。正式演出前，她穿着一身宽松的运动服，在舞台上反复地检查自己将在演出中使用的道具。她并不是一个有着充足舞台表演经验的演员，初次联排时，她不适应舞台上刺眼的灯光，手忙脚乱得分不清一条绶带的正反面。因此，只能把每一个动作做成肌肉记忆。

在上海排练的两个多月里，姚晨一直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这让她感觉自己像是上山拜师习武去了。

话剧首演之后，我们与姚晨进行了3小时的对谈。《人物》上一次与姚晨见面是在4年前，在那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姚晨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聚焦现实主义题材，担任监制和制片。作为演员，她也连续推出了多位具有现代性的女性角色，《都挺好》中的苏明玉、《送我上青云》里的盛男、《摇滚狂花》里的彭莱……如果说这些角色有什么共性，那是一种无论置于何种处境都「不服」的精神，或许命运很跌宕，但她们仍然很「有力」。

最近这几年，姚晨的节奏慢下来。只是，这不全是出于主动的选择。大环境的改变、行业的低迷都让创作者愈发被动。姚晨毫不讳言，她迷茫过也为此感到很无力，也想过「先随便接一接戏，至少把钱赚了」。但她发现自己还是做不到。在这样的时刻，她遇到了杰西卡，一个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却同样很「无力」的女人。

距离首演开场只剩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黑暗的后台角落，雾机轻轻地吹出白烟，在舞台内外流动。姚晨光着脚站在舞台上，闭着眼睛，老师正带领演员们做最后的热身活动：「呼，吸，想象你的脚正在往舞台下扎根，想象根一直向深处扎去……」

大幕拉开，是时候下山了。

以下是姚晨的讲述——

文｜王媛

编辑｜姚璐

图｜受访者供图

去年第一次看到《非穷尽列举》剧本的时候，当时周可导演还没拿到版权，但她迫切地希望我加入，所以她先拿了一个机翻的版本给我看，翻译得很混乱，我没看明白，所以拒绝了。直到在北京的影院里看到了英国版的《非穷尽列举》，我意识到，这确实是个好作品。但我依然有犹豫。

我很坦诚地跟她们讲，我觉得《非穷尽列举》的故事，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太近了。它对整个人类的社会结构、对职场中的权力结构，甚至是家庭权力结构的描写都一针见血，细致入微。现实主义，越现实越难写，越不好诠释，因为观众都很熟悉这样的生活，你若不足够坦诚或加以粉饰，观众瞬间就能识破了：你演得不对，我们的生活不是这样的。

这种戏就特别要求演员，得把自己彻底交付出来。这种交付，在当下有时是危险的。比如这个戏里头所有的人物关系，杰西卡是一个出身于平民阶层的女法官，没有上过私校，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她想从一名律师晋升为一名皇家律师需要长达十几年时间。而从一位皇家律师晋升为一名法官，又要经历十几年。何况她还是一名女性。她是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和信仰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她在法庭上冷静、理性拥有话语权，保护所有弱者。回到家中，她还要小心维护丈夫的自尊心、出演一个「好妻子」的角色——事实上她也确实是个好妻子。她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每一次争执吵架都让她老公赢，一直在低调地对待自己的成就，甚至她还在为自己的事业成功而感到愧疚。这是她的一种惯性。

她并不是当下语境的那种力量满满的独立女性，她是如此的容易焦虑、脆弱，每天分身乏术。如果用一句台词来形容杰西卡每天的状态，我觉得是「我抖了抖被假发压扁的头发」，她给我的感觉就是，每天脑袋上顶着一堆重物，只能时不时地给自己「抖一抖」，把那些东西暂时放下，休整一下，然后再重新顶起来。刚把自己提起来一点劲儿，咔，又被压扁了。她就活在这种不断修复自己的过程里。这部剧里，杰西卡的台词里有大量的自我反省。她总觉得是自己的错，自己做得还不够好。她的喃喃自语、她经历的日常，带来的熟悉感太强烈了。

人是习惯逃避的。就像人有时候为什么喜欢看童话，反而不太喜欢看自己太熟悉的东西。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面对自己的脆弱，我们都想去影视作品里去寻找那些看上去很强大、很理想化的精神偶像。杰西卡不像《初步举证》的泰莎，泰莎让人觉得有力量、能给我们带来内心的激励。她也不像《摇滚狂花》里的彭莱那样，活得六亲不认、不管不顾的，很有色彩、精神力量感很强。杰西卡一上来好像是很有力量，但是紧接着，她一会儿要为照顾老公的自尊心压抑自己，一会儿又要抚慰和保护她焦虑症的儿子。在舞台上看上去，她整个人是割裂的。也因此我们会看到一个分身乏术，在无穷尽身份里循环的杰西卡。这样的人物，在今天很容易被贴上标签。说得再直白点，她看上去并不是一个容易讨观众喜欢的角色。在这样的语境下，有时候你会下意识地去思考：这样的一个女主角，是值得去塑造的吗？

所以第一次看到杰西卡的时候，我实话实说，我对她没有感觉。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没有感觉」，是不是我主动屏蔽了什么。但我也在想，我的这种拒绝，是不是因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很像。就像心理学上来讲，你如果第一眼就很讨厌一个人，有可能是你识别出了这个人身上跟你很相似，但是你又拒绝承认的那一部分。

我最后决定要接，也是因为这样一个难度级别的戏，我太「没底」了。正是因为「没底」，让我觉得很兴奋。我喜欢做这些看上去「没底」，需要冒险的事儿。我自己演过的作品里头，《潜伏》《摇滚狂花》，还有这部《非穷尽列举》，都是我曾经在一开始抗拒的。

你知道最开始让我演翠平的时候，我心里也很拒绝，当时我还在准备另外一个电影，准备要演一个文艺青年，突然说要让我演一个农村来的游击队长，我一时难以调整，觉得离我的生活很远。但我当然知道那是一个很好的剧本，更何况他们说孙红雷要来演（笑），所以就硬着头皮接下了。演彭莱的时候也是，时间很短，摇滚距离我的生活很远，但是当我开始去做田野调查，一点一点更新了我对本土摇滚的认知。我突然就找到了人物的灵感。

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我现阶段确实也没有看到比《非穷尽列举》更具挑战性的剧本了。

如今好剧本越来越少，给我们这个年龄段女性写的剧本就更少了。再加上这两年行业整体的低迷状态，各平台做的戏也在变少。

去年我看到一个很棒的轻喜剧剧本，喜剧很难写，这是我过去两年里看过的最有趣的轻喜剧剧本，但两次过会都没通过。因为从数据来看，这类题材让平台信心不足。

我可以理解平台的选择，毕竟他们也有自己的生存困境。但艺术创作不冒险，就意味着等死。所有好的作品都需要勇气和探索精神，需要大家共同去努力。我有时候也会困惑，今后我们的创作方向和标准究竟是什么？我们都希望给观众带来好作品，但我们似乎都陷入了死循环。

新裤子有首歌叫《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现在大家都在互相劝：「不要跟钱过不去」。但我觉得我做不到。过去的那些年，我也在自己做戏，做监制和制片，它也是一个能量不断往外掏的状态。你要为项目负责、要去解决很多你以前根本不熟悉的事情。

你不得不承认，这个过程中受挫是必然的。我在经历最严重的一次打击时，身上开始长神经性皮炎，长达一年半。最后发展到，痒到被子都盖不住，无法入睡。其实就是你的身体已经提醒你，你的精神已经超负荷了，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我有一个优点，就是擅长自救。可能从小离家早，习惯了遇到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我在那段时间里，想尽办法去照顾自己的身体。譬如去和做心理咨询师的朋友聊聊天，回到家乡和亲朋好友呆在一起，在家乡的山水里重新汲取能量。这个过程里它会让我抽身出来去思考专业以外的事情，生活本身、生命本身。这些都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这两三个月的排练历程对我来讲，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创作过程。昨天我还跟朋友形容，我好似上山拜师习武，学到了真功夫，现在可以下山了。

确实会有人质疑影视演员演这么高难度的话剧，能行吗？连我自己都有这种质疑。毕竟这么多年的表演经验还是在影视创作上。所以我从进组第一天开始，就让我处于一个归零的状态，把自己当成一个新人，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剧组，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从头开始学。

第一天进排练场，就让我踩着高跷、拿着沙袋、顶着木棍练台词。我问为什么要踩高跷？我们台词小朱老师说，因为恐惧可以让台词流动起来。确实如此。所有的训练都帮助了我的气息往下走，落回到腹腔里，保证了我的核心稳定性。还有很多形体的训练，帮助我们去找到身体和空间产生的连接。

我很喜欢这些魔鬼训练，它甚至有种久违的熟悉感。我似乎回到了北舞附中的「受虐时光」里。每天早上我还会给自己加练。在健身房里边爬坡快走，边大声地背台词。因为一旦站到舞台上，见到观众，肾上腺素会迅速飙升，心脏会承受巨大的压力，呼吸就会不稳定，体力会被迅速地透支，只有通过硬性的训练来提升我的心肺功能。

这次在排练厅，做形体训练的时候，形体老师王维就带着我们，光着脚，闭上双眼，在音乐中感受自己的身体。她告诉我们要让意识来带领我们的身体。即便身体停止了，意识也不能停，要一直冲向远方、冲破这堵墙、「冲过东方明珠」，冲向茫茫宇宙。她带着我们练习「能步」，拖着步子，双膝微曲，很慢很慢地走。我一开始心里真的很烦躁，觉得怎么还没走到，这么走要走多久？什么？还要再走一遍？但是当某个瞬间跨越了烦躁之后，内心会变得无比安静，好像心境瞬间开阔，周遭的一切都不再能干扰我。我只是非常坚定地朝某个目标走去，这些奇妙的感知，都会在身体里留下痕迹。

这种训练还帮助我解决了我多年的恐惧。我以前是跳舞的，我们舞蹈课上总是老师做一个示范，我们就跟着模仿，如果做得标准，那就是好的，如果做得不标准就是不对的。我那时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标准，所以我开始对舞蹈产生了恐惧。但这一次我终于与我的身体和解了，它自由了。

读本阶段，我和我自己较劲，要求自己不拿剧本，从一开始就试着把词背下来。有一天通告给我出了5场戏，周可导演说没事，你能背多少背多少，她不说这话还好，说了我就觉得，行，我今天不睡了，必须把这5场词给背下来。人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较劲。

在剧组的这几个月，我的生活两点一线，非常单一。中间有休息日去看过几场话剧学习了一下。后来连休息日都不出去了。我推掉了所有的工作邀约，我觉得这种折腾也会分散注意力。

我有两个孩子，但这两个月让我可以专心地关注自己，照顾好自己。我通过每一天的训练，一点一点地在接近目标，这个过程很重要，它让我更加地信任自己，发现自己又有了新的可能性。我甚至现在就开始担忧，演出结束后我以后还能去哪儿上这样的身体训练课呢……它带给我一种难得的充盈感。

而且我也发现我不在家，孩子们都挺好的，天也没塌下来。

排练这部剧的时候，我的两个孩子也来探过班。现在我儿子土豆刚满13岁，女儿茉莉9岁。我发现他们坐在台下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分神。因为只要有孩子在，你的心永远有一部分处在妈妈的角色。你会下意识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他又出去干嘛去了？衣服是不是穿少了？就跟杰西卡的第一场戏一样，本来她在法官的身份里非常游刃有余，但当她接到孩子的电话时，她立刻从法官的身份里跳出来，变成了一个焦虑的母亲。

我某种程度上也跟杰西卡一样，是家里面的保护者。你会习惯性地去关注身边所有人，希望照顾到他们、保护好他们。我的两个小孩春夏秋冬每一件衣服基本都是我来置办的，就像一个采购员一样，从内裤到袜子，都由我亲自挑选。他们还在不停地长大，我要不停不停地去给他们买新的衣服，不断去回应他们新的需求。但我的两个孩子都很体恤我，土豆很小的时候，如果他走进我房间发现我在睡觉，他都会很小声地提醒妹妹，「不要那么大声说话，妈妈在睡觉」。那个瞬间很辛福，你感知到你的孩子在爱着你，甚至想照顾你。

在这个故事里面，杰西卡一直希望给予孩子正确的教育，她希望哈利成为一个善良、有同理心的人，希望他能够保护自己、也懂得尊重女性。但少年的世界里有时候是充满动物性的。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在于，仅仅教会孩子善良还不够，他们还需要学习如何去分辨恶，如何去抵抗恶。

但这也是很难的。影视作品有的时候会塑造一些理想化的人物，比如说一个「大女主」可以没有任何内心挣扎、什么东西都可以洒脱地放下，好像看上去很爽。这样的角色当然能够带来力量，但有时也会让电视机前的女性在面对自己的脆弱时更加自卑：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到，而我不可以？

我很早就跟土豆说过，「妈妈有可能没法成为你的朋友，但是妈妈一定是一个值得你信任的人」。因为他肯定会有自己的朋友，他也不用非要勉强地把妈妈当作朋友。他和他的朋友有可能发生矛盾，也有可能到了不同的阶段朋友之间的关系也会不断变化，但是如果他遇到任何伤心或者受挫的时候，他一定要知道这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是可以信任的，这很重要。

孩子们来探班之后，本来茉莉要和土豆一起回北京的，但她想跟我多待两天，因为回家她就会被限制玩电脑（笑）。这么一待还真待出事儿来了。那天晚上我11点多下班，发现她状态不对，赶紧带她去了医院。在路上的时候，我想把她抱起来，但我发现我抱不动她了，9岁的她，已经不像小时候可以随时抱着了。我们走了一段路，她也说：妈妈，你把我放下来吧。可能她被抱着也不太舒服。

一进医院大门，她就吐了一地，护士特别好，安慰我说没事，吐出来她就舒服了。然后就是抽血、化验，一通折腾。从医院回来，都凌晨1点多了，我还要做第二天的功课，白天还要继续排练。第二天排练的时候我也是牵肠挂肚的，排也排不踏实。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哪儿都做不好，排练也很受影响，孩子也没照顾好。

那两天我深切体验了一下杰西卡的「责任非穷尽，狼狈无止境」。

我在定妆前就把头发剪短了，我想杰西卡不会是一个有时间打理头发的人，她没时间做一个精致女人。我开始想，杰西卡这个人物的出现，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是安慰了所有生活中的普通人。即使杰西卡是一个女法官，她也依然要跟我们一样，去面对这些生存法则、矛盾、争议和撕裂。某种程度上，会让观众觉得，「她和我一样，我不是孤独的，我是被看见的。」

第一天进剧场去做技术合成排练，强烈的灯光打下来，几盏大灯同时照在我的脸上，我瞬间就成了瞎子，生理性的不适——我一下就理解为什么审讯犯人会用强光（笑）。那是一种非常直接的生理压力，你还需要保持清醒，完成所有台词和动作。那一刻我只能硬着头皮往下演。我觉得整个人在表演中彻底地垮了。有一种巨大的挫败感，很愤怒但又不知道冲谁愤怒。比如舞台上，我有一个红色的绶带要穿脱，私底下我其实都已经练了很多回了，但真正站上舞台之后，我发现我还是找不到它的正反。那一刻所有熟悉的东西都陌生了，所有的节奏都被打乱了，好像是一个已经拼好的拼图，突然又被拆掉。我站在那里特别无力，有一种想把舞台上的柜子砸掉的冲动。结束的时候场灯一亮，我都没敢往观众席的方向看，导演他们还在鼓掌，我羞愧难当，头也不回地走了。

当天晚上我冷静下来之后，突然意识到，和影视一样，一部戏是由所有的主创部门共同完成的，当时在现场除了我还有很多工作人员，他们也在适应也在校准，我却忘了对他们说一句大家辛苦了，我很自责。第二天我调整了心态，提前到了剧场。解决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直面恐惧。我和导演一起开始挨个解决问题，周可导演是一个很擅长解决问题的人，她用她丰富的舞台经验帮助我找到了具体的方法。我把绶带脱下来挂到舞台上的衣柜里，然后摘下来，穿上，再脱下来，再挂一遍，反反复复让它彻底融入我的表演节奏里，形成肌肉记忆。到了第二遍技术联排，整个戏一下子就顺了，问题解决了，恐惧也消失了。

我觉得现在让我谈在舞台上的感受太早了，毕竟我们也只演了一场。有经验的话剧演员跟我说，一部戏演到10场、20场之后，你再回头看，会跟你的第一场完全不一样。排练结束并不意味着作品真正完成了，技术层面可能完成了，但要真正长出作品的血肉，只有在舞台上重复去演才能达成。

有朋友说「你一直很努力，尽管有时候你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努力什么」。我觉得这个形容挺准确的（笑），我把它视为一种夸奖。这种「不知道」不是说我「不谙世事」，而是说我做事不算计。因为很多事也算计不来。

我时常觉得演员就像一个观察者。有一次我跟导演聊，我说干我们这行，挺像信使的。我们像传递信息的载体，拍电影和演话剧也是一样，我们承担了一种多媒体式的载体的功能，通过画面、声音，全方位地给别人传递信息。

在这个戏里，有很多会让我非常有代入感的部分。我的孩子开始进入到青春期，我也会开始跟他们聊性教育的话题，包括下载一些性教育的书和视频给他们看，至少我觉得让他们不要害怕自己身体的变化、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也会很担心他们使用社交媒体，我们常听说一些社会案件，有很多坏人会在网络上有目的性地去接触这些小孩。但这一代孩子是互联网原住民，他们的学习也是需要用到电子设备，都是分不开的，这是最要命的。作为家长，也不可能24小时盯着他们。所以你会陷入一种矛盾：你想保护孩子，却又知道不可能替他们面对整个世界，你永远是提心吊胆的。你只能尽可能地在生活中告诉他们，怎么明辨是非。这也是家长和学校，以及社会要一起来做的一件事情。

所谓的现实主义题材，重要的是直面现实，而不是去粉饰现实。艺术作品不一定能够给出答案，但是能提出问题也能带去一些抚慰和思考。当思考开始滚动的时候，它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也许有一天，在某些地方，它就可以开始改变了。我想，这是艺术的慈悲。

当我们坐在剧院里、坐在电影院里，有时我们不会去细想我为什么很享受。其实我们享受的不只是剧情，而是在这个过程里，我们的五感被重新打开的愉悦感，这也是戏剧和电影的魅力所在。

我最近在生活里有没有体验到「五感打开」的时刻？我想一想。是在我们进剧场合成之前，有一天我发烧了。躺在医院里，烧得稀里糊涂的，我想起了自己的小时候，想到了年轻的爸爸妈妈。

作为一个奔五的人，我已经很久没在生病的时候依赖过自己的爸爸妈妈了（笑）。我甚至不会告诉他们我生病了。因为我已经是别人的依赖了，我是别人的妈妈。

但我还是会在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第一个想到他们。我现在，也更理解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