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倒幕
北条时宗打赢了这场他自己挑起来的战争，代价却是把镰仓幕府的钱袋子和人情债一起掏空。战争的道理向来朴素：军队不打仗也吃钱，打起仗来更要吃人。养着一支不事生产的庞大武装，本身就是财政的无底洞；而提着刀上阵的人，心里多半还揣着另一笔账——这一趟出去，总该捞点什么回来。
问题就出在这笔账上。公元1281年弘安之役打完，镰仓幕府发现自己根本付不出这笔钱。日本武士确实把强敌赶下了海，可他们既没本事渡海反攻，也没能耐踏上朝鲜半岛。仗打完了，没有新土地，没有新俘虏，也没有新的庄园可以分。幕府能拿出来的，只有象征性的褒奖和一纸嘉奖令。紧接着第二道命令又来了：接着出钱、出粮，准备应付元帝国的第三次入侵。
这一下就把镰仓幕府的根基撬松了。武家社会的运转靠的是一套契约：御家人出命，将军出地。奉公换御恩，天经地义。现在奉公照旧，御恩没了，契约就等于单方面作废。九州出力最多的少贰氏、大友氏、菊池氏三家，战后所得寥寥无几，菊池氏甚至只领到几副甲胄。甲胄是荣誉，可荣誉不能拿来交年贡、还债、养家。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北条时宗于公元1284年去世，年仅三十四岁。
人一走，压着的矛盾立刻浮出水面。重臣平赖纲随即向北条时宗的岳父安达泰盛发难，史称“霜月骚动”。
这场骚动表面上看又是一场寻常的幕府内斗，骨子里却完全不同。北条氏长期越俎代庖把持幕府，早已搭出一套有别于“将军—御家人”旧格局的新架构：以北条氏嫡流“得宗”为核心，以得宗家臣“御内人”为爪牙，这就是所谓的执权政治。跟着源氏一路鞍前马后的御家人自然不满，但在蒙古袭来之前，他们的反抗零零散散，北条氏还能勉强维持御家人和御内人两系之间的微妙平衡。
北条时宗私邸山内殿里的那场关门会议——“寄合”，就是这种平衡的最后标本。列席的除了时宗的亲信佐藤业连、书记太田康有，便是分别代表御家人的安达泰盛和代表御内人的平赖纲。两边坐在同一张席上，谁也没翻脸。
最终吹垮这点脆弱的，恰恰是那阵被捧上天的“神风”。外敌一退，北条氏对列岛西部豪族的戒心反而更重了。之前北条时宗借战备之名，已经把九州和本州西部山阴、山阳各地的守护换成了自家亲信。地盘就这么大，官位就这么多，御家人和御内人不争个头破血流才怪。
安达泰盛随后推出一系列改善御家人生活的改革，史称“弘安德政”。这套方案的毛病在于，它只在怎么分蛋糕上动脑筋，没想过怎么把蛋糕做大。在蛋糕没有变大的前提下，任何重新分配都只能从别人盘子里抢。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御内人，还有战时给御家人放贷的大商贾们。以安达氏为首的御家人拿着战功当本钱，在全国各地挤走御内人出任实职；战时御家人典当、出卖给商人的土地，也被要求无偿收回。
从大局看，弘安德政是为了给摇摇欲坠的幕府续命。但安达泰盛自己出任了向来由北条一门世袭的陆奥国守，又替儿子安达盛宗、安达宗景谋到了肥后国守代和秋田城介的职位。改革者先给自己家里多划两块地，这话就不好说了。
公元1285年农历十一月，平赖纲先发制人。他以北条时宗继承人北条贞时的名义调动武装，突袭了身在镰仓的安达泰盛一族。火并之中，安达氏一族几乎被杀绝，平赖纲顺手还干掉了二阶堂行景、武藤景泰、大江泰广等一批幕府元老，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清洗。
在这场清洗倒下的名门之中，足利家时被勒令剖腹自尽一事格外扎眼。下野国的源氏后裔、曾经显赫一时的足利家，就这样被得宗家的家臣逼到绝路。几十年后，同样出自下野国的足利尊氏趁北条氏与天皇内斗之际在关东起兵，一举终结镰仓幕府。那笔账的起点，未必不在霜月骚动这一夜。
御恩给不出来，就只能靠清洗来省开支；清洗做得越狠，肯替你卖命的人就越少。镰仓幕府最后不是被元军打垮的，是被一场打赢了的仗拖垮的。打输了可以割地赔款，打赢了却没法分赃，这才是最要命的结局。
“足利”原本只是下野国（今栃木县）一处庄园的名字。源氏在征讨虾夷的战争中于关东拿到大批封地，子孙繁衍，便各自拿封地当姓氏，分出新田、足利两支。这条规矩看似随意，却决定了后来几百年的权力地图：谁占着好地，谁家就出得了人、养得起兵。
足利家第二代的足利义兼是个会算账的人。他战功不弱，更关键的是娶了源赖朝的小姨子北条时子。这一手把足利家和日后权势滔天的北条氏绑成了姻亲。
镰仓幕府那两百年里，足利家几乎没走过背运，光儿子们分出去的单独立户，就演化出吉良、今川等十九个姓氏，势力一路铺到近畿和关东。一个家族能散成十九个分支，说明它早就不是“一家”，而是一张网。
北条氏当然看得见这张网越织越大。早前他们借口第四代当家足利泰氏擅自出家，没收了部分封地——这是敲打的常规手法：不杀你，只削你，让你知道疼又不至于翻脸。到了“霜月骚动”之后，平赖纲大权在握，手段就狠多了。他以谋反嫌疑为由，勒令兼任三河、上总两国守护的第六代当家足利家时自尽。
但平赖纲终究没敢动整棵大树。足利家与北条氏有姻亲，门生故旧遍布诸国，真要连根拔起，拔的人自己也得被带倒。所以足利家时的儿子足利贞氏不仅没被株连，还顺利继承了三河、上总的地盘。这是政治，不是清算：杀一个人立威可以，灭一族树敌不行。
可账不能这么就算平。痛失父亲的足利贞氏不可能再对北条氏死心塌地，表面低头隐忍，暗地里却在磨刀。得宗家以为留一条命就能换一份忠，殊不知留下的是一个记仇的继承人。几十年后足利尊氏趁北条氏与天皇内斗之际在关东起兵，一举终结镰仓幕府。那一刀的刀柄，早在贞氏这一代就已经握紧了。
作为幕府内斗的胜利者，平赖纲横行了七年，最后被不满大权旁落的北条贞时借一场地震除掉。公元1293年的关东大地震震级达7.1级，震源在相模陆地浅层，破坏力格外凶狠，伤亡与损失足以和1923年那场关东大地震相提并论。
北条贞时选在地震次日动手，后世说法不一。恨平赖纲的御家人纷纷传言，地震是他胡作非为招来的天罚；史学家则更愿意相信，贞时是看准了灾后的社会动荡，趁对方焦头烂额之际一刀拿下。无论哪种说法更接近真相，结论都一样：乱世里的政变，从来挑最乱的那天动手。
这场一举处决平赖纲及其亲属九十二人的“平禅门之乱”过后，北条贞时在公元1295年效仿安达泰盛，颁布所谓“永仁德政”，要求各地商贾无偿归还御家人出卖或典当的土地。药方还是那张药方，病人却已经换了体质。经过两轮血腥内斗，北条氏再也买不回御家人的忠诚。德政令救不了破产的武士，只让商贾从此不敢放贷——断了信贷，武士的日子反而更紧。这是一个政权走到末路的典型症状：能想到的办法都用过了，每一个都让局面更糟。
越来越多的武士开始在心里盘算“取而代之”。盘踞北九州的少贰氏，在近畿和关东都有深厚根基的足利氏，心里都装着同一个念头。
但面对出任日本列岛三十八国守护（超过半数）的北条氏，谁都不敢先动。倒幕的第一枪，最终由长期处在社会底层的楠木正成打响。
楠木正成之所以担此角色，靠的不是出身，而是对天皇一系的忠心。公元1331年，后醍醐天皇尊治中了从东亚大陆传来的宋学之毒，竟想改变天皇长期充当傀儡的现实，决意发动倒幕。问题在于，“天皇造反”手里没有兵。每次筹划倒幕的集会，最后都变成彻夜酒宴、狂欢作乐的大派对。
后世《太平记》替他们粉饰，说这种“无礼讲”是为了掩幕府耳目，却解释不了一个事实：参加集会的公卿常常转头就去向幕府告密。连续两次被人出卖后，后醍醐天皇对身边近臣彻底死了心，男扮女装逃出京都，躲进附近的笠置山，以弥勒寺为行宫，向天下豪族号召起兵倒幕。
回应这份号召的场面相当冷清。长期与天皇一系共进退的寺院势力装聋作哑，各地豪族的态度可想而知。真正跑来投效的，是盘踞金刚山一带的恶党头目楠木正成。
在日本这个讲究出身血统的国度，一位“军神”岂能没有显赫家世。于是史家大笔一挥，把他写成奈良时代皇族公卿橘诸兄的后裔；这个说法实在太过离谱，后来又有“有良心”的史学家将他修正为关东武藏国的武家后裔。不管怎么附会，楠木家在正成出生之前默默无闻，是不争的事实。
恶党的来历其实很朴素。两次蒙元来袭之后，许多正儿八经的御家人面临破产，阶级斗争你死我活。不堪压榨的自耕农起初逃亡，后来走向联合反抗。这些自发行动因为有“非御家人”的武士加入，逐渐形成名为恶党的武装组织。看着恶党逍遥自在，不少御家人也跟着学样，最后连各国守护也默认其存在，甚至招入麾下。
换句话说，楠木正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英雄，他是这套秩序崩坏后自然长出来的产物。朝廷没有兵，幕府收不上税，庄园养不起武士，于是游离在体制外的人成了唯一还有力气动手的一群。后醍醐天皇挑中他，不是因为他是橘诸兄的后代，而是因为当时愿意为一个空头诏书上山拼命的，只有这些人。
一个靠神风赢回来的时代，终究要靠恶党来收尾。
“恶党”这个名号听着像草寇，可楠木家的底细并不草莽。他家世代与河内国桧尾山的观心寺交好，曾祖父楠木成氏还是该寺重建的出资人之一。更实在的是经济往来：楠木家一项主要收入是水银，而水银最大的买主正是寺院——佛像镀金、描红都离不开它。靠着这层香火与生意，楠木正成八岁起就进了观心寺寄居读书。
封建时代的寺院向来是失意政客的避难所，也是知识唯一的集散地。他在寺里跟着钻研宋学的泷觉和尚读儒典，又向来自加贺的大江时学兵法。一个地方土豪的儿子，能同时摸到理学和兵书，这在当时的武家里并不多见。这也说明楠木家从来不是纯粹的乡下武人，而是夹在寺院、庄园与豪族之间的那一类人：够不上朝廷的门第，又不肯老老实实给幕府当差。
公元1331年农历九月三日，楠木正成抵达后醍醐天皇设在笠置山的“倒幕司令部”。后世小说把这一幕铺陈得极尽玄妙：说天皇梦见自己向南坐在一棵大树下，感叹“普天之下，无处容身。唯此座可以坐也”，寺僧随即解作“木傍南楠”，正应在他身上，于是留下“紫晨庭树南枝梦，占得中兴第一功”的佳话。这类天命祥瑞听听就好。他出现在笠置山，背后其实是长期与天皇一系结盟的寺院力量在推手。
近畿各大寺院碍于幕府势大，不敢公开举旗，于是需要一个边缘人出面——事成则共享其利，事败则与他无关。楠木正成这种既懂兵、又有钱、又不在体制内的恶党头目，恰好是最合适的人选。
楠木正成是不是唯一接到“勤王”令的恶党，无人知晓；但真正动手的人显然不多。他本人也不傻，上了笠置山没几天就看明白了：这位天皇手里没有兵。所以面圣时他只说了几句场面话，“逆贼暴虐，自取祸谴。天讨所加，莫不胜也”，接着安慰天皇“或遇小衄，愿勿烦圣虑”。至于“有臣存焉，何思不济”，一半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另一半则是急着下山的托词。会说话和肯卖命是两回事，他很清楚自己属于前者。
山上那帮公卿，加上后醍醐天皇第三子护良带来的那点人马，根本挡不住幕府军。更要紧的是，他既然草率上了山，镰仓那边就已经把他列进了黑名单，退路只剩一条——把话说圆，然后赶紧回去修寨子。朝见的第二天他就下山，跑回老家石川郡赤坂村，着手全面战备。
楠木正成在赤坂村附近一处台地上立寨。为了与1333年修建的另一座要塞区分，日本史家一般称之为“下赤坂城”。按《大日本史》的记载：“城方可二町，三面平地，守者似五百人。”这规模看着毫无险可守。九月二十七日（一说二十八日）攻破笠置山之后，前来讨伐他的幕府将领大佛贞直更是轻蔑地丢下一句：“直用只手提去耳。”
这句话后来成了日本军事史上著名的误判样本。大佛贞直用的是常规战争的尺子：城小、地平、人少，自然不值一提。但他没算的是，楠木正成要的从来不是一座守得住的城，而是一座能让官军付出代价的城。
五百人守二町之地，意义不在于挡住大军，而在于拖住时间、攒出名声、逼幕府一次次派兵、一次次空手而归。恶党打仗没有领地要保，也没有体面要顾，唯一的本钱就是让对手觉得不划算。
从水银生意到观心寺的书斋，从笠置山的场面话到赤坂村的土垒，这几步走得极清楚：他先给自己找了一个不得不打的理由，再给天皇找了一个值得投资的代理人，最后给幕府找了一个甩不掉的麻烦。所谓“中兴第一功”，起点不过是一笔算得很精的账。
今天的考古测量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下赤坂城面积确实不大，但它坐落在标高185.7米的台地上。东、南两侧都是比高六十米以上的断崖，只有北面一条坡道能上山。所谓“三面平地”，多半是德川光圀写《大日本史》时有意误导读者。幕府军围攻这座小城将近二十天，伤亡数字虽然同样不可靠，但楠木正成能撑下来并顺利逃脱，已经算得上奇迹。支撑他苦战到底的并非“忠君爱国”的高尚情操，而是人类求生的本能。
笠置山被攻破后，后醍醐天皇和那帮公卿最坏的下场无非是流放、出家。可落到楠木正成这种“恶党”头上，惩罚就是身死族灭。对天皇来说是政治问题，对他来说则是生死问题。两种人打同一场仗，拼命的程度自然不同。
逃出下赤坂城之后的一年多里，楠木正成在近畿的河内、纪伊、和泉三国之间来回流窜。他的游击战并未给镰仓幕府造成伤筋动骨的损失，却向整个列岛证明了两件事：幕府军抓不住他，而且“倒幕”的风险正在一天天降低。他还很会经营身份——通过隐匿在自己军中的护良亲王，硬是把官位从兵卫尉一路升到了左卫门尉。一个被通缉的恶党头目，手里捏着朝廷的任命状，这件事本身比打赢几场仗更有杀伤力。
公元1332年，楠木正成重新夺回被幕府交给汤浅宗藤据守的下赤坂城。此后他不断用筑城的方式扩大根据地，逐步形成以金刚山千早城为中心的要塞群，与幕府大军长期对峙。在他的表率之下，各地的恶党开始群起效仿。翌年正月，播磨国的赤松则村、筑后国的原田种昭、伊予国的忽那重清和土居通增等人相继起兵。
面对全国各地的叛乱，镰仓幕府已经无力一一扑灭，只能集中全力讨伐楠木正成一党，指望在大堤崩溃前堵上这个该死的蚁穴。幕府大军先后攻破了赤坂城、吉野城等外围据点，可在这场赛跑中，主动权早已不在它手上。追着一个打不死的对手满山跑，每跑一次，威信就掉一层。
公元1333年农历闰二月二十四日，长期被流放的后醍醐天皇在近臣千种忠显的帮助下逃出隐岐岛。他原本计划前往出云国的杵筑湾，因当天海上风浪太大，最终在伯耆国的名和凑（今御来屋港）登陆。这个阴差阳错的选择，无意中成就了一个海盗家族。
长期占据名和浦、从事海上交通与商业活动的名和长高，得知天皇落到了自己地盘上，立刻抱着奇货可居的心态，在邻近的船上山竖起“倒幕”大旗。
击退幕府军的进攻后，后醍醐天皇以“护驾有功”为由，册封名和长高为伯耆国守护。有意思的是，晋升贵族的名和氏出于“不能忘本”的心理，竟选择用“帆挂船”作为家纹。一个海盗把船画在旗上带进公卿行列，这种画面本身就说明当时的秩序已经乱到了什么地步。
后醍醐天皇这番霸气侧漏的“王者归来”，随即掀起了倒幕运动的新高潮。除了各地恶党，原先对镰仓心怀不满的各路豪族也纷纷跟风而动。最先起兵的是九州土豪菊池家。这家在抵御蒙古袭来时血本无归，“霜月骚动”中家督菊池武房更被逼愤死，对镰仓幕府可谓苦大仇深。接到倒幕诏书后，武房的嫡孙武时立刻串联岛上的少贰、大友两家，准备联手起兵。
不过，镰仓幕府这堆将熄的余烬，还有足够的能量烧死几只敢于出头的飞蛾。三月十三日，在少贰、大友两家虚与委蛇的情况下，菊池武时草率地进攻坐镇博多的幕府“镇西探题”北条英时，正中老奸巨猾的少贰氏“攻菊池以稳英时，再图后举”的圈套。在幕府军和少贰、大友两家的前后夹击下，菊池军自第十二代家督武时以下大部战死。这支队伍仅有一百五十骑，比楠木正成那个恶党还不如。
菊池家的悲剧从侧面说明：倒幕有风险，出兵需谨慎。但面对千古难逢的良机，一个菊池倒下去，千百个豪强照样会站出来。就在菊池兵败博多半个多月后，受封于陆奥国白河庄的结城宗广起兵倒幕。这一举动说明，向来支撑镰仓幕府的关东地区，此刻也走向了北条氏的对立面。楠木正成口中天下无敌的“武藏、相模之兵”，即将冲向万夫所指的镰仓和京都。果然，四月二十七日，奉命前往船上山讨伐后醍醐天皇的足利高氏，于行军途中突然宣布倒戈。
足利高氏（足利尊氏）这一刀，砍的不是天皇，而是镰仓幕府最后那点信用。幕府派他去平叛，他却带着朝廷给的官职和自家的兵力转身反噬。这说明北条氏早已拿不出东西收买人心，只能靠命令驱使；而命令这东西，只有在别人还愿意听的时候才管用。
足利高氏（足利尊氏）是足利家第八代家督，与北条氏的关系原本好得不能再好。他娶了镰仓幕府执权北条守时的妹妹，自己也曾一次次带兵冲在讨伐叛军的最前线。
奉命出征的前一夜，他还将正妻和嫡子送往镰仓当人质。这套动作做得滴水不漏：姻亲是面子，人质是诚意，出兵是本事。可事实证明，他所谓的忠诚，无非是背叛的时机还没到。人质可以送，也可以再要回来；妹妹可以娶，也可以在翻脸后当作从未结过这门亲。武家的姻亲从来不是锁链，只是一张可以随时撕掉的纸。
与楠木正成那批恶党相比，足利高氏（足利尊氏）只能算后进分子。别人在山上吃土的时候，他还在替幕府剿匪。但正因为他出身名门、手握重兵、官位又高，一旦转身，分量就完全不同。恶党起兵叫作乱，足利起兵则叫易主。他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毫不客气地以“倒幕军”领袖自居，向全国广发《军势催促状》。一纸文书发出去，各地豪族该站哪边，心里立刻就有了数。号召力从来不是靠资历攒出来的，而是看谁手里有兵、身后有地、名字够响。
攻占京都之后，足利高氏摆出一副“先入关中者为王”的架势，俨然已是取代北条氏的新霸主。他打的旗号是勤王，做的事却是抢地盘。后醍醐天皇以为招来了一支救兵，实际迎进京都的是一位新的主人。这一点天皇当时未必看清，足利高氏却从一开始就没打算隐藏。
在他的表率之下，同宗的新田义贞于5月8日在上野起兵，会合足利高氏的嫡子千寿王（足利义诠）后一路打进镰仓。九州的少贰、大友两家也联合岛津氏围攻博多，最终逼死了镇西探题北条英时。显赫一时的镰仓幕府至此轰然崩塌。
从足利倒戈到镰仓陷落，前后不过二十来天。一个统治了日本一百多年的政权，垮得比任何人预想的都快。这不是因为敌人太强，而是因为它的支撑早就空了。御恩给不出来，德政令救不了场，内斗又把老臣杀光。到最后，连它派出去平叛的将军都成了掘墓人。幕府不是被推翻的，是被所有人同时松手摔碎的。
二元政治
公元1333年农历六月，后醍醐天皇回到京都，逐步开启以天皇亲政为核心的“建武中兴”。所谓“中兴”，其实只对一拨人成立：天皇一系的皇族、支持他的公卿，以及那些长期与朝廷结盟的寺院。查没来的北条氏家产，大部分优先转到了这些人的名下。至于那些真正上山拼命、在泥地里打了两年仗的武士和恶党头目，朝廷自然也要论功行赏，只是赏的顺序和分量，完全是另一套算法。
足利尊氏就是这套算法里最扎眼的一个例子。他本是观望到最后的后进分子，但毕竟顶着源氏一脉御家人的招牌，所以不仅被赐名“尊氏”，还兼领武藏、上总两国守护。弟弟足利直义等亲信部下一并受封，表面上看，足利家该心满意足、山呼万岁才对。可把账摊开看就明白：后醍醐天皇对他，戒备远多于恩赏。
最明显的一步棋下在关东。那是足利氏的老巢，天皇却派了十六岁的北畠显家去当陆奥国守护。陆奥幅员辽阔，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福岛、宫城、岩手、青森以及秋田东北部，又紧挨着虾夷人盘踞的北海道，历来是出强兵、出良马的战略要地。把一个少年空投到那里，名义上是镇守边疆，实际上是往足利家的后院插了一根钉子。钉子虽小，含义很清楚：你的老家，我派人看着。
京都中枢的安排更直白。楠木正成、名和长年这类恶党头目被正式授予武士身份，还吸收入审议政务的“记录所”和负责封赏的“恩赏方”。
与足利同宗的新田义贞则掌管负责军事和内卫的“武士所”。相比之下，足利尊氏头顶一个“正三位参议”的虚衔，手里却没有一件实职，只有亲信高师直、上杉宪房在负责接待上访的“杂诉决断所”里坐班。让一个刚替朝廷打下京都的大将去管信访，这种安排本身就是一种羞辱。
起兵时那句“取北条氏而代之”的野心，撞上现实中坐冷板凳的处境，落差之大足以把任何人的耐心磨光。足利尊氏对建武新政的厌恶，不是性格不合，而是利益分配谈崩了。
更要命的是，朝廷在封赏上的随意与偏颇，很快把不满从足利一家扩散到了整个武士阶层。为了营造宫廷排场而加征苛捐杂税，再加上一场不合时宜的纸币改革，日本列岛民怨沸腾。新政才开张一年多，就已经把最需要拉拢的人全得罪了一遍。
面对一个有意凝聚各地不满情绪的足利尊氏，后醍醐天皇一系自然想先发制人。其中最激进的，是出任“征夷大将军”的护良亲王。他话说得很直白：足利尊氏仅凭一战之功，就妄图凌驾万人之上、视天下为己物；趁他现在势力尚弱不讨伐，日后必成比北条高时更盛的祸患。
这话判断得其实很准，可惜说话的人自己站不稳。护良在倒幕战争中确实吃过苦，“昼终日卧深山幽谷，石岩敷苔；夜通宵出荒村野里，跣足蹈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他并不受宠，尤其在后醍醐天皇册立五阿哥恒良亲王为太子之后，这位三阿哥的“积极性”反而被当成了对皇室的威胁。于是便有了护良试图暗杀足利尊氏那场闹剧。
这场闹剧的荒诞之处在于，它同时暴露了两边的窘境：一方手握兵权却无职无权，另一方有名分有诏书却无兵可用。护良想靠一次暗杀解决足利尊氏，恰恰说明朝廷已经拿不出任何合法手段来约束他。暗杀失败之后，事情的发展就只剩一条路——既然不能明着削，那就逼着他反。
公元1334年9月下旬，足利尊氏突然提高了居所周边的警戒级别。此后每次随驾巡幸，他必定以“保护天皇”为名，带出大批卫队。卫队是给人看的，看的对象不是刺客，而是坐在御座上的那个人。到了10月，护良亲王的亲密战友楠木正成奉命离开京都，去讨伐纪伊国饭盛山一带的北条残党。护良身边最能打的人刚走，朝廷的逮捕令就到了：罪名是谋反。
护良到底有没有暗杀足利尊氏的计划，并没有直接证据。退一步说，就算他真打算铤而走险，刺杀同僚顶多算谋杀，够不上谋反。谋反这两个字是专门留给想夺天下的人用的。把罪名定到这个档次，说明动手的人要的不仅是他的人头，更是他的政治生命。史料里留下了一条更实在的线索：足利尊氏通过后醍醐天皇的宠妃阿野廉子，把护良暗中发往各国的召兵令旨摆到了天皇面前。一个亲王绕过朝廷直接向诸国发兵符，这在任何君主眼里都是比杀人严重得多的事。护良输就输在这里——他手里没兵，却提前暴露了自己想调兵的念头。
从被捕到幽禁镰仓，整个过程里没有任何记载显示后醍醐天皇为那些因自己儿子而掉脑袋的公卿做过一点努力。有学者认为，天皇早就看出护良斗不过足利尊氏，只能弃卒保车。这个解释在逻辑上说得通，在人情上却冷得过分。于是野史给出了另一种说法：护良与父亲的宠妃阿野廉子有染，一段不伦之恋加上由爱生恨，把一位皇室股肱变成了阶下楚囚。站在足利氏立场写成的《梅松论》则借护良之口留下一句判词：“恨君上更甚于武家。”这句话出自政敌之手，未必可信，但它点出了一个事实——护良的冤屈里，最刺人的那根刺来自他自己的父亲。
护良倒台，“征夷大将军”一职自然空了出来。比起志在必得的足利尊氏，后醍醐天皇更中意自己未满十岁的儿子成良亲王。将军这个位置，天皇宁可交给一个十岁的孩子，也不肯交给一个手握重兵的功臣。这个选择本身，比任何诏书都更能说明建武政权的真实想法：武家只是工具，不能成为主人。
偏偏在这个时候，北条氏残党在公卿西园寺公宗、日野资名的庇护和资助下公然起事。叛军推举自称末代执权北条高时遗子的相模二郎时行为旗号。因为时行尊称北条统治时期为“先代”，扬言要“中兴北条先代之荣”，这场叛乱便被称为“中先代之乱”。叛乱得到了关东相模等地北条亲旧的鼎力支持，声势不小。可接下来的发展却透着古怪：足利直义顺手干掉了囚禁中的护良，带着成良亲王逃回京都；随后足利尊氏率大军收复镰仓。
这一连串动作的顺序值得细看。护良被关在镰仓，是足利直义手上的一张牌，也是一份累赘。叛军一到，这张牌立刻变成了必须处理的麻烦——人活着，随时可能被叛军抢去当旗号；人死了，责任可以推给乱世。
至于带着成良亲王撤离，更是一步两用的好棋：既保住了天皇的儿子，又让“收复镰仓”变成了一次勤王之功。等足利尊氏大军开进镰仓，他在关东的威望已经压过了幕府全盛时期的任何一位执权。
后醍醐天皇对这份功勋表示怀疑。他依旧驳回了足利尊氏申请征夷大将军的奏请，固执地把这顶桂冠戴在了逃回京都的成良亲王头上。这是天皇最后一次试图用名分压制实力。结果也很清楚：名分还在天皇手里，实力已经不在他手里了。
事至于此，足利尊氏终于忍无可忍。屯兵镰仓的他拒绝了“已拟纶旨，速回京都受赏”的召唤，公然发布全国武士总动员令，矛头直指在京都主持日常军事事务的新田义贞。新田义贞与足利尊氏不仅是同宗血亲，更是一起倒幕的战友，关系一度相当融洽。但权力从来无法分享。面对武家领袖这个位置，两人最终从合作走向决裂。在先后收到双方讨伐对方的奏请之后，后醍醐天皇也选择了站在足利氏的对立面，授意新田义贞向镰仓进军。
这一步走得其实很晚。从天皇第一次把将军之位塞给十岁孩子起，决裂就已经注定。后面所有的试探、拖延、驳回、抗命，都不过是把同一个答案重复念了几遍。
后醍醐天皇以为靠一纸纶旨就能让一个刚打下两座都城的人回京受赏，足利尊氏则用一道动员令回答了他：赏赐这种东西，只有给得起的人才配给。
后醍醐天皇的“建武中兴”走得磕磕绊绊，但他手里握着两份过硬的履历：一是推翻过不可一世的北条氏，二是镇压过各地的北条残党。凭这两件事，他坚信军旗所指之处，任何反对势力终将灰飞烟灭。正是基于这份自信，他在授权新田义贞从东山道进击的同时，又派“四阿哥”尊良亲王领军从东海道逼近镰仓——两路并进，务求一击毙命。
问题出在人选上。足利尊氏和新田义贞都是关东武家的头面人物，他们正面交锋，各地豪族难免首鼠两端。初战足利军不利，骑墙派纷纷倒戈，新田义贞的大军很快兵临号称“天下险”的箱根峠。一旦突破此地，关东平原上的镰仓便无险可守，足利尊氏必将重蹈相模二郎时行的覆辙。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新田义贞突然停下了脚步。
新田义贞并非有意放对手一马，而是尊良亲王跑进了他的军中。这位亲王出征时已年过二十四，算得上成年，但在整个倒幕过程中，他的履历只有三件事：跟着父亲出逃、被俘、流放，一件拿得出手的战绩都没有。面对这样一位缺乏军事经验、却顶着全军主帅头衔的贵二代，新田义贞能做的只有两件事：派弟弟脇屋义助当贴身护卫，再分一支兵让他去取箱根山西麓的竹之下（今静冈县小山町）。
这个部署名义上是迂回箱根峠侧翼，实际上更多是给后醍醐天皇一个面子，外加眼不见为净。主帅摆在眼前只会添乱，不如派到侧翼去立功；立了功是天皇教子有方，出了事也轮不到自己担责。这是老将对皇族的标准处理方式：既不违命，也不把胜负押在对方身上。
足利尊氏抓住的正是这一稍纵即逝的战机。他亲率主力直扑尊良亲王这支偏师。养尊处优的亲王哪见过这种不要命的打法，当即要求脇屋义助保护自己先行撤退。跑到半路他才想起，儿子脇屋义治还在敌军重围里苦战，只好又折回去救人。人救出来了，战局却救不回来。
竹之下战败的消息一传开，正在进军箱根的新田军中豪族再度倒戈。新田义贞只能回师京都。自觉已经扭转乾坤的足利尊氏随即集结关东八国诸路军马，向京都挺进。
沿途的阻击微不足道，对京都的围攻也进行得相当顺利。到了正月，号称十万的足利军开始叩击京都西侧的宇治一线，挡在他面前的，正是昔日的倒幕英雄楠木正成。
面对楠木正成的阻击，足利尊氏展开了军事与政治的双重攻势。据说他曾以畿内、南海十一国为条件试图诱降，楠木正成却铁了心跟天皇走，丝毫不为所动。
这份坚贞值得敬佩，但也暴露出一个残酷的事实：楠木正成的忠诚，在当时已经是稀缺品。同样以恶党身份为后醍醐天皇卖命的赤松则村，此刻就从播磨起兵，抄了“皇军”的侧翼。成功倒幕之后，赤松则村一度论功行赏被封为播磨国守护。可他长期与护良亲王关系密切，护良倒台、足利起兵之际，后醍醐天皇直接把他打回了佐用庄地头的原形。从一国守护跌回庄园地头，这种落差足以让任何人渴望新一轮的权力重组。
有意思的是结局：赤松则村这一刀并没有给足利尊氏打开权力巅峰的大门，反倒给自己留下了一条逃出生天的活路。他原本想趁乱捞一份更大的封赏，结果只是证明了一件事——在这场混战里，没有人真正忠于某个人，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下一份俸禄找买家。
楠木正成守的是君臣之义，赤松则村算的是身家性命，足利尊氏争的是天下，后醍醐天皇信的是一面军旗。四个人站在同一片战场上，想的却是四件完全不同的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建武新政撑不过三年：它只有一个核心，却没有一套能让所有人都有份可分的秩序。
公元1335年正月十日，赤松则村伙同足利尊氏派往四国和本州西部招募武士的细川定禅，突袭了“皇军”在山崎一侧的防线。脇屋义助带着“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的无奈再度败走——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替主君收拾烂摊子了。防线全线崩溃之际，还是新田义贞头脑最清醒。他第一时间跑回京都，护着后醍醐天皇和皇室主要成员逃进比叡山。
这一手很老练。保住天皇，就等于保住了大义名分；只要名分还在，散掉的兵还能再招回来。相比之下，足利尊氏手里握着京都这座空城，反而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城是打下来了，可他要的东西并不在城里。
顺利控制京都之后，足利尊氏接下来要做的自然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他积极准备向皇军退守的比叡山麓东坂本进军。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强大的变量突然闯进了战场。
正月十五日，细川定禅急报：雾气氤氲的琵琶湖上出现了大批身份不明的战舰，军旗上赫然写着中国兵家的名言——“疾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
足利尊氏当然不会以为是两百年后的武田信玄穿越而来。在日本历史上，真正拥有这面“风林火山”军旗专利的，是后醍醐天皇安插在陆奥的那位美少年——北畠显家。
陆奥军的突然出现，瞬间打乱了足利尊氏的全盘部署。真正让他后背发凉的，并非北畠显家本人，也不是那支关东雄兵，而是这支军队出现在这里所传递的信息：既然北畠显家能尾随自己一路赶到京都，那就意味着他的大后方——镰仓，已经易手了。
打仗最怕的不是正面挨刀，而是回头发现老家没了。一支军队的补给、兵源、家属、财库全在后方，后方一丢，前面的胜仗就都变成了负债。
这支一日之内横渡琵琶湖的陆奥大军，连休整都不等，便全力扑向足利军的前沿据点——三井寺。这座寺院原名园城寺，是日本僧人圆珍仰慕浙江天台山三井潭而改的名。
有趣的是，这场战斗里双方军中都有大批僧兵参战。三井寺的僧众站在足利氏一侧拼死抵抗，乱军之中还杀死了“皇军”悍将千叶高胤；而比叡山延历寺的僧兵则冲入三井寺到处放火。如此疯狂的举动，源于“天台寺门宗”与比叡山“天台宗”长期对立所积淀的刻骨仇恨。
在中世纪日本的残酷竞争中，连佛门圣地也难免刀兵。寺院在这里早已不是清净之地，而是拥有庄园、武装和政治立场的豪强。它们选边站的依据从来不是教义，而是哪边能保住自己的田产。
在三井寺僧侣“便到此为之罢”的哀嚎声中，足利军在对手优势兵力的不断冲击下，不得不放弃京都。退到丹波筱村时，足利尊氏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艰难抉择。此地正是他当初宣布起兵倒幕的“投机圣地”，如今故地重游，处境却已天差地别。
“生存还是毁灭”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关键就在于怎样才能活下去。对失去了关东根据地的足利尊氏而言，命运似乎已经将他逼到了绝路。
2月3日，听取细川定禅的意见后，足利尊氏决定继续向西，退守背靠濑户内海的摄津国兵库郡一线。选择摄津，是因为它恰好卡在交通的十字路口：战局若继续恶化，陆路可以撤进赤松则村控制的播磨，海路则能利用平清盛当年修筑的大型港口大轮田泊，退往此前基本清除了天皇势力的四国岛。
这确实不是走投无路，但也绝非好棋。播磨与京都接壤，“我可往，寇亦可往”，足利尊氏依然摆脱不了“皇军”的追讨；四国地贫民乏，更非东山再起的好地方。两条退路都能保命，却没有一条能翻盘。
就在足利尊氏苦苦寻觅出路之际，一封来自九州的书信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写信前来输诚的，是九州的实力派少贰贞经。
长期以九州霸主自居的少贰氏，虽然在“倒幕”时搭上了末班车，却在后醍醐天皇的建武新政中没捞到多少实惠。因此足利尊氏在镰仓起兵后，一心想要独霸九州的少贰贞经自然站到了武家势力这一边。考虑到当时落后的通信条件，以及京都攻防战瞬息万变的局势，这封信的实际起草日期，应该还在足利尊氏攻占京都前后的鼎盛时期。也就是说，少贰氏原本的意图只是锦上添花，压根没打算雪中送炭。
可偏偏是这封迟到的贺信，给足利尊氏打开了思路。
信的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证明了一件事：天下还有人在观望，还有人愿意跟武家谈价钱。既然九州能写信来，中国地方、四国、南海道呢？既然有人愿意锦上添花，那开出更高的价码，是不是就有人愿意雪中送炭？
在军事上不断失利的情况下，足利尊氏开始为自己绝地反攻布局。他终于想通了一个道理：仗打不赢的时候，就别只在战场上找答案。
在赤松则村的建议下，足利尊氏首先联系上了“下岗天皇”——光严上皇量仁。量仁对把自己赶下台的后醍醐天皇早就憋着一肚子火，随手就写了一张“讨伐伪帝后醍醐”的院宣交给他。有了这张纸，足利尊氏和后醍醐天皇的对抗才算名正言顺。不过话说回来，没有实力撑腰，所谓的大义名分一钱不值。院宣能让他出兵显得合法，却不能替他打赢一场仗。足利尊氏下一步要动身前往九州，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
不少文学作品把这段旅程写成“惶惶如丧家之犬”。平心而论，他确实丧了家，却一点也不惶惶。途中他还在赤松则村的地盘上开了两天“高层峰会”，把走后四国和本州西部的部署交代得清清楚楚：赤松则村在播磨阻击“皇军”，细川定禅继续经营四国，亲信则驻守周防、长门两地——这是给自己万一在九州站不住脚留的退路。布完这些兵，他手里能机动的兵力已经所剩无几。但在足利尊氏看来，去九州不过是会合少贰、大友、岛津那批豪强，人多反而累赘。
这个判断里藏着他的自负，也藏着他的算计。带少了兵，是把身家押在别人的忠诚上；带多了兵，沿途粮草跟不上，到了九州还得跟盟友分功劳。他选了前者。
公元1336年2月25日，抵达长门国赤间关的足利尊氏迎来了少贰氏嫡子少贰赖尚。对方带来的礼物和兵力都不多，可此时的足利尊氏也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盘桓四天之后，他匆匆渡海前往九州。农历二月三十日，一行人抵达北九州筑前国的芦屋津。就在当天黄昏，一个骇人的消息从少贰氏主城内山城传来：少贰氏遭到以菊池家为首的九州“皇军”突袭，内山城陷落，少贰贞经已率众自焚。
菊池氏是少贰氏在九州的死对头，此前的“倒幕”中，少贰贞经首鼠两端害死了菊池家当家菊池武时。
少贰赖尚和足利尊氏都清楚菊池氏会站在对立面，但谁也没料到，长期雄踞北九州的少贰氏会败得这么快、这么惨。
客观地说，少贰氏与其说是败给了菊池，不如说是败给了自己家族内部的动摇和分裂。镰仓幕府倒台后，后醍醐天皇封赏功臣固然偏颇不公，对长期默默无闻的菊池家却颇为慷慨。在楠木正成等人的坚持下，“倒幕身死”的菊池武时被赞为“第一忠臣”，菊池家还拿到了对马、肥前两国守护的厚赏。怀着这份感恩，第十三代家督菊池武重亲自上京都，在新田义贞军中奋勇拼杀；其弟菊池武敏则长期监视宿敌少贰氏的一举一动。得知少贰赖尚去长门迎接足利尊氏，菊池武敏立刻率军突袭。
此时的少贰氏内部，早已因为足利尊氏的兵败而人心浮动。面对引火烧身的风险，正是少壮派的少贰赖尚坚持认为足利尊氏有“赖朝再世”的气度，才换来父亲少贰贞经对足利家的支持。这份支持本来就不牢靠，菊池家的刀一到，立刻现了原形。少贰氏不仅猝不及防，更有不少家臣抱着观望心态拒不出力。
关键的水木渡之战中，在北九州经营多年的少贰氏竟然只凑出一百五十人出战。随后的内山城攻防战里，甚至有人窝里反，直接占据了本丸。内外夹击之下，少贰贞经只能自行了断。
一百五十人。这个数字比任何分析都更能说明问题：一个家族的忠诚，是靠一次次兑现的赏赐堆出来的；赏赐断了，忠诚也就散了。少贰氏当年背叛菊池、投机倒幕，今天自然也有人背叛他们。这是武家社会的通则，谁也别觉得自己能例外。
主要政治盟友突然崩盘，足利尊氏的九州之行顿时进退维谷。就在他犹豫该退回长门还是继续进军时，菊池武敏的大军已经逼到眼前。命运似乎又一次把他逼到绝境。弟弟足利直义搬出汉高祖刘邦从荥阳突围、身边只剩二十八骑，以及源赖朝在土肥杉山兵败、随从仅剩七人的旧事来勉励他。豪言壮语固然提气，却改变不了双方兵力悬殊的现实。
公元1336年3月2日上午，北九州的多多良滨迎来了足利尊氏一生最凶险的决战。
这场仗打到最后，胜负其实已经不取决于谁的兵多。足利尊氏手里剩下一张牌：他自己是源氏嫡流，是天下武家公认的头面人物。菊池武敏兵多将广，可他打的是“勤王”的旗号，旗号是朝廷的，不是他自己的。战场上喊得最响的人，往往最不打算为别人拼命。多多良滨这一仗，比的不是刀快，而是看谁先撑不住散伙。
多多良滨之战双方兵力的账，足利这边算得清楚：尊氏自己带来的三百多人，加上少贰赖尚手下的五百余人，全军满打满算不过一千。菊池武敏那一边就众说纷纭了，最夸张的记录写着“全军六万”，保守一点的估计则认为不少于五千。但有个细节值得注意：菊池武敏攻下内山城时的总兵力是三千，几乎马不停蹄赶来迎战尊氏，人马不可能凭空翻倍。即便如此，足利一方仍处在至少一比三的不利境地。
兵力悬殊到这个份上，胜负往往不取决于人数，而取决于主将敢不敢把退路堵死。足利尊氏是个沙场宿将，布阵时老道地选定了战场——背水列阵。这一手有两个好处：一是把部下逼成困兽，谁都知道后退就是死；二是彻底杜绝了对手包抄侧后的可能，正面宽度被地形锁死，人多反而施展不开。此外，他带到九州的人马虽少，却基本是百战余生的老兵；少贰赖尚的部下则与菊池家结着血仇，人人奋勇。仗还没开打，气势上已经压了一头。
战幕一启，局面竟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在足利直义的带领下，足利军在敌阵中反复冲杀，轻松击退菊池军先锋；菊池军一支三百人的别动队试图渡河攻击足利军侧后，也被当场击溃。恰在此时，海盗出身的松浦党临阵倒戈。腹背受敌的菊池武敏最终只能逃进肥后的深山。随着足利尊氏赶到少贰贞经自焚之处拜祭，他此生最大的危机宣告过去，眼前展开的是整个北九州纷纷前来投效的土豪。
平定九州，足利尊氏只用了不到一个月。南部群山里忠于菊池家的武士还在打游击，可他接到赤松则村从播磨白旗城发来的求援信后，已无心收拾这些残兵。4月3日，带着以少贰赖尚为首的九州武士团，足利尊氏海陆并进，再度向京都发动进攻。
赤松则村死守白旗城一事，长期被日本小说家描绘成足利尊氏扭转乾坤的关键，好事者甚至杜撰出“新田义贞迷恋京都女官的风情，迟迟没有进军才错失战机”的野史。事实并非如此。
重新攻占京都之后，效忠后醍醐天皇的新田义贞、楠木正成等人日子并不好过。
把足利尊氏赶出京都的主力，无疑是北畠显家的“陆奥方面军”。但这支军队无法在京都长期逗留——就在足利尊氏于九州苦战之际，后醍醐天皇连京都都来不及回，便急忙在行在比叡山为“七阿哥”义良亲王举行元服成人礼，授予其“陆奥太守”之职。
这一步棋的心思不难猜。陆奥军兵员充沛、战力强悍，既震慑了足利尊氏，也吓坏了后醍醐天皇。他急于分化北畠显家的权力，生怕关东再冒出一个尾大不掉的军阀。而以“陆奥大介”名义护送义良亲王返回陆奥的北畠显家，面对的同样是一副烂摊子：关东不仅有长期负隅顽抗的足利同宗兄弟斯波高经，更有二阶堂、佐竹等一干旧幕府官僚趁势兴风作浪。此后大半年里，作为“皇军”骨干的陆奥方面军被死死钉在关东，无力支援其他地区，京都方面的兵力越发捉襟见肘。
尽管如此，新田义贞收复京都后还是随即展开了对播磨的进攻。老练圆滑的赤松则村此时派亲信小寺藤兵卫来到新田军前。摆了一通当年“倒幕首义”的老资格后，他提出自己是因为长期遭受不公待遇才投奔足利氏的，只要恢复播磨守护的官爵，便愿意弃暗投明。新田义贞毕竟不是最终拍板的人，只能请示后醍醐天皇定夺。
就在公文往来的这段时间里，赤松则村趁机加固了白旗城的防御。直到拿到天皇签署的委任状，他才亮出底牌：足利尊氏许给爷的好处，比你多得多。
这套操作谈不上背信弃义，纯粹是武家社会的标准生意经。朝廷给的是名分，足利给的是实利；名分要等公文，实利可以当场兑现。赤松则村从头到尾没打算效忠任何一方，他只是在等一个出价更高的买家，同时用谈判拖住对方的刀。
新田义贞对白旗城的围攻，其实也不像赤松则村在给足利尊氏的信中吹嘘得那么坚决。初次攻坚失利后，他便接受了脇屋义助的意见，分兵备中、备前，环濑户内海构筑防线，全力准备迎战足利尊氏。但时隔两个月，足利尊氏早已不是败走京都时那副穷酸模样。
在濑户内海的严岛会合从四国归来的细川定禅后，足利军中已聚集了一百六十多家外样大名。总兵力二十万的说法固然注水不少，但对京都方面的“皇军”已形成压倒性优势。5月15日夜，足利氏陆军抵达备前、备中一线，首当其冲的脇屋义助再度兵败，“皇军”的濑户内海防御体系随之崩溃。
有趣的是，当天皇和公卿们打了鸡血似的高呼“决战到底”时，反倒是楠木正成这个前恶党对局势有着最清醒的认识。
这也难怪。公卿们喊口号不用出钱出兵，输了大不了换个主子继续做官；而楠木正成是从泥地里一路打上来的，他比谁都清楚，一支靠临时拼凑、各自打着算盘的军队，面对一个刚把九州打包带回来的对手，胜算究竟有几成。
事实上，早在足利尊氏撤出京都时，楠木正成就主张用政治手段解决分歧。他的理由很实在：灭亡镰仓幕府是尊氏之功，天下武士不归义贞，而皆归尊氏。这话等于承认，朝廷手里没有足以压服武家的资本。可惜后醍醐天皇听不进去。
等到足利大军兵临城下，楠木正成才向后醍醐天皇呈上著名的《楠木奏折》。里面把选项排得清清楚楚：与足利尊氏议和，拖延时间以待战机，是上策；让出京都，以畿内之兵封锁淀川河口，使其军粮枯竭，是中策；贸然在城下决战，是有败无胜的下下之选。比起那些留恋京都繁华的公卿，楠木正成的战略眼光确实超前。他打了一辈子小规模的山地战，最清楚一件事：兵少的一方，唯一的胜算就是不让对方按自己的节奏打。
但他随后奉命赶赴前线，却未必像小说家渲染得那么悲壮。当时新田义贞虽然兵败，兵力依旧雄厚。只要能扼住兵库一线，把海陆两路进击的足利军各个击破，并非全无可能。真正把楠木正成推向死地的，恰恰是手握重兵的新田义贞。
面对泛海而来的足利舰队，新田义贞委任屡战屡败的弟弟脇屋义助等人率八千精锐守备海滨一线。楠木正成则只带七百部属，在凑川以西的西野宿布阵，独自面对足利方面庞大的地面部队。
如此悬殊的布阵，是因为“皇军”兵力有限、只能兼顾一方吗？答案是否定的。坐镇和田岬的新田义贞手里，还握着两千五百人的预备队。从善意的角度解读，他可能误判了对手的进攻轴线。但联系新田、楠木两人长期恶劣的关系，难免让人怀疑这是借刀杀人。战场上最省事的除敌方式，就是把他派到一个救不了的位置，然后说自己来不及。
凑川之役开局，“皇军”其实颇具优势。地面战中，长于山地防御的楠木正成一度挡住了以少贰赖尚为先锋的足利大军；反登陆方面，脇屋义助也击溃了细川定禅的四国敢死队。双方一度战线交织、陷入缠斗。
但《孙子》讲得明白：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面对“皇军”严密的正面防线，细川定禅敏锐捕捉到新田义贞在绀部海滨（今神户市中央区）的防御漏洞，果断将登陆点转移到对手东侧。
关键时刻，新田义贞再度应对失误。他草率放弃战场中央的和田岬，与脇屋义助合兵一处向绀部移动。这一动，正中细川定禅的调虎离山之计。足利尊氏的大军随即在和田岬登陆，轻松合围了仍在苦战的楠木正成所部。
公元1336年5月25日下午，明确知道自己已被友军抛弃、深陷重围的楠木正成，放弃了被动防御，频繁发动突袭。日本史料对他的勇猛极尽褒美，但从人的本能考量，这些进攻与其说是怀着必死的决心，不如说是为了求生而作的突围。六个小时内连续突击十七次，楠木军终于冲出重围，部下却已十存其一，仅剩七十三人。深陷绝望的他向弟弟楠木正季发愿“七生报国”，随后兄弟互刺而亡。
楠木正成死后，新田义贞率军在生田森（今神户市中央区生田神社）与足利大军展开最后决战。此时足利海陆两军已顺利会师，凭借绝对兵力优势势如破竹。当天夜间，新田义贞带着数千残部撤往京都。出于对楠木正成的尊敬，也为了收买人心，足利尊氏战后将其首级送回了河内楠木一族手中。这位被后世尊为军神的“恶党”，最终安葬在见证他学习与成长的观心寺里。
和其他所有“悲剧英雄”一样，楠木正成死后被不断美化的光环，渐渐遮住了推他赴死的那双手。客观地说，后醍醐天皇和新田义贞都很清楚：力量悬殊之下，凑川决战极难取胜。但为了赢得调整部署的时间，更为了向足利尊氏展示血战到底的决心，楠木正成都是最合适的那枚棋子——因为他不是公卿，死了不必赔政治代价；因为他善守，能撑得足够久；因为他的忠诚不需要讨价还价。
六百年后，唱着以其事迹改编的《七生报国歌》冲向美英盟军的“神风特攻队”，试图靠自杀式袭击“打疼”对手、谋求一击媾和。两者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都是让一部分人去死，好让剩下的人继续谈条件。区别只在于，前者至少是自己选的路，后者连选择都被包装成了荣誉。
公元1336年5月27日，后醍醐天皇在新田义贞保护下再度撤离京都。这一次，他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在此后的政治博弈中，他虽利用和谈赢得了时间，等来北畠显家从陆奥驰援，并在大和国吉野郡另立中央；足利尊氏则在京都拥立光严天皇之弟丰仁亲王为光明天皇。日本列岛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就此开启。
一个靠诏书治国的皇帝，和一个靠分地治国的将军，注定无法共用一个京都。后醍醐天皇到死都没想明白：他输给的不是足利尊氏，而是自己始终拿不出东西来付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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