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8岁那年，高考落榜，没脸回家，就在县城汽车站旁边一家叫“平安旅馆”的地方打工。

说是旅馆，其实就是一栋三层的老楼改的，我负责夜班前台，从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一个月三百块钱，管住。

住的就是前台后面那间不到五平米的杂物间，里面塞了张行军床，一个铁皮柜，头顶一盏十五瓦的灯泡，整夜亮着，嗡嗡响。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十一月底就下了第一场雪。我记得很清楚，第一个姑娘是12月3号来的。

那天晚上大概十一点多，外面刮着北风，卷着雪粒子打在玻璃上沙沙响。我正裹着军大衣打盹，门被推开，进来一个姑娘，二十岁出头，瘦，脸冻得通红，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粉色棉袄，领口磨出了毛边。她手里拎着一个超市塑料袋，装着两桶方便面和一瓶矿泉水。

她站在前台，犹豫了半天，才小声问：“最便宜的房间多少钱一晚？”我说：“单间三十，通铺十五。”她摸了摸口袋，掏出一把零钱，数了数，说：“我住通铺。”

我给她办了登记，她叫张小芳，地址写的是“临县柳树沟”。我把她带到二楼通铺间，里面住了两个跑长途的司机，呼噜打得震天响。她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没进去，转头问我：“大哥，你值班室能坐一晚上吗？我明天一早的车走，就坐几个小时。”

我犹豫了一下，看她冻得直哆嗦，就说：“行，你进来吧，椅子上坐着。”她进来后，我把军大衣递给她，她裹着，坐在那把折叠椅上，靠着墙，很快就睡着了。我坐在行军床上，看着那盏十五瓦的灯泡，听着外面风一阵一阵地刮，不知什么时候也睡着了。

天亮的时候，我醒来，她已经走了。椅子上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军大衣，旁边放着那桶没泡的方便面，还有一张纸条，上面用圆珠笔写着：“谢谢大哥，方便面给你留着。”我拿起方便面，底下压着五块钱。

第二天，我下了班，去街上吃早饭，路过十字路口，看见围了一群人。我挤进去一看，地上躺着一个姑娘，穿着粉色棉袄，脸上盖着报纸，旁边是一辆侧翻的摩托车，地上有一摊血，已经被雪水冲淡了。有人说，这姑娘一大早赶车，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摩托车撞了，摩托车跑了，人当场就不行了。

我站在那儿，腿发软，手里的方便面掉在地上。我走过去，蹲下，掀起报纸一角，是那张冻得通红的脸，嘴角还留着一点血迹，眼睛没完全闭上。张小芳。

交警来的时候，我做了笔录。我说她是昨晚住我们旅馆的客人，今早走的。交警问我她去哪，我说不知道。问我她家里情况，我说不知道。问我她昨晚有什么异常，我说没有，她只是坐了一晚上。

后来听说，她家里来了人，把尸体领走了。她爹是个瘸子，妈是个哑巴，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在上学。她是出来打工的，在县城找了半个月工作，没找到，身上的钱花光了，准备回家，结果没回去。

那五块钱和那桶方便面，我一直留着。方便面后来过期了，我扔了，五块钱我夹在笔记本里，到现在还在。

第二个姑娘是腊月十八来的。那天晚上下着冻雨，路上都结了冰。她进来的时候，身上全是雨水，头发贴在脸上，嘴唇发紫，背着一个大双肩包，鼓鼓囊囊的。

她站在前台，不说话，看着我，眼神有点直。我问她：“住宿吗？”她摇头。我问：“那你有事吗？”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然后眼泪就下来了。

我把她领进值班室，给她倒了一杯热水。她捧着杯子，手一直在抖。她喝了一口水，说：“大哥，我能在你这儿待一晚上吗？我没地方去了。”我问她怎么了，她不说，只是摇头。我看她那个样子，也就没再问。

她把双肩包抱在怀里，坐在椅子上，我坐在行军床上，两个人就这么坐了一夜。半夜的时候，她睡着了，头歪在一边，呼吸很轻，脸上还挂着泪痕。天亮之前，她醒了，看了我一眼，说：“谢谢。”然后站起来，背着包走了。

那天下午，我出去买烟，路过城关派出所门口，看见墙上贴了一张协查通报，上面印着一张黑白照片，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就是她。通报上写着：王阿玲，女，19岁，涉嫌一起诈骗案，涉案金额三万八千元，在逃。

我站在那张通报前面，看了很久。旁边有人说，这姑娘骗了一个老头的养老钱，那老头气得脑溢血，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我转身就走，回到旅馆，把她坐过的椅子擦了又擦，把她用过的那只杯子扔进了垃圾桶。

那天晚上，我把值班室的门从里面锁上了。后来再有人来敲门，我就说没房间了。

第三个姑娘是过完年来的，正月初八。那天晚上没有风，也没有雨，天很冷，但很安静。她进来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关门了，她推开门，站在门口，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围着一条红色的围巾，头发很短，像是刚剪的。

她看着我，笑了一下，说：“小兄弟，能让我进去坐坐吗？”我认得她。她是隔壁街那家理发店的老板娘，姓周，大家都叫她周姐。她男人在南方打工，一年回来一次，她自己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在县城开了那家理发店，生意不算好，但也能糊口。

我让她进来，她坐在椅子上，从包里掏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根，我摇头，她自己点了一根，吸了一口，说：“小兄弟，你说人活着有什么意思？”我没说话，看着她。她抽完那根烟，站起来，说：“我走了，你早点关门。”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一眼，说：“要是有人问起我，你就说我昨晚在你这儿待了一夜。”我说：“行。”她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下班回家，路过她的理发店，门口拉着警戒线，警车停了两辆。我挤进去一看，理发店的门开着，里面一片狼藉，地上有血。警察从里面抬出来两具尸体，一具是周姐的，一具是一个男人的。

后来听说，那个男人是她丈夫，前一天晚上从南方回来了，两个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吵了起来，动了刀。她丈夫捅了她七刀，然后自己割了脖子。我站在警戒线外面，看着那扇门，想起她昨天晚上坐在我值班室里，抽着烟，问我人活着有什么意思。

后来警察找到我，问我昨晚她在哪。我说她在我旅馆值班室待了一晚上，抽了一根烟，然后走了。警察问我还说了什么，我说没有，就这些。警察问有没有人证明，我说没有，就我们两个人。警察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那之后，我离开了平安旅馆，换了个城市，换了个工作，再也没有回去过。我有时候会想起那三个姑娘，想起张小芳冻得通红的脸，想起王阿玲发抖的手，想起周姐那根烟。

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值班室里，也不知道她们离开后为什么会出事。我只知道，她们都是在那个小旅馆里，坐在那把折叠椅上，和我待了一夜。然后她们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那把折叠椅，我后来带走了。现在还在我家里，放在阳台上，有时候我晚上睡不着，就坐在上面，抽一根烟，想起那三个晚上。

那个铁皮柜里，还放着张小芳的五块钱，王阿玲用过的那只杯子的碎片，还有周姐抽过的那个烟头。我把它们都锁在柜子里，从来没有再打开过。

有时候我想，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让她们进来，她们会不会就不会出事？如果我没有给她们递那杯热水，没有让她们坐在那把椅子上，没有让她们在我的值班室里过夜，她们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18岁那年，和三个姑娘睡过——她们在我的值班室里坐了一夜，我在旁边的行军床上躺了一夜。然后她们走了，全都出了事。

而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她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