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江西于都，中央红军主力开始向西突围。队伍中有伤员，也有必须留下的人。有人因伤病无法远行，有人奉命主持地方工作，还有人承担了不同战线的任务。所谓“留守苏区的九位领导人”，并不是九个人始终并肩作战，而是一组在主力转移后，仍与革命根据地命运紧紧相连的名字。
中央红军离开后，国民党军队迅速推进。中央苏区原有的公开机关大多转入地下，部队被打散成若干游击单位。兵力少、粮食缺、缺乏电台联络，连一封信都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留守者面对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防御战，而是在严密封锁下寻找生路。
陈毅是其中情况较特殊的一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腿部负伤，行动受到影响，因而没有随中央红军主力远征。1934年冬，他与项英等人在赣南、粤北一带重建指挥关系，收拢失散人员，保存南方革命武装。
当时有人主张分散突围，也有人认为必须留下坚持。陈毅后来回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曾说过：“我们是被留在这里的。”这句话听来平实，却点出了处境：他们没有根据地依托，只能在山林、村落和群众掩护中周旋。
项英承担的，是更为艰巨的统筹工作。中央红军长征后，他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负责领导南方各省的游击斗争。与陈毅一道，他把分散的红军力量组织起来，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相当一部分兵力，也为后来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保留了骨干。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项英出任新四军副军长。1941年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遭到袭击，项英突围后被副官刘厚总杀害，终年四十三岁。陈毅则继续主持新四军工作，后来成为华东野战军主要领导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毛泽覃留在中央苏区，也有现实原因。作为毛泽东的弟弟，他并非仅凭亲属关系进入革命队伍，而是长期担任地方和军事领导职务。主力转移后，他在赣南坚持游击活动。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在瑞金黄鳝口一带作战时牺牲，年仅三十岁。
何叔衡的结局同样发生在突围途中。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和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他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主力撤离后，他留在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2月24日，转移至福建长汀水口附近时遭敌军包围，负伤后不愿被俘，跳崖牺牲，终年五十九岁。
瞿秋白并非军事将领，却是留守者中最具文化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长期负责宣传和理论工作。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撤离后，他因患病留在瑞金一带，后来转移到福建长汀。1935年5月被捕，6月18日在长汀罗汉岭就义，年仅三十六岁。
古柏是江西寻乌人，曾担任毛泽东秘书，也参加过地方政权和军事工作。主力转移后，他在闽粤赣边组织游击力量。1935年2月，古柏在广东龙川一带活动时遭敌袭击，突围中牺牲。毛泽东得知消息后，曾题词悼念这位旧友，称其“英俊奋发，为国捐躯”。
贺昌的经历，则体现了从工人运动到红军指挥岗位的转变。他是山西早期青年运动、工人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后来进入中央苏区任职。长征开始后，他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斗争。1935年5月，贺昌在江西会昌一带作战失利，负伤后为避免被捕而自尽，时年二十九岁。
刘伯坚早年曾与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在苏联学习，回国后主要从事宣传和政治工作。长征后，他留在赣南负责部队突围和联络。1935年3月，他在江西大庾突围时负伤被捕，3月21日在大庾县城就义，留下的家书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材料。
陈潭秋需要单独说明。把他直接列为“留守苏区九人”，在时间和身份上并不严谨。陈潭秋曾参与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也在中央苏区担任过重要职务，但他并非一直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1934年前后，他接受新的工作安排，后来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抗战时期在新疆负责工作。1943年9月27日，他在迪化被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终年四十七岁。
因此，这九个人的道路并不相同：陈毅、项英保存了南方武装，瞿秋白、何叔衡、古柏、毛泽覃、贺昌、刘伯坚先后牺牲，陈潭秋则在另一条战线上承担任务并遇害。把他们放在同一段历史中考察，看到的不是整齐划一的“留守名单”，而是中央苏区失守后，各条战线付出的不同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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