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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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的除夕前三天，我陈秀兰已经在广州的流水线上熬了整整八年。
八年里，每逢春节，我就会拎着那只掉皮的黄色皮箱，挤上那趟从广州开往郑州的绿皮慢车，在硬座上坐上二十多个钟头。
见惯了车厢里的百态人生，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我没遇上过，我一直以为我早就不会被什么人吓到了。
可那年，对面那个男人，和他手里那只锈铁盒，让我知道，有些事真的是做梦都想不到的。
下午两点不到，广州火车站的站台上早就人山人海了。
每年春运，这里都是一场战役，人群像潮水，行李像礁石，绿皮车厢的铁皮门一开，里头的人还没下完，外头等着上车的人就已经往前涌了，乘务员扯着嗓子喊"不要挤"，嗓子都喊哑了也没人听。
我挤进22号车厢，腋下夹着皮箱，肘子顶着背包，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长出一口气，把皮箱往椅子底下踢了进去。
就在这时候，对面那个人朝我看了一眼。
那一眼来得很快，但那双眼睛让我心里无端端地抖了一下——不是因为他长得凶，恰恰相反，他长得很普通，四十岁上下，国字脸，下巴上有把乱糟糟的短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棉袄，袖口磨破了还没补，脚上是双黑色解放鞋，鞋尖沾了黄泥。
让我心里发紧的，是他的手。
他两只手交叠着，死死地抱着一只铁盒，就搂在胸口，十根手指的指节全都因为用力过猛而变成了白色，像十根没了血色的蜡烛头。
那铁盒外面缠着几层黑乎乎的破布，层层叠叠的，只露出一条窄窄的铁缝，四角的漆已经锈穿了，锈斑像一片片死去的叶子贴在上头。
我在心里打了个问号，没吱声。
旁边坐着的是个女人，叫王翠花，四十来岁，带着两个孩子，大的叫毛毛，七八岁，小的还抱在怀里，孩子一路哭，王翠花一路哄，间或往我这边看一眼，冲我苦笑了一下。
车厢里嘈嘈嚷嚷的，有人打扑克，有人嗑瓜子，有人扯着嗓子打手机，那种嘈杂的人声混在一起，吵得脑壳疼。
可对面这个男人，一声都没吭。
他就那么直挺挺地坐着，脊背没靠椅背，眼皮子不抬，只是偶尔扫一眼周围，那目光扫过来扫过去的，像一只藏在草丛里的动物，随时准备跑。
我偷眼瞄了他几次，他每次都像是长了后眼睛一样，立刻把铁盒往怀里搂得更紧，身体微微往旁边一侧，把铁盒完全遮住，那个动作行云流水，不是第一次了。
车厢外面，广州的郊区一块块往后退，灰蒙蒙的天，光秃秃的地，路边偶尔闪过一排排民房，家家户户的红灯笼已经挂出来了，红得刺眼，喜庆得让人心里反而莫名地酸。
我把脑袋转向窗外，心里告诉自己，别多管，顾好自己，回家。
可等我又一次把头转回来，看见他眼眶里那点发红的底色，又听见他喉咙里压着的那口气，我还是没忍住，多看了他一眼。
他感觉到了我的目光，猛地抬起头来，四目相对，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不是警惕，是求救。
我心里咯噔一声，赶紧把眼神移开，手心却悄悄出了一层汗。
过了韶关，天黑透了，车厢里的大灯灭了，只剩几盏昏黄的小灯泡吊在顶上，把车厢里的人影拖得又长又暗。
大多数人已经睡着了，鼾声稀稀落落地响起来，王翠花两个孩子也睡了，大的趴在座位扶手上，小的让她斜抱在怀里，连她自己也闭上了眼睛，脑袋一点一点地往下垂。
我靠着车窗，闭上眼想睡，可脑子里总有什么东西在转，说不清是什么，就是无端端地让人心里不踏实，像是坐在一口没有底的井边上，往下看，黑的，什么都看不见，但就是知道那口井是深的。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第一眼就看见对面。
我私下里叫他老林的那个男人，他还没睡。
他整个人像一截木桩子插在座位上，两眼圆睁，死死盯着怀里的铁盒，嘴唇抿得死紧，下巴上的短须随着呼吸微微颤抖，额头上有一层细细的汗珠，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光。
他的手指在铁盒盖上一下一下地掐着，掐一下，松一下，再掐一下，像是在用这个动作告诉自己，盒子还在，东西还在，没事。
我以为他会一直就这么守着，可就在我快又要闭眼的时候，他的动作让我心跳漏了一拍——
他右手的大拇指悄悄插进盒盖的缝隙里，慢慢地、极轻地往上一掀，那条铁缝张开了一点点，不到一厘米，黑暗里什么都看不清楚，但他俯下身去，把眼睛贴近那条缝，看了大概三四秒，然后猛地用手掌压下去，咣当一声，盒盖合上了。
那声音在安静的夜间车厢里突兀极了，他自己也吓了一跳，立刻抬起头往左右看了一眼，见周围的人没醒，才重新把铁盒抱回胸口，急促地呼出一口气。
我把头低下来，假装刚被惊醒、又重新睡着的样子，心里却乱成了一锅粥。
就在这时候，我感觉到了一道目光。
那道目光不是来自对面，是从背后来的，从车厢后段那个方向压过来的，沉的，冷的，像一块湿布贴在脖子上，让人浑身汗毛倒竖。
我强压着那股寒意，慢慢地侧过头去，从眼角往后瞥了一眼。
车厢尾部，靠近两节车厢之间的铁门处，坐着一个戴深色鸭舌帽的男人。
他帽檐压得极低，大半张脸埋在阴影里，只露出一截下巴和两只眼睛，那两只眼睛正盯着老林的方向，定定的，一动不动，像两颗嵌在黑暗里的石子。
那眼神里头有一种让我头皮发麻的东西，不是好奇，不是无聊，是一种猎手盯着猎物时才会有的、带着耐心的、冷静的、居高临下的盯视。
我心里头那根弦，绷得越来越紧了，可我又能怎样呢，我只不过是一个做了八年流水线的普通女工，回家过年是我唯一的念想，别人的事跟我没关系。
可老林仿佛感觉到了我在看他，突然抬起头，跟我的眼神正面撞上，他的嘴唇动了动，无声地吐出两个字，我看清楚了：救我。
我的心猛地一沉，像是被人攥住往下拽，那一瞬间，我的理智和恻隐心在胸腔里撕扯起来，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凌晨一点多，车厢里安静到只剩车轮碾铁轨的轰鸣声。
老林突然站起来了，动作轻得出奇，没惊醒任何人，他弓着腰把铁盒夹在腋下，侧过身子绕过熟睡的乘客，在我面前蹲下来。
近到我能闻见他身上的味道，汗酸、机油，还有一股说不出来的，类似潮湿棉花被晒焦了的气息，让人心里一紧。
他的眼睛平视着我，眼白充血，眼袋厚重，像是好几天没睡了，但那眼神却出奇地清醒，清醒到让人觉得他这一路上的每一分钟都在死死地撑着。
他俯在我耳边，气声说话，低得像蚊子哼哼："大姐，求你帮我看一会儿，就五分钟，我去去厕所就来，我不放心把它放在座位上。"
我皱起眉头，想要拒绝，可话还没出口，他又低声加了一句："就五分钟，我去去就来，求你了。"
那种急迫，那种近乎哀求的语气，让我犹豫了。
我在心里飞快地过了一遍，又想起他唇形那两个字，终于点了头，声音压得极低："放我腿上。"
老林把铁盒放进我怀里的瞬间，我只觉得那东西沉得不像话，比看起来重多了，那种分量压在我腿上，像是压着某种我还看不见的东西，沉甸甸的，凉的，让人心里发闷。
他站起来，往车厢连接处走去，步子不慌不忙，两肩微微收着，走了大概十几步，快到铁门跟前的时候，他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就那一眼，持续了不到两秒钟。
但那两秒钟里，我看见他眼眶有点红，嘴角往下抿了一下，随即转过身去，推开铁门，消失在两节车厢之间的黑暗里。
我抱着铁盒，数着心跳等他回来。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钟头，对面那把空椅子越来越像一个无声的答案，告诉我一件我不愿意承认的事。
我偷偷往车厢后头扫了一眼，那个戴帽子的男人，也不见了。
心里那块石头，"咕咚"一声沉到了最底下。
我就这么一个人，抱着一个陌生男人的铁盒，在轰隆隆的绿皮车厢里，从深夜坐到了天亮，坐到腿麻，坐到腰僵，坐到眼里干涩，坐到窗外的天色一点点从黑变成灰，从灰变成暗橙，最后被阳光的第一根手指捅破，透进来一条细细的白光。
整整一夜，他没回来。
天光大亮，车厢里的人陆续醒来，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吃喝打闹，有人端着搪瓷缸去打热水，有人从行李架上翻出昨晚没吃完的方便面，有人把脚翘到对面座位上剪指甲，嗑嗑的声音一下一下，刺得人耳鼓发痒。
老林的座位空着，那只蛇皮袋还搭在靠背上，东倒西歪地挂着，像一个被抛下的人留下的最后一点证据。
我的腿彻底麻了，铁盒压了我一整夜，大腿根部像是被人拿木棍反复敲了几百下，又酸又胀，我轻轻挪动了一下姿势，把铁盒从腿上移到旁边，扶着椅背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腰。
就在这时候，车厢里传来乘务员的声音："查票了查票了，补票的排好队！"
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乘务员，叫张雨秀，声音亮，戴着红色制服帽，腋下夹着一叠票据，走一路扫一路，走到我这排停下来，眼睛往对面空座位上转了一圈，把目光投向我："这位置的旅客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脑子飞快地转了一圈，面不改色地开口："上一站下的，急着赶路，行李没来得及拿。"
张雨秀皱了皱眉，往那只蛇皮袋上看了一眼，在本子上划了道记号，没再多问，继续往前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走远，慢慢呼出了一口气，可心里的那口气却怎么都顺不下来。
老林不回来，是出了什么事？
铁盒到底装的是什么，让他一夜不敢合眼，让他最后选择把它托付给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女人？
这个问题像一根刺，扎进我脑子里，越想越疼，越想越慌，我把手放在铁盒上，感受着那凉意从掌心一路渗上来，心跳一下比一下乱。
王翠花已经在给孩子喂稀饭了，孩子吃得满嘴糊糊的，她拿袖子替孩子擦嘴，回头往我这边瞧了一眼，说了句："你没吃东西吗？我这儿有馒头。"
我摆摆手，冲她扯了个笑，转过头死死盯着铁盒。
我深吸一口气，手指搭上了铁盒的盖沿，冰凉的铁，粗糙的锈斑，指尖有轻微的刺痛感，我压了压，然后又松开，又压上去，来回了三四次，始终没有掀开。
我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东西，不该我看，老林说不定一会儿就回来了。
可我也知道，他不会回来了。
我也知道，我必须弄清楚铁盒里装的是什么。
手指顶住盒盖，慢慢往上一掀——
就在那一刻，我整个人像是被人从脑袋顶上浇了一桶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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