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延安城内，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正面对一个比战场失利更棘手的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但这支队伍究竟由谁来掌握方向？
问题很现实。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产党既要联合国民党抗日，又不能把自己的军队、组织和政治主张交出去。统一战线是一条必走的路，可“统一”并不等于放弃独立。
当时，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带回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要求。他在党内强调“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主张尽量避免同国民党发生冲突。
这些话听起来很稳妥，却隐藏着危险。
如果共产党只负责配合国民党抗战，不发展自己的力量，不坚持独立领导，红军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就可能逐渐失去主动权。抗日战争越是持久，这种风险越明显。
王明的问题，不只是某几句话说得不合适，而是看待中国革命的出发点发生了偏移。他更多考虑国际关系和苏联的安全压力，却没有充分估计中国社会的复杂结构，也没有真正理解敌后抗战的现实条件。
毛泽东对此有一句评价：“对自己（中国）的事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苏联）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话说得直接，却点中了要害。
有意思的是，王明并非一直站在同一个位置。土地革命时期，他曾推行过脱离实际的“左”倾路线，强调以城市为中心，反对正确对待中间力量。后来国际形势变化，他又迅速转向右倾退让。
表面看，这是立场忽左忽右；往深处看，却是一种把外部指示当作最高依据的教条主义。路线看似变化很快，依赖外部判断这一点却没有变化。
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被安排在武汉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武汉当时是全国抗战的重要政治中心，长江局承担着同国民党及各方力量联系的任务。王明因此拥有很大的活动空间，也更容易把自己的理解直接带入实际工作。
毛泽东曾提醒：“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这不是要破坏合作，而是要说明，共产党参加统一战线，必须保持政治上的独立、组织上的独立和军事上的独立。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作《论持久战》的报告，系统分析了抗日战争的特点和前途。文章后来公开发表，对统一全党认识意义重大。围绕这篇文章的传播，也反映出当时中央与长江局之间在工作原则上的分歧。
分歧不能长期悬置。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战和党内工作的实际情况。任弼时到达后，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国际领导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表现，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给予肯定，并由王稼祥回国传达有关意见。
这一步很关键。
它使党内关于抗战领导权和统一战线政策的争论，不再只是个人之间的冲突，而是回到中国革命实际和中央统一领导的问题上来。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批评了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同时部署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
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思想层面。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不仅是理论表述，更是解决“听谁的、走什么路、怎样打仗”的根本方法。
会议还调整了中央的组织安排，长江局随后撤销。王明仍保留中央委员等职务，但他在党内实际领导中的影响明显下降。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统一，开始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毛泽东后来把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并列为党史上的重要会议。遵义会议解决的是在严重军事危机和领导危机中，如何纠正错误、挽救红军；六届六中全会面对的则是抗战全面展开后，党如何处理统一战线、如何保持独立领导，以及如何把革命理论落到中国土地上。
两次会议的情势不同，所解决的问题也不同。
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说：“中国党在历史上有两个重要会议，一次是1935年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他还明确指出，六届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这句话的分量，正在于六中全会处理的不是一时一地的争论，而是共产党能否在复杂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格局中站稳脚跟。若把统一战线理解成无条件服从，党就可能丧失自己的组织基础和抗战领导权。
王明后来逐渐淡出中央领导核心。1945年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他在毛泽东劝说下当选，但得票在当选者中排名靠后。1956年1月30日，王明赴苏联治病，此后长期居住苏联，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病逝，终年69岁，葬于莫斯科新圣母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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