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2月，贵州毕节行营，35岁的庾恩旸倒在了自己的驻地。开枪的人不是敌军，也不是战场上的对手，而是他的勤务兵李炳臣。这个结局，使一桩发生在民国初年的旧案，至今仍带着难以厘清的阴影。
庾恩旸年幼时父母早亡，能够读书，全靠长兄承担家计。1902年，他考入中学，次年又被选送进入昆明高等学堂。对一个失去双亲的少年而言，这条求学之路来之不易，也改变了他原本可能沉寂一生的命运。
后来，庾恩旸赴日本留学，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在那里，他接触到留日云南学生群体，也逐渐接受了反清革命思想。那时的留学生并不只是埋头读书，他们讨论国家前途，阅读政论文章，有人还以文字揭露清政府的腐败。
1909年回国后，庾恩旸没有立即投身地方权力角逐，而是参与筹办云南陆军讲武学堂和随营学堂，并担任教官。他重视操典，也重视实战训练，常常和学员一起操练。一次实弹射击演习中，他所带队伍取得第一名，军事才能由此受到军中重视。
有意思的是，庾恩旸真正被历史记住，并非因为一场普通演习，而是因为他在云南起义前表现出的果断。
1911年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云南革命党人手中已有新军力量，却担心行动过早，会给外国势力干涉的借口。有人主张暂缓，等局势更明朗后再动手。庾恩旸却认为，云南若能抢先举事，反而可以推动西南各省起兵。
他在会议上说：“若吾滇义师速举，反可促西南诸省独立。”这句话并非单纯的激昂表态，而是对西南局势的判断。云南新军训练较好，掌握昆明便能影响全省，若迟疑不决，军心和民气都可能被消磨。
最终，蔡锷被推举为起义军总司令，行动定在1911年10月30日午夜。没想到，当晚准备枪械时，起义迹象提前暴露。蔡锷随即决定提前发动，约晚上9时，昆明城内枪声响起。因这天是农历九月初九，这场行动后来被称为“重九起义”。
庾恩旸率部与唐继尧等人会合，在炮火掩护下向云南督署推进。到次日黎明，督署被攻占，清朝在云南的统治迅速瓦解。起义成功后，蔡锷出任云南都督，庾恩旸担任参谋部部长，成为云南新军中的重要人物。
然而，军功并不总能换来相应的权力。蔡锷后来离开云南，唐继尧逐渐掌握军政大权。两人早年同在日本求学，又共同参与云南起义，表面上是旧交，实际却存在地位变化和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庾恩旸的处境，也在这种变化中变得微妙。
关于他的婚姻和死亡，民间流传最广的说法，牵涉到妻子钱秀芬。钱秀芬容貌出众，因两家往来而经常出入唐宅。后来的叙述称，唐继尧对她产生爱慕，二人关系逐渐超出普通交往。不过，这部分材料多来自传闻和事后说法，细节并没有形成完整、可靠的证据链。
1917年张勋复辟后，云南出兵讨伐，庾恩旸奉命率部出征。1918年2月，他驻扎在贵州毕节行营，却被勤务兵李炳臣刺杀。李炳臣曾是唐继尧的侍卫，案发后很快被捕。令人疑惑的是，案件尚未完成公开审理，李炳臣便被处决，相关家属据称还得到了一笔钱款。
这些异常举动，使外界很早便怀疑庾恩旸之死并非普通私人行凶。更让传闻坐实一般的是，唐继尧在庾恩旸死后第二年迎娶钱秀芬。于是，“因夺妻而除掉旧友”的说法广泛流传，并被后来的通俗史料不断强化。
但从严格的历史判断看，唐继尧是否直接下令，以及钱秀芬在案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仍缺少足以完全定案的原始证据。可以确认的是，庾恩旸死于部下之手，凶手处置仓促，背后又牵涉云南军政高层，这起案件因此始终没有摆脱疑云。
庾恩旸死后，被追赠陆军上将。弟弟庾恩锡为纪念兄长，创办烟草企业，并以“重九”命名香烟。后来，这一品牌成为昆明卷烟工业的重要记忆，昆明卷烟厂的早期发展也与庾恩锡有关。
家族的另一条道路，则通向了艺术领域。庾恩锡之子庾家麟后来前往台湾，庾家麟之子庾澄庆出生于1961年，成年后以歌手、音乐人身份走红华语乐坛。一个家族的命运，从云南新军、民国旧案，转到了流行音乐舞台，庾恩旸这个名字也因此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再次被大众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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