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苏振华去世后，遗产分配摆在了家人面前。处理这件事的秘书乔涯，把决定权交给了陆迪伦。面对存款、抚恤金以及一大家子的实际困难，这位继母没有把钱留给自己，而是拿出十本存折，交给孩子们共同商量。
苏振华和陆迪伦共有九个孩子，其中六个是苏振华与前妻所生，另外三个是他们婚后的孩子。除此之外，苏振华还有一名义子。陆迪伦将存款分成十份，九个孩子各一份，义子也得到一份。
她把存折摆在桌上，说：“你们愿意现在拿走，就现在拿走；暂时不拿，也可以放在我这里。”
这番安排并不复杂，难的是其中的分寸。她没有因为自己是妻子，就把财产全部抓在手里；也没有因为六个孩子是继子女，就把他们排除在外。至于抚恤金，她说明还要偿还欠款，因此暂时由自己管理。
孩子们没有争执。
六个继子女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只听陆阿姨的安排。”
这句话分量不轻。陆迪伦嫁给苏振华时，年仅24岁，苏振华已经48岁，两人相差整整24岁。更现实的是，陆迪伦面对的不是一段单纯的婚姻，而是六个年龄各异的孩子，以及一个经历过战争和家庭变故的军人家庭。
故事要从她成为“陆阿姨”之前说起。
1952年秋，贵州省委办公厅党刊编辑室里，18岁的乔涯接到通知，要到苏振华身边担任秘书。年轻、资历浅，乔涯心里没底，认为自己未必能做好这份工作。
苏振华却没有把秘书看成普通事务人员。他既看重工作能力，也留意身边人的生活。乔涯的弟弟腿脚不便，苏振华知道后，主动表示：“你送弟弟看病，可以用我的车。”
乔涯担心被人说成搞特殊，后来没有使用这辆车，反而把弟弟送到公共汽车站。苏振华得知后很不高兴，批评他不能为了避嫌，拿弟弟的病情冒险。
这件小事，后来一直被乔涯记着。苏振华的关心不是口头上的客气，而是会落到具体事情上。也正因为如此，乔涯后来才会把家中重要事务交给陆迪伦处理。
1959年，乔涯原本准备结婚，却因女方父亲曾参加国民党励志社，面临工作与婚姻二选一。他最终放弃婚事，保留了工作。人在这种处境里，表面上是作出选择，心里却未必没有失落。
住院的苏振华听说后，托人替他介绍对象。那名护士出身工人家庭，是共产党员，工作认真，性格温和。苏振华没有替乔涯决定，只是帮他搭了个桥。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婚姻，他也愿意尽一份力。
苏振华自己的婚姻却走过另一条艰难的路。1954年，他调任海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时，被授予上将军衔。事业正处在重要阶段，家庭却发生变化，妻子孟玮坚持离婚。
两人有六个孩子。苏振华曾劝她：“为了孩子，也不要轻易离婚。”但这段关系最终还是走到了尽头。后来，女儿苏燕燕回忆，母亲当时曾出现幻觉，精神状况越来越严重。1959年，苏振华同意离婚。
离婚后，他并没有把孟玮完全丢在生活之外。她毕竟是孩子的母亲，生活困难时，苏振华还把家中的蔬菜送给她。那几年物资紧张，这样的照顾并不轻松，却说明他没有把夫妻关系的破裂，变成对孩子母亲的彻底冷漠。
苏振华独自照料六个孩子，身边的同志都劝他再找伴侣。连毛泽东也曾劝过他：“既然已经离了，就再找个别的吧。”
苏振华只是笑笑，没有马上答应。
转机出现在海军政治部文工团的一次活动中。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年轻演员陆迪伦参加演出。活动结束后，肖劲光将她介绍给苏振华认识。苏振华没有隐瞒自己的年龄、婚史和六个孩子，陆迪伦也清楚这段感情意味着什么。
她真正顾虑的，不只是24岁的年龄差距，更是如何面对六个孩子。做妻子或许可以凭感情，做继母却要靠长年累月的耐心。苏振华迟疑时，肖劲光劝他说：“只要心诚，别人的议论不用管。”
陆迪伦后来接受了这段婚姻。1960年春，两人举行婚礼。婚后，她没有把自己定位成家里的客人，而是承担起照料孩子、料理家庭的责任。六个孩子年龄不同，性格不同，最大的甚至与她年龄相近，相处绝非一朝一夕。
她没有靠一句“我是你们的后妈”树立权威，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点点建立信任。孩子生病、学习、工作和婚姻，她都参与其中。苏振华忙于军队和海军建设时，家庭里的许多具体事务，落到了陆迪伦肩上。
因此，苏振华去世后，财产如何处理，孩子们没有各说各话，而是把决定交给了陆迪伦。那十本存折摆在桌面上时，六个继子女喊出的那句“我们只听陆阿姨的安排”，既是对她的信任，也记录了这个家庭多年相处后形成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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