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7年，魏明帝太和元年，河南新城城下，59岁的徐晃率军攻打孟达。城上箭矢密集，一支冷箭射中他的额头，这位魏国名将随即重伤，不久病逝。三国名将死于战场并不罕见，可徐晃的结局之所以常被后人反复谈起，是因为《三国演义》早已替他安排了一条意味复杂的伏线。
那两个字，便是“算计”。
不过，若只凭小说中的几场戏，就把徐晃定性为“五子良将中最虚伪之人”，未免过于武断。正史中的徐晃，反而以谨慎、稳重、治军严整著称。这个人物真正耐人寻味的地方，不在于他是否奸诈，而在于小说如何借他的几次选择，写出一个武将从守原则到重功名的变化。
徐晃早年并非曹操旧部。他原是杨奉麾下将领，后来归附曹操。曹操用人，并不只看出身，更看临阵表现。徐晃在官渡、关中、汉中等战事中多次立功，尤其在樊城解围时击退关羽，声势达到顶点。
曹操对他的评价很高，称其有“周亚夫之风”。周亚夫是西汉名将，最重要的特点不是逞强，而是军令严明、临事持重。能得到这样的评价，说明徐晃在曹操眼中并非只是一名猛将，更是能够独当一面的统帅。
偏偏《三国演义》没有把他写成一个始终如一的军人，而是安排了一场颇具戏剧性的“射柳夺袍”。
建安十五年，曹操在铜雀台设宴，命众将比试箭术。张郃、夏侯渊等人按照规矩射靶，徐晃却纵马射断柳枝，顺势取下锦袍。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别人争的是箭法，他争的是结果；别人遵循规则，他选择绕开规则。
曹操见状抚掌称妙，众将也只能跟着喝彩。徐晃这一箭，确实显示出反应和胆识，却也暴露出他性格中的另一面——不愿只做一个按部就班的将领，总想用更出人意料的办法抢得头彩。
“公明，你倒会取巧。”
“胜负只论结果，何必拘泥一法？”
小说借这几句并不长的对话，悄悄改变了徐晃的形象。他不再只是沉着的将军，也开始带有精明、好胜和争强的色彩。所谓“虚伪”，在这里还谈不上，只能说是功名心露出了锋芒。
真正让这一形象发生变化的，是汉水之战。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发动襄樊战事，曹操派徐晃率军增援。小说写王平曾劝阻徐晃，不赞成背水列阵，徐晃却没有采纳，战败之后还把责任推给王平，导致王平愤而投奔刘备。
这段情节在文学上很有冲击力，却不能完全当作史实。正史记载，王平确曾在汉中之战后归降刘备，但他与徐晃之间的具体争执，远没有小说写得这样完整。罗贯中把不同材料重新组织，实际上是为了突出一个主题：徐晃一旦面临败局，是否会把军令失误推给别人。
若从小说逻辑看，这一笔确实让徐晃显得不够光明磊落。将领可以判断失误，却不能把所有后果都压到部下身上。王平后来成为蜀汉重要将领，诸葛亮北伐时多次倚重他。小说让他因徐晃而离开曹营，也就进一步衬托了徐晃的“算计”。
但樊城一战，又出现了另一种复杂性。
关羽曾与徐晃有旧交。两人在战场相逢，徐晃却下令进攻，并说这是国家大事，不能因私情而废公义。随后曹军击破关羽军队，关羽退走，最终败走麦城。
“公明，何故相逼？”
“今日各为其主，军令不可违。”
这段对话几乎成了徐晃形象的核心。有人认为他忘恩负义，也有人认为这正是将领应守的原则。关羽对徐晃有旧情，徐晃却不能因此放弃曹操交给他的任务。若把执行军令直接说成虚伪，显然并不严谨；可小说偏偏让他在前后两种关系之间显得格外冷硬，于是“算计”二字便有了新的含义。
他算的不是一场箭术，也不只是一次胜负，而是怎样在曹操麾下保住位置，怎样让功劳落到自己身上，怎样在旧交与君命之间选择最有利的一边。这样的武将并不罕见，却最容易被文学作品写成“表面忠义、内里精明”。
历史上的樊城战事同样不能简单归结为徐晃一人之功。曹军调集各路援军，徐晃只是其中关键统帅之一。关羽败退，还受到荆州失守、后方动摇以及孙权袭取江陵等多重因素影响。把关羽的失败全部写成徐晃“算计”的结果，是小说为了集中矛盾而作出的取舍。
至于徐晃晚年的结局，正史与小说都记载他在新城攻城时被箭射中额头，随后去世。时间是227年，地点在新城。孟达反叛后，司马懿奉命讨伐，徐晃参与攻城，遭到城上射击。司马懿后来攻破新城，孟达被杀，但徐晃也没有等到这场胜利真正结束。
小说安排他临战争先，仿佛还想在晚年压过张郃，再立一功；历史记载则没有那么多心理铺陈。59岁命丧箭下，是事实；是不是因为争功冒进，则缺乏足够证据。把这支箭说成“天道报应”，属于文学判断，不是史料结论。
徐晃的争议，恰恰在这里。正史中的他，是曹魏少见的稳健将领；小说中的他，则被放进了几场关于规则、功名和旧情的冲突里。射柳夺袍，是机巧；汉水失误，是责任；樊城追击，是公私之辨；新城中箭，则成了命运突然收紧的绳结。
“虚伪”未必是徐晃真实的底色，更像是小说赋予他的阴影。至于那两个字，与其说是“算计”，不如说是“功名”。功名能让武将奋勇建功，也能让人过分在意输赢。新城城头射下的那支箭，穿透的是额头，留下的却是一个复杂人物无法轻易说清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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