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伊莲娜走的那天，我把二百三十块钱分成三份。一份用旧报纸裹了两层，压在她行李箱底层的棉被下头；一份缝进她棉衣的里衬，用我娘穿针的那根最细的针，一针一线密密封好；剩下那份零散的，就直接塞进她手心，让她路上打点用。
那是我掏空了整个家底才凑出来的数目。两年多攒下的工分折算的钱，卖了家里那套备用木工旧料换来的钱，再加上找二叔借来的三十块，才勉强凑够了这个整数。
她站在堂屋里，低着头看我笨拙地缝那道里衬，眼睛红了一圈，眨了两下，用那口带着卷舌音的中文问我："建国，这么多钱，你家里怎么过？"
我头也没抬，说："家里有地，我有手艺，饿不着。你那边才是人生地不熟，没钱不行。"
她没再说话，走过来把脑袋靠在我肩膀上，两只手攥住我后背的棉袄，就那么站着，院子里的风把门帘吹起来又放下，来来回回，她都没动。
那时候我们结婚才八个月。
她走之前说，最多三个月，处理完家里的事就回来。我送她上了往县里去的拖拉机，看着车斗在土路上颠出一股黄尘，消失在山坳后头，心里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三个月过去，没有信。五个月、六个月，还是没有。
村里人起初劝我安心等，说两国之间的信走得慢，后来便换了腔调，有人叹气，有人阴阳，说那二百三十块钱，怕是喂了狗。我娘每天早起烧火，不说话，只是烧火，灶膛里的火光把她的脸照得忽明忽暗，我不敢多看。
我不是没怀疑过。夜里盯着房梁，我有时想，她是不是在那边重新过日子，把这里的一切都撂下了？可每次想到她临走时攥我棉袄的那股劲，又觉得那不像个要跑的人。只是想不通，八个月了，一封信都没有。
直到那天下午，村支书田大顺满头大汗地推开了我家的院门。
01
要说这件事的开头，得从一九七五年的秋天说起。
那年我二十四岁，在清河沟大队做木工活，手艺是跟我爹学的，榫卯结构、门窗框架，活儿做得扎实，十里八村都有人来找我。
我这人没什么别的长处，就是肯下力气，凿子一拿起来就舍不得放，手背上全是老茧，厚得像树皮。我叫陈建国，家里就我娘和我两口人，早些年我爹走了，剩下这一大一小相依为命，日子过得不宽裕，但也没饿着过。
我娘这人操心命，我到了二十出头，她就开始张罗给我说亲，托东家找西家，说了几个，要么对方嫌我家底薄，要么我自己瞧不上，拖拖拉拉就这么耽误下来了。
村里的田大顺是大队支书，跟我娘熟，有一回在井边碰上，田支书叹了口气跟我娘说："他娘，建国这孩子手艺好，就是太闷，跟姑娘说不上话，这才是正经耽误事的根。"
我娘白了他一眼，说："你管好你们家那摊子，我们家的事用不着你操心。"
田支书哈哈笑了两声，也不恼，这人就是这个性子，嘴快，但不记仇。
一九六九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边境的局势一直不安稳，两国边境地带断断续续有摩擦，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局势才慢慢松动了一些。
伊莲娜是苏联远东边境部队的一名女文书兵，二十岁出头，在营地负责档案整理和翻译工作。她学过中文，是在部队语言培训班里学的，说得磕磕巴巴，但能听能写，比大多数人强得多。
一九七五年夏末，伊莲娜所在的小分队在边境附近执行例行任务时遭遇意外，她跟队伍走散，受了轻伤，迷了方向，稀里糊涂往南走，越过了界线，被我们这边的民兵发现，带到了县里。
这事当时处理得很敏感，上头来人谈了好几个月，最后以"迷路误入"定性，两边交涉之后本来要遣返，却因为她腿上的伤感了炎症走不了，就在县医院住下来，一住住了将近半年。
她在县医院养伤那段日子，认识了我的远房表姑。
表姑在医院做护工，每天给她送饭，两人慢慢熟络起来。
表姑是个热心肠，见这个金发碧眼的姑娘孤零零的，语言又不通，就时常照看着，后来伤好了，遣返手续又拖着，上头说要等文件齐全，这一等又拖了几个月，表姑索性把她接到家里住，省得她一个人在招待所耗着。
就是在表姑家，我第一次见到了伊莲娜。
那天我去给表姑家修一扇坏了合页的窗户，进门的时候，她正坐在院子里的小凳上，拿着一本汉语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查，嘴里念念有词，金色的头发在秋日的阳光下晃得很亮，整个人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里跑出来的。我当时愣了一下，手里的工具差点掉在地上。
表姑在厨房里喊了一声："建国，进来，别杵在门口。"
我咳了一声，走进去，没再多看那边一眼，专心去修窗户。
可那把锤子那天格外不听使唤，敲了好几下都没敲准，表姑在旁边偷偷笑，也没戳破我。
02
后来我又去了表姑家两次，一次是送她托我做的小板凳，一次是帮她修院门的门轴。这两次，我都见到了伊莲娜。
第二次见面，她主动跟我说话了。
她指着我手里的凿子，用那口磕巴的中文问："这个，叫什么？"我说："凿子。"她跟着念了一遍，"凿——子"，卷舌音太重，念出来像是"糙子"，表姑在旁边笑出了声。
我说："不对，是凿子，这个音。"说着把嘴型夸张地做给她看。
她盯着我的嘴看了好一会儿，又念了一遍，还是那个味道，但她不恼，反而自己先笑了，笑起来两边脸颊有两个浅浅的涡，跟她那副高挑带着几分英气的样子对不上，让人心里莫名一软。
表姑后来私下跟我说，伊莲娜挺喜欢跟我说话，说我教她说话有耐心，不嫌她说得慢。
我当时没接茬，只说随便，但回去的路上走得比平时慢了许多。这之后我找了些借口，隔三差五往表姑家跑，有活干活，没活就坐在院子里陪她翻字典，教她认汉字。
她学中文很用功，把我当字典，什么词不会就来问我，我有时候说不清楚，她就追着问，不弄明白不罢休。有一回她问我"将就"是什么意思，我解释了半天，说就是凑合着过、能过得去就行，她想了很久，然后说："这个词，不太好。"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将就是告诉自己，差不多就行了。可是我学中文，我做事，都不想将就。"
我没接话，但这句话我记了很久。
两个人就这么相处着，时间长了，说的话也多了。
她跟我讲过她在部队的事，讲过她家里的事，说她有个弟弟，比她小四岁，还在上学；说她母亲身体不太好，一个人在家，她来这边之后就再没有消息，提起来的时候声音放低了，眼神往别处飘。我听着，没有多问，只是把她说的话记在心里。
到了一九七六年的春天，上头来了消息，说遣返的事情又有了新说法，具体怎么回事没人说得清楚，只说暂时不急着办，伊莲娜的身份证明文件还在走流程，短则半年，长则一两年，也说不准。表姑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之后，她没说话，坐在那里发了很久的呆。
表姑私下来找我，说："建国，你看这孩子一个人在这边，举目无亲的，总不是个办法。你们两个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你心里没点想法？"
我说："表姑，你什么意思？"
表姑白了我一眼："我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你这榆木脑袋，我再说明白一点，你俩要是有意思，把这事定下来，她嫁过来，手续这边办，总比在我这里干耗强吧？"
我没吭声，坐了半天，才说："这事……她自己知道吗？"
表姑说："我探过口风，她没有明着拒绝。"
我起身，把茶碗放下，说："我去问她。"
03
伊莲娜当时在院子里晒被子，见我走过来，有些诧异。我站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没什么铺垫，直接说："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她把被单的一角攥在手里，定定地看了我好一会儿，用那口磕巴的中文说："你……为什么要娶我？"
我说："你一个人在这边不方便，我家里就我娘和我，有地方住，我有手艺，能养活你。"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问："就这些原因？"
我想了想，说："你教我念过一句俄文，我忘了是什么意思，但记住了那个音。"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两个浅浅的涡又出来了，说："那句话，我说的是——你手上的茧，很厚。"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说："是很厚。"
她把被单放下，转过身，认认真真地看着我，说："好。"
婚事办得不容易。手续上头那边去跑，县里有人专门来谈过，说这属于特殊情况，登记的事要走特殊程序，前后折腾了将近两个月，才把结婚证领下来。
村里人凑在大队门口议论，有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洋媳妇，有说这事不牢靠，早晚要出变故，嘴上说什么的都有，我娘一概装没听见，该干什么干什么。
婚礼摆了六桌，借了邻居家的长条凳，从县城买回来两包糖、几包花生，再加上自家腌的咸菜、蒸的馒头，就这么对付过去了。伊莲娜穿着表姑替她改过的一件红色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坐在那里端端正正，不怎么说话，但眼睛是亮的。
村里有几个嘴欠的，当着她的面用土话说些混话，觉得她听不懂。
她确实没全听懂，但她看见旁边人的表情，放下筷子，用她那口卷舌的中文平静地说了一句："我听到了，不好笑。"那几个人顿时闭了嘴，我娘端着菜从厨房出来，没吭声，但给她们碗里夹菜的时候，手劲明显大了几分。
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顺当。伊莲娜这个人，不娇气，不挑剔，生活上能将就，但做事认真，有股子执拗劲。
她跟我娘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刚开始两个人语言不通，凑在一起像两块说不上话的石头，但时间长了，倒摸出一套相处的法子来——我娘比划，她猜，猜错了就笑，猜对了我娘就点头，倒也不至于冷场。
她开始跟着我娘学蒸馒头，第一次发面没把握好量，馒头蒸出来一个个硬得像石头疙瘩，她自己尝了一口，脸皱成一团，端起来就要往外倒，被我娘拦住了，掰开来泡在水里，还是吃了个精光，说扔掉可惜。
伊莲娜愣了一下，然后把剩下的几个硬馒头一个个捡回盆里，跟我娘并排坐在灶台边上，一起泡着吃，谁也没多说话。
04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往前走，但村子里的眼神一直没消停过。
清河沟这地方不大，统共就那么百来户人家，谁家锅碗瓢盆碰出什么响动，不到半天全村都知道了。我娶了个苏联女人这件事，打从一开始就是村子里最大的谈资。
有人说伊莲娜是间谍，说苏联人不安好心，把人安插进来是有目的的；有人说她早晚要跑，等手续一办完，一分钱不带就走人。这些话大部分是背着我说的，但有一次，我刚好赶上了。
那是一个傍晚，我从地里收工回来，在村口碰上了二队的刘老四，这人嘴上没把门的，见了我就凑过来，皮笑肉不笑地说："建国啊，那个洋婆子，真的跟你好好过日子？我瞧她天天板着脸，不像个过日子的人。"
我停下脚步，看了他一眼，说："她今天早上蒸了一锅馒头，比我娘蒸的还软和，你要不要去尝一个？"
刘老四嘿嘿笑了两声，话头一转："我就是说说，你别介意。不过你这媳妇，啥时候能走，上头有没有说？"
我说："没说，等通知。"说完就走，没再搭理他。
回到家，伊莲娜正在院子里压水，见我进来，问："今天累不累？"我说："不累。"
她把水桶提起来往厨房走，随口说："今天有人在院墙外头说话，我听见了一点。"我脚步顿了一下，问："听见什么了？"她把水桶放下，转过身，神情平静，说："说我是间谍。"
我想说点什么，她摆了摆手，说："建国，我知道你们这里的人为什么这么想，我不生气。但是我想问你一句话。"
我说："你说。"
她直接看着我，用那双蓝灰色的眼睛定定地盯着我，说："你信不信我？"
我没怎么想，说："信。"
她点了点头，重新去提水桶，没再提这件事。
那天晚上我娘悄悄来跟我说，那几个在院墙外嚼舌根的，被伊莲娜听见之后，她一声没吭，就在院子里继续压水，连脸色都没变。我娘说："这孩子，是有底气的。"
没过几天，村里又传出了新的说法，这回传的不是间谍，是另一件事，说得有鼻子有眼，越传越离谱。起因是隔壁金婶。
金婶这个人，耳朵尖，嘴快，爱串门，有天早上过来找我娘借面粉，刚好撞见伊莲娜从屋里出来，脸色红扑扑的，头发有点乱，金婶眼睛亮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借了面粉就走了。
没过两天，村里就传开了，说陈建国家那个洋媳妇，精力旺盛得很，说一天能折腾好几回，说她还嫌不够，说建国那小子怕是要被掏空了。
这些话越传越玄，越传越细，传到最后连我自己听见都愣了一下。
我娘气得够呛，在家里摔了一个碗，说："一群没事干的，管人家屋里头的事情！"
伊莲娜倒是听说了这件事，问我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我磕磕绊绊地解释了半天，她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说了一句让我当场不知道怎么接话的话。
她说："中国农村的人，想象力很丰富。"
我忍了半天没憋住，笑出了声。
她也跟着笑了，随即收住，认真地对我说："建国，你不用理他们。"
我说："我知道，我不在乎。"她点点头，顿了顿，又说了一句："我在乎。不是为了那些话——是为了你。那些话说到你头上，我不高兴。"
05
日子真正起波澜，是从一九七六年的下半年开始的。
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中苏之间的局势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边境那边偶尔能听到一些风声，虽然具体的事情普通人摸不着头脑，但敏感的人都能感觉出来，气氛和以前不一样了。
伊莲娜也察觉到了。
她开始频繁地跟我提起家里的事。
她母亲一个人在家，身体本来就不好，弟弟还在读书，她来了这边这么久，除了最初通过官方渠道传过去的一封例行信件，后来再没有办法联系家人。说起来的时候，声音放低，眼神往别处飘，跟那个在院子里压水、被人说是间谍也面不改色的人，判若两个。
有一天晚上她翻来覆去睡不着，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建国，我想回去看看我妈妈。"
这话我没有立刻接，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有多复杂。那个年代，中苏关系虽然在慢慢松动，但两国之间的往来依然敏感，她一个前苏联军人想要回国探亲，手续涉及两边政府，稍有不慎就是大麻烦。我沉默了一会儿，问她："你想怎么办？"
她说："我去问过县里，他们说可以申请，但要等审批，不知道要多久。建国，我上个月已经递了材料，我没跟你说，是不想让你担心。"
我翻身坐起来，在黑暗里看着她，说："以后这种事要告诉我，你一个人扛着干什么？"
她也坐起来，靠在我身边，小声说："如果审批下来了，你……你让我去吗？"
我说："废话，那是你妈，你为什么不去？"
她靠在我肩上，不说话，过了很久才说了一句："谢谢你。"
我娘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的，知道了之后没发火，但那天晚上饭桌上她一直没说话，吃完碗一推，起身去灶台边上收拾东西，背对着我们，动作比平时慢了许多。
审批的事拖了将近四个月，期间跑了县里不知多少趟，材料来来回回改了好几遍，还专门有人来家里谈过一次话，问了很多问题。
伊莲娜回答得很平静，每一个问题都答得清楚，没有慌乱，没有回避。
那个来谈话的人走了之后，我娘私下跟我说了四个字："这孩子，稳。"
06
审批最终在一九七六年末通过了，县里通知下来，说可以走，最长不超过三个月，期间要定期向当地报告，回来之后要向县里说明情况。
消息来的那天，伊莲娜拿着通知书在堂屋里站了很久。
我娘过来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进了里屋，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小布包，放在桌上，说："这是我这边能拿出来的，不多，你带着。"
伊莲娜打开看了一眼，眼眶红了，叫了一声："大娘……"
我娘摆手，说："少说废话，路上当心。"说完就去了厨房，一声比一声大地拉着风箱。
为了凑够这趟路上的钱，我把家里备用的那套旧木工料和几件能腾出去的工具卖了出去，那些东西也是跟我爹学手艺时用惯了的，卖之前我把每一件都擦了一遍，擦完装进布袋里，交给收旧料的人，拿了钱就走，没有讨价还价。加上两年多攒下的工分折算的钱，再加上找二叔借来的三十块，凑够了二百三十块整。
钱凑好的那天晚上，我娘把伊莲娜叫过来，三个人坐在堂屋里，灯光昏黄，外头的虫子在叫。
我娘先开口，说："我跟你说几句话，你听仔细了。"
伊莲娜坐直了身子，点头说："大娘，你说。"
我娘说："你去了那边，不管碰上什么，自己想法子，别跟人起冲突，低调一点。身上带着钱，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乱用，省着点花。"伊莲娜说："我知道了，大娘。"
我娘顿了顿，又说："还有一条，你记清楚了——你是从这里出去的，你在外头怎么样，跟这个家都有关系。你做事，给自己留脸面，也给这个家留脸面。"
这话说得有点重，我刚想开口，伊莲娜已经站起来，走到我娘跟前，俯身抓住她的手，说："大娘，我会回来的。"我娘看了她一眼，没说话，但手没有抽回去。
第二天一早，我把二百三十块钱分成三份藏好，缝进棉衣里衬的那一份，我娘帮着压了线，针脚细密得很，比我自己缝的强多了。
伊莲娜把行李收拾好，就一个大布包，不沉，她说那边有东西，不用带太多。
临出门前她在屋里转了一圈，摸了摸墙角那把她学做馒头时用过的面盆，又摸了摸窗台上我娘养的那盆不知名的绿植，最后在门口站了一下，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说："走吧，拖拉机等着呢。"她点头，跟我出了院子。
我娘送到院门口就没再往前，站在门边上，手扶着门框，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一点，她也没去理。
去县里的拖拉机在村口等着，车斗里已经坐了几个去赶集的人。
伊莲娜把包放上去，转身跟我说，用了中文，说得比平时慢，每个字都咬得清楚："建国，我三个月，就回来。"我说："行，我等你。"
她上了车，车斗一颠，人就坐稳了，回头看了我一眼，没有再说话，只是看。
拖拉机突突突地开动，在土路上颠出一阵灰尘，越走越远，消失在山坳后头。
07
三个月，是她说好的期限。
头一个月，我没有太担心，跟自己说信走得慢，路上耽误了，等等就有了。白天该干什么干什么，给人做木工活，修门修窗，手里的活儿没断过。
二队有户人家要重新搭院门，我去量了尺寸，料子备好，前前后后干了将近十天，活儿做得扎实，那家的老头拉着我的手说了半天好话，还非要塞给我两把葱。
我提着那两把葱骑车回来，在村口碰上了田支书，他正蹲在墙根晒太阳，看见我，朝那两把葱努努嘴，说："这是工钱？"
我说："外搭的。"
田支书笑了笑，没再多说什么，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走了。他这段日子见了我，说话都比以前少，也不像以前那样开玩笑，我知道他心里有数，只是不往外说。
到了第二个月，我去县里邮政打听了一次，问有没有我的信，邮政的人认识我，摇了摇头，说没有，但放低声音跟我说："老陈，你这情况等的时间可能要长，有耐心，别急。"
我问："多长？"他摇头，说说不准。我点头，骑车回去，三十里土路，风迎面灌进来。
到第二个月末，村里的风向开始变了。
以前那些劝我安心等的，话头开始换了，变成叹气和欲言又止。
金婶有一次来找我娘，我恰好在场，她拉着我娘的手，压低声音说："他娘，你说这事……是不是跟人说一声，让建国早做打算？都快三个月了，一封信都没有，不像话啊……"
我娘把手抽出来，把茶碗推过去，说："喝茶。"
金婶还要再说，我娘抬起眼，平静地看着她，说："我们家的事，用不着外头操心。"金婶碰了个软钉子，讪讪地喝了口茶，没再开口，不多会儿就走了。
我娘低下头继续做手里的活，一声都不吭，动作比刚才慢了一拍，但就是不说话。
08
三个月过去，没有信。然后是四个月，五个月，还是没有。
村里那些劝过我的人彻底换了腔调，当面不说了，背后的话却多了起来。
刘老四有一回在晒场碰见我，皮笑肉不笑地说："建国，那二百三十块，你自己算过没有，够在县城买多少斤粮？"我扛着东西从他旁边走过去，脚都没停，说："够你说半年闲话的。"他嗤了一声，没再接茬。
田支书有天傍晚来我家坐了一会儿，没说什么正经事，就是坐着，喝了两碗水，跟我娘说了几句话，临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句："建国，撑着。"说完就走了，脚步比来的时候快。
我娘关上院门，没有转身，手扶着门栓，就那么站了一会儿。
六个月头上，我收到了一封信，但不是伊莲娜的。
是表姑寄来的，说她在县里听人说起伊莲娜的事情，问我有没有消息，又说让我别着急，说这种情况她也听说过，两国之间的信件有时候会被拦，不是没寄，是没到。
表姑最后写了一句："建国，你是个实诚孩子，我希望这事能有个好结果。"
我把信叠好，放进床头的小木匣子里，跟伊莲娜之前留给我的那两张练字信纸放在一起。那两张纸是她刚来的时候练汉字用的，每个字写得横竖都带着股硬劲，不太好看，但认得出来。
我娘那段日子话少得出奇，但有一件事我注意到了，她把之前那双做到一半的棉鞋面又翻出来，接着做，一针一线，做得很慢，很仔细。
到了七个月头上，我专门去了一趟县里，找当初办理伊莲娜手续的那个科室。
接待我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姓孟，说话慢，但说得清楚。
他翻了翻档案，告诉我伊莲娜出境的手续是走正规渠道的，这边的记录都在，没有问题；至于她那边的情况，说两国之间的信息传递有限，他这边没有办法查。
我问："那我能做什么？"
孟干事想了想，说："你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写信，交到我们这里，我们帮你转递，但能不能到，到了多久能有回音，这个我没办法保证。"
我说："那我写。"他给了我一张表格，我填完了交进去，他收了，说让我回去等通知。
09
八个月到了，伊莲娜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这时候连那些当面说怪话的人都不说了，见了我，打个招呼，多余的话一句不说，那种眼神，是憋着话不说的眼神，比说出来还沉。村里的人心里怎么想，我心里清楚，不用他们开口我也知道，但那种沉默压下来，比刘老四那些话更难受。
田支书那段日子来得勤了，隔两三天就过来坐坐，有时候帮我搭把手干点活，有时候就在院子里坐着，跟我娘说几句话，喝碗水就走。
他来了也不多说什么，但他来，我娘的脸色会松动一点点，不那么紧了。
那天我问他："田叔，你说她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田支书沉默了一下，说："别瞎想，没消息不等于出事了。你走正规渠道写的那封信，孟那边还在走程序，急不来。"
我说："八个月了。"
田支书把烟锅磕了磕，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我知道，我没说让你不急，我说的是，急也没用，把手里的活干好，等着就是。"
我没再说话。
那是一九七七年的冬月，天凉得早，地里早就收完了，村子里猫冬，日子过得慢。
我把她留下的那件灰蓝色军用毛衣从箱底翻出来，抖开晒了半晌，又叠好收回去，压在最上面，不让它皱。我娘看见了，没有说话，只是看了一眼，低下头去继续手里的活。
那天下午，我在修堂屋的门槛。
这块木头开裂年久，我之前补了两回都没补利索，这次索性换了整块新料，从头凿榫眼，量好尺寸，一次弄干净，不再将就。我娘坐在台阶上做手里的针线活，太阳斜进院子，照在她白发上，院子里只有两种声音，凿子和针线，一重一轻，日子就在这两种声音里一天天耗着。
"建国，先来吃点东西。"
"等一下，快凿好了。"
我娘叹了口气，低头继续做手里的活。
就在这时候，院门被人从外头猛地推开，门栓撞墙发出一声响——
田支书站在门洞里，额头上的汗还没来得及擦，腋下夹着个牛皮纸袋，右手另提着一只鼓鼓囊囊的信封。他平时走路不紧不慢，今天脚步带着风，神情是我没见过的那种——像是压着什么，又急着要说出口。
我娘先抬起头："老田，村里出什么事了？"
田支书摆了摆手，目光越过她，直接落在我身上。
"建国，找你的。"
我把凿子搁下，站起来，眼神落在他手里那只信封上。
封皮有些皱，边角磨损，像是辗转过不止一个地方。贴着我没见过的邮票，颜色看不太清，但那种纸张的质地，和她当初带来的几张信纸是一模一样的。
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攥了一下，迈出去两步，脚底却又莫名慢了下来，不敢直接伸手。
"田叔，是她来信了？"
田支书没有立刻把信递给我。他侧过身，先对我娘说了句"大娘您坐稳"，然后转回来，伸手在我肩上重重拍了一巴掌，拍得我肩胛骨跟着一震。
"建国，你小子，这几个月没白熬。双喜临门啊！"
我娘腾地站起来，手里的活掉在地上也顾不得捡，声音都变了：
"老田，你别绕弯子！人好不好？她人好不好？"
田支书赶紧摆手，放缓了声音："信是先到县邮政，再托人辗转带过来的，我一接到，脚都没歇就过来了。里头有些字不好认，孟干事帮着誊了一份，你们能看明白。"
我盯着那只信封，喉咙发紧，干得说不出话。憋了八个月的一句话，到这时候才算撬开嘴：
"田叔，她为什么一直不联系我？整整八个月，一个字都没有。"
声音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料到会那么哑。
田支书脸上的笑慢慢敛住。他看了看我手背上的老茧，又看了看地上那堆新刨的木屑，轻轻叹了口气。
"建国，先别急着怪她。"
我娘两根手指死死攥住我袖口，指节都白了。田支书把信封放进我掌心，用指尖点了点封口的位置。
"她有话跟你说，都在里头，你自己看。"
信封比我想象的要沉。我手抖得厉害，薄薄一道封口撕了两次才撕开，里头的东西滑出来，最上面压着一张对折的信纸。纸页才展开一半，我便认出了那笔字——横竖都带着一股硬劲，像是使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每个中文字按下去，每一撇每一捺都往纸里头钻。
眼眶就在那一瞬间热了。
我娘仰着头凑近，声音抖着催我："建国，你快念，念给娘听。"
我低下头把纸页展开，才看清开头三行，手就猛地定住了，再没往下动。
我娘察觉出不对，攥袖口的那两根手指又狠狠收紧了一分。
"孩子，到底写了什么？"
我没有答出声，缓缓抬起头，对上田支书的眼睛。
"田叔……"
嗓子眼里像是堵了什么，声音出来时细得几乎听不见。
"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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