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1年，洛阳，宰相狄仁杰被押进来俊臣的诏狱。案情并不复杂，罪名却极重：谋反。狄仁杰很清楚，自己面对的不是一场普通审判，而是一套急于求得“口供”的政治机器。
在酷刑面前，他很快承认了罪名。来俊臣见状，反而提出了更狠的要求：“既然已经认罪，再牵连几个人，事情便办得更漂亮。”狄仁杰拒绝后，以头撞柱，才暂时避免了继续受刑。
狄仁杰后来设法把申诉书送到儿子狄光远手中，事情才传到武则天那里。武则天召见狄仁杰，问他既然没有谋反，为何要认罪。狄仁杰回答：“若不认罪，臣恐怕已经死在狱中了。”
这句话，点出了武周酷吏政治最要害的地方：供词未必来自事实，往往来自刑具；案件未必为了查明真相，常常先有结论，再寻找证据。
武则天最终相信狄仁杰没有谋反，只将他贬为彭泽县令。狄仁杰保住了性命，张虔勖、范云仙等人却没有这样的机会。面对来俊臣的审讯，他们拒不认罪，后来死于狱中。相同的罪名，不同的结局，背后并非单纯的个人运气，而是权力是否需要这个人的区别。
武周时期酷吏骤增，不能只用“武则天生性残忍”解释。武则天在唐高宗后期参与政务多年，早期并没有把酷吏当作主要治理工具。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她临朝称制以及改唐为周的政治过程中。
684年，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与此同时，唐宗室、旧臣和地方势力之间的反对情绪持续存在。武则天以皇后身份掌权，后来又以皇帝身份改换国号，面临的不是一般的行政阻力，而是政权合法性和统治基础的双重压力。
这种环境下，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人获得了特殊位置。他们不一定拥有出众的行政才能，却特别擅长揣摩上意，把复杂的政治怀疑迅速变成案件，把模糊的流言加工成“证据”。
告密制度又给这种人提供了现成渠道。武则天设置铜匦，鼓励臣民投递告密文书，并规定告密者可以得到驿马和食宿，地方不得阻拦。告密若被采用，可能因此升官；即便查明是诬告，告密者通常也不必承担相应责任。
这套制度原本是为了扩大皇帝获取信息的渠道，却造成了明显的激励失衡。真正查清事实，需要时间和责任；编造一份告密，却可能带来官职和赏赐。于是，有人开始把告密当成进身之阶，酷吏则负责把它变成政治案件。
来俊臣尤其善于利用这一点。他出身并不显赫，早年还因犯罪入狱，却凭借告发李唐宗室和地方势力获得武则天信任。此后，他把诬陷、诱供、牵连发展成一套方法，甚至编写《罗织经》，总结如何把无罪之人织进罪案。
“请君入瓮”的故事，正是这种审讯逻辑的缩影。周兴曾教来俊臣如何用大瓮加炭火逼供，来俊臣奉命审他时，便照着这个办法反问：“请君入瓮。”周兴随即认罪。这个故事未必能代表每一桩案件的全部细节，却准确呈现了酷吏之间相互模仿、彼此吞噬的政治生态。
酷刑之所以不断翻新，并非为了提高司法公正，而是为了缩短获取口供的时间。只要犯人承认，审讯者便可以把案件包装成“审理有功”。至于口供是否真实，往往已经退到次要位置。
更严重的是，案件常常从一个人扩展到亲属、故旧和同僚。史书所说的“穷捕考校”，就是不放过任何可能牵连的人。对武则天而言，这有助于清除潜在的反对力量；对酷吏而言，牵连越广，功劳越大，权势也越稳。
但酷吏从来不是武则天真正信任的执政班底。他们主要依托御史台和诏狱办案，权力来自皇帝的授权，而不是来自稳定的官僚体系。武则天需要他们时，他们可以凌驾于常法之上；一旦政治局势缓和，他们立刻就会成为需要处理的麻烦。
这也是酷吏命运反复无常的原因。天授二年，周兴、索元礼、丘神勣、傅游艺等人先后遭到惩处。来俊臣仍未收敛，甚至试图把太子、太平公主和武氏诸王卷入案件。这样的举动，已经不再只是打击政敌，而是在挑战皇权本身。
神功元年，来俊臣被处死并籍没家产。行刑之日，洛阳百姓争相围观，民间怨气由此可见。武则天随后逐步转向较为宽缓的政策，对部分冤案进行平反，减少酷刑和滥捕。酷吏的兴衰，也就此完成了从政治工具到政治负担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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