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甘肃兰州、辽宁沈阳、黑龙江哈尔滨，三个相距很远的省份，几乎同时出现了一个共同变化：省委主要负责人不再满足于照搬现成结论，而是开始追问，判断一项路线和政策，究竟应当依据什么。
这不是普通的理论争论。
“两个凡是”提出后，曾一度成为一些地方处理历史问题和现实工作的依据。它强调，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泽东的指示都要始终遵循。表面看，这是维护权威；但在拨乱反正已经成为时代要求的背景下，若把任何既有结论都视作不可讨论，许多冤假错案便难以纠正，思想也很难真正打开。
1977年2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发表相关文章，相关提法迅速引起各地关注。干部们心里明白，继续沿用过去那套判断方式，工作容易，责任似乎也小；可一旦发现问题，谁来承担后果？正因为如此，敢于公开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才显得格外难得。
最早作出回应的省委书记之一，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
甘肃地处西北，距离政治和舆论中心较远，但宋平并没有把这场争论当作外部风波。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展开后，他主持召开有关座谈和会议，组织省委领导、理论工作者以及实际工作者交换意见，把讨论从抽象口号落到干部政策、经济工作和历史遗留问题上。
宋平关注的核心很明确：判断一件事情正确与否，不能只看它是不是过去提出的，更要看实践结果如何。若只强调“凡是”，便容易把思想重新锁进旧框架，甚至使纠正错误变得畏首畏尾。
有意思的是，甘肃的讨论并不只是表态。宋平还同理论界人士交流，要求干部把实事求是落到工作中，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正是这种地方层面的推动，使真理标准问题不再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议论，而逐渐进入省级领导机关的视野。
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则采取了更加直接的方式。
任仲夷长期在地方工作，熟悉工业和基层实际。他很清楚，若把过去的指示当成处理一切问题的唯一尺度，企业管理、干部任用和经济建设都会受到束缚。1978年，他支持在辽宁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并通过报刊发表文章，明确强调实践对于检验认识的重要作用。
文章一旦公开，影响就不只停留在辽宁。
在当时的环境下，省委主要负责人公开支持这类观点，需要承担相当压力。有人担心：“这样讲，会不会被认为是在否定过去？”任仲夷的回答并非靠口号，而是回到实际问题：如果实践已经证明某些做法不合适，就应当允许修正；维护权威，也不能取消实事求是这一根本原则。
任仲夷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反对错误倾向，还试图说明该怎样开展工作。他主张尊重基层经验，鼓励干部从实际出发处理问题，不把“坚持”理解成机械重复。辽宁的工业基础较强，许多问题必须靠调查、试验和结果来判断，这让他的观点带有鲜明的现实色彩。
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的态度，则与个人经历密切相关。
在特殊时期，杨易辰曾受到冲击，离开领导岗位并接受审查和劳动锻炼。后来在周恩来等人的关心下，他逐步得到平反，恢复工作。正因为亲身经历过失实结论带来的后果，他对用简单口号代替事实判断，始终保持警惕。
恢复工作后，杨易辰把相当精力放在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上。对他来说，拨乱反正不是一句政治口号，而是许多干部和家庭能否恢复正常生活的现实问题。倘若过去的一切结论都不能重新审查，那么平反工作从何谈起？
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扩大后，黑龙江省委也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杨易辰在省委工作中支持从实践出发，反对把历史结论绝对化。他强调，干部必须敢于面对事实，不能因为担心犯错，就对明显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
这三位省委书记的共同点，并不是简单地“唱反调”，而是把争论拉回了党的思想路线。宋平重视理论讨论，任仲夷强调实践检验，杨易辰则从纠正历史问题的切身需要出发。他们所处地区不同，工作经历不同，切入方式也不一样，但都指向同一个原则：真理不能靠权力大小决定，政策也不能脱离实际效果。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随后引发全国范围的思想讨论。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干尝试、各地平反冤假错案的推进，也从不同侧面说明，僵化的认识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工作需要。
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此前在地方上率先发声的干部，未必都站在聚光灯下，但他们主持的会议、发表的文章和推动的实际工作，确实为这场历史转折提供了重要支撑。
分歧往往从一句话开始，变化却要靠许多人在关键处承担责任。宋平、任仲夷、杨易辰的名字，正是镌刻在这段转折中的三个地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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