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河南兰封前线，宋希濂赶到第七十一军阵地时，摆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一座普通县城，而是一处牵动陇海铁路和豫东战局的咽喉。
徐州失守后，日军第14师团由土肥原贤二率领，沿陇海线向西推进，企图切断中国军队的交通线，并阻止各路援军向东集中。日军推进过快，兵力逐渐拉长，反而露出了被围歼的空隙。
这个机会很快被薛岳捕捉到。他判断，土肥原师团孤军深入，正适合集中兵力夹击。蒋介石也希望借此挽回徐州会战失利后的被动局面，于是亲赴郑州，调集第6军、第64军、第71军、第74军等部，准备围攻日军。
战役部署并不复杂。东路军从陇海铁路两侧向野鸡岗、楚庄寨推进，西路军则由第71军、第27军向仪封、内黄方向攻击，其他部队负责牵制和警戒。兵力上的优势，曾让不少人认为，这会是一场难得的歼灭战。
宋希濂抵达兰封后，还截获了日军第14师团的作战材料。文件显示，土肥原认为考城一带的中国军队不足为虑，只需少量兵力监视。这份情报说明，日军确实低估了中国军队，也说明围歼条件已经具备。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指挥层出现了问题。
桂永清出身黄埔军校第一期，早年得到蒋介石和何应钦的赏识，升迁颇快。他在军中的资格和背景都不弱，但作战中的自信，常常越过了谨慎的边界。薛岳对他的担忧，并非没有根据。
5月18日，桂永清与邱清泉抵达兰封。宋希濂向他们介绍敌情时，桂永清显得颇为轻松：“这点敌人，不难对付。”宋希濂没有争辩，只淡淡回了一句：“那就看两位将军的本事了。”
5月20日拂晓，第71军向仪封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得到空军支援，炮兵也集中轰击日军阵地。战至中午，仪封已经出现被突破的迹象，宋希濂正准备命令步炮协同推进，桂永清、邱清泉却奉命接管兰封防务，原本顺利的攻势被迫中断。
军事行动最忌讳临阵更换指挥。仪封战斗没有及时扩大战果，给了日军喘息和调整的机会。更严重的是，兰封方向的守军并没有按照既定部署稳住阵脚。
5月21日至22日，桂永清部队向东搜索，遇到一小股日军后便停止前进。日军退到阵地，架起反坦克火炮，中国军队没有继续攻击。可在向上级报告时，这次接触却被夸大成了所谓的战果。
5月23日，土肥原师团集中兵力反击。日军炮兵、战车一齐压上，桂永清部队仅抵抗数小时便开始溃退。邱清泉率装甲部队后撤较快，桂永清则离开兰封，将守城任务交给第88师师长龙慕韩。
问题在于，第88师名义上是一个师，实际兵力却不足完整编制，主力仅有一个旅。面对日军持续炮击和地面进攻，这样的兵力很难独自守住兰封。龙慕韩曾报告部队伤亡惨重，但在援军迟迟不到的情况下，仍决定撤出城池。
同日下午，兰封失守。陇海铁路再次被切断，豫东大批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史料中常以“百万人流离失所”概括这场战事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对前线而言，失去兰封不仅是丢掉一座城，更意味着整个战区的交通和部署被打乱。
薛岳对此极为震怒。他认为，桂永清没有完成守卫兰封的任务，且在战局危急时擅自退却，直接导致围歼计划破产。蒋介石随后下令重新组织反击，要求各部限期夺回兰封，并严令将领不得畏缩退却。
5月25日至27日，中国军队连续反攻，第71军夺回兰封车站，第74军攻占罗王车站，第64军夺取罗王集，兰封城也重新回到中国军队手中。土肥原师团一度陷入包围，日军只得调动第16师团等部增援。
战局很快发生变化。归德失守后，中国军队侧后受到威胁，日军第14师团与第16师团逐步靠拢。豫东各部连续作战，伤亡增加，已难以维持原有包围态势。5月31日，战区下令主力向平汉线以西转移，兰封会战就此接近尾声。
真正引人关注的，是战后的处分。
桂永清得到何应钦出面解释，责任被说成“部队战斗力弱、协同不力、秩序欠佳”。龙慕韩却被认定为“不遵命令，放弃兰封”。6月6日，蒋介石下令逮捕龙慕韩，宋希濂曾发电求情，说明他在收复兰封时仍有督战表现，但没有改变处理结果。
1938年6月17日，龙慕韩在武汉被执行死刑，成为抗日战争期间首位被处以极刑的国民党嫡系将领。桂永清则没有因兰封失守受到同等惩罚，后来仍不断升迁，曾任海军总司令，并出任国防部参谋总长。
兰封失守的责任，显然不只在一个师长身上。战场上的撤退、指挥权的临时更换，以及权力关系对军法处置的影响，共同造成了这场本可取胜的战役，最终以惨重代价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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