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沈阳文化宾馆，15岁的张仙朋端着一杯清茶，第一次走近毛主席。那时的他只是宾馆工作人员，负责101、102号房间，根本没有想到，这次短暂的接待，会改变自己此后十多年的生活轨迹。
毛主席乘专列前往苏联访问，途中在沈阳短暂停留。张仙朋此前只知道来了重要客人，直到走进房间，才认出坐在沙发上的毛主席。他紧张得手心冒汗，把茶水送到主席面前。毛主席接过茶，微笑着说了声谢谢。
这次相遇只有半天，却被毛主席记住了。访苏归来后，毛主席再次经过沈阳，并在当地住了三天。临行前，他忽然问张仙朋：“想到北京工作吗？”年轻的张仙朋愣了片刻，随即点头答应。
1950年8月，调令正式下达。张仙朋来到北京，在中南海向毛主席报到。卫士长李银桥把他介绍给主席，毛主席起身握住他的手，说：“到我这里工作可苦啊，有时要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张仙朋回答，自己能够吃苦。
话说得容易，真正做起来却是另一回事。毛主席工作时间不固定，经常深夜处理文件，白天才休息。卫士们必须适应这种节奏，既要保证主席工作不受打扰，也要随时照料日常起居。年轻的张仙朋，起初难免手忙脚乱。
有一次吃饭时，毛主席用湖南口音吩咐“搞个蜡烛来”。张仙朋没听清，误以为是要辣子，转身端来一盘辣椒。等他回来，才发现毛主席已经点好了蜡烛。那一刻，他脸涨得通红。毛主席没有责怪，反而夹起辣椒吃了几口，替他解围。
还有一次，张仙朋在值班室外洗漱，顺口哼起了小调。毛主席已经准备休息，听到声音后问是谁在唱。李银桥想出去制止，毛主席却说：“别，让他唱，人家高兴嘛。”这句话传到张仙朋耳中，他才慢慢放松下来。
毛主席察觉到这个年轻人总是怕自己，便专门找他谈话：“我像老虎吗？”张仙朋赶紧摇头。毛主席又问：“那我是鬼吗？”随后他告诉张仙朋，自己不打人，也不骂人，批评错了还会认错，不要把领导当成可怕的人。
1951年3月，张仙朋正式成为毛主席的卫士。工作不只是站岗和传话，更包括饮食、作息、出行以及各种细小事务。毛主席夜间办公，卫士们便要轮班守候。张仙朋为了白天能睡着，甚至服用安眠药调整作息。有一次毛主席临时起身吃饭，他因困倦失手打碎了碗。得知原因后，毛主席没有训斥，只让他赶紧去休息。
1961年12月，张仙朋发烧感冒，毛主席要求他离岗静养。张仙朋担心主席身边人手不足，病中写信问候。第二天，他收到毛主席回信：“好好静养，过几天上班也不迟，我想你。”毛主席还让他到自己的厨房吃饭，帮助他恢复身体。
那段时期生活困难，毛主席自己也长期节制饮食，不再吃肉。看到卫士们吃窝头，他便让大家一起用餐。桌上常有芥菜、苦瓜之类的菜。张仙朋吃不惯苦瓜，毛主席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个人就是吃不了苦。”张仙朋不服气，端起盘子把苦瓜全吃了下去。
毛主席关心卫士，并不只停留在口头上。他用自己的稿费购置单双杠等器材，督促大家锻炼身体。对工作人员来说，这些器材谈不上贵重，却说明主席注意到了他们长期值夜、饮食不足和身体疲劳的问题。
相处时间久了，张仙朋也开始写诗，偶尔拿习作请毛主席指点。毛主席读到他回忆大连日伪统治时期生活的诗句，曾问：“这是你写的吗？”得到肯定后，主席表示没有想到他能写出这样的句子。
散步时，两人也聊过一些看似轻松的话题。毛主席谈到“神仙”，张仙朋顺着话说，主席是神仙，自己是主席的朋友。毛主席听后大笑。可谈到国家和百姓，话题便沉了下来。毛主席曾对张仙朋说，自己想深入工厂、农村和商业部门调查，也想骑马考察黄河、长江两岸。
说到这里，毛主席还提出一个更深的愿望：“我要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都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来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这句话，张仙朋一直记得。
1963年，张仙朋奉命转到地方工作。起初组织安排他去兰州，因父母年迈、路途遥远，后来在毛主席过问下，他回到山东工作。临别时，毛主席对夫妻二人说：“你们都大了，翅膀硬了，应该出去飞了。到地方要好好工作。”陪伴十三年的岁月，就这样落在了一次告别和一封封书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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