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报业一向发达，可称得上这座城的文化神经。过去我们谈杂文与随笔的历史，往往言及《申报》《正言报》《大晚报》的副刊，再后来是《文汇报》的“笔会”和《解放日报》的“朝花”。这里不仅有文章演进的痕迹，社会变迁风潮也深含于此。我给上海报纸投稿，先是《文汇报》，接着是《解放日报》，算起来也有20多年了。这几日读《朝花70周年精选集》，往事历历，看下来有种温故之趣。
熟悉的与陌生的名字带来的文字风景，添了不少文坛佳话。
曹聚仁当年写《文坛五十年》，谈到“报章文学”的概 念。他从晚清上海的报刊中觅出不少趣谈，写的是另一种文学史。我想，由此对照起来，说《解放日报》的“朝花”也在这一文脉之中，是不错的。70年来，文化起起伏伏中，有时候能够感受到知识人思想的连续性。鲁迅、巴金的文字，也成为人们神往的对象。那代人留下来的笔意，在后来的写作者中也偶能见到。黄裳、唐弢、柯灵都是不错的散文家，他们当年的编与写，至今被同行所感念。
类似的人物很多，读袁鹰先生的《梦绕情牵七十年》，才知道他与《申报》《解放日报》的关系很是密切。早在1940年，他就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过文章，那时候最吸引他的是五四后的进步作家的作品。他后来也曾是《解放日报》的一员。袁鹰回忆道：
1949年5月25日下午，解放上海的炮声尚未完全停歇，我接到地下党领导人夏其言同志电话，从沪西奔到《申报》馆，怀着兴奋的心情，再次走进汉口路309号的大门，直上三楼，向当时地下文委领导人陈虞孙、姚溱报到，参加编辑《上海人民》报，两天后，同范长江、恽逸群、姚克明同志领导的新闻队伍会合，参加《解放日报》，正式成为这座大楼里的一名工作人员，直到三年半以后奉调离沪去北京……
我与袁鹰先生有过一点接触，但并不了解他和上海报界的关系。由此文才知道，他的文章的审美背景何以明丽、飞动，江南人的细致、秀美蕴含于文字中，也多了北方的厚重之气。黄浦江畔的读写记忆，对于他，是重要的起点。他是一个深味京沪文脉的写作者，后来对于副刊文学的发展贡献不小。也因为这篇文章，我对袁鹰先生有了新的认识。
过去的学界谈及京沪两地的文章之道，觉得前者有点古风，后者是洋气的居多。其实两地文人的写作，彼此还是有所交叉的。黄裳、施蛰存的小品就有一点京派味道，与洋场上旧派文章略有不同。沪上的文人思想开放，不拘于旧迹，往往是新旧杂糅，浓淡相宜。民国初期，旧小说一时繁盛，包天笑、周瘦鹃的作品曾流行一时。这遗风在近年也略可感到，金宇澄《繁花》就可以嗅出旧式小说的味道，他在《我写〈繁花〉：从网络到读者》一文谈到，自己的审美意识并不定于一尊，乃“旧瓶新酒”或“新瓶旧酒”“结合西方小说元素，晚清时代某种说法——‘西体中用’‘牛体马用’”。这种遗风在王安忆的创作中也可看到，有人在她的《长恨歌》中就看到了20世纪40年代上海小说的影子，说明当代作家对于地域风格持久的关注。上海味道是什么呢？这些人的作品都能够回答一二。
北方人看上海，留意的是现代性的一面，因为科技的发达和商业的繁盛，这座城往往走在时代前面。刘心武的《夜上海的光定位》对于现代化的上海滩的描述，惊奇和感叹都有，林少华的《上海，上海人》记叙改革开放时期上海友人气质，也代表了北方人的一种观感。不过上海人自己写都市经验，不都是光鲜的描摹，奚美娟的《后滩》一文写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景色是另一样式的。人们怎样在那里耕读劳作，如何从贫穷走向富裕，是本地人才有的体悟。奚美娟介绍说，过去外地人划着木排来到黄浦江，来到后滩，定居下来的人，很快适应了水土。当地人“学会了由移民们带来的方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语言风格，很是鲜明。他们能随着日常生活的需要，随时切换家乡话与上海方言”。由此可以悟出，从语言的交融中，能够看到地域的特色来。郜元宝的《上海文学里的方言土语》就认为，浦东的民间文化“更多的乡野的粗俗、粗犷、粗豪、粗粝的勃勃生气”，沪上作家对此的表达，就使词语有了转动的空间。郜元宝发现北方作家的方言接近共通书面语，写起来难度不大。“南方作家被迫放弃‘方言写作’‘方言文学’的理想，用共通书面语‘翻译’方言，反倒获得更多语言维度，读者也因此接触到更立体的语言世界”。这倒可以注解南方文学蓬勃多姿的缘由。从语言看一个城市，往往会触摸到历史的神经中枢，许多未知的东西，都能够浮现出来。
“朝花”上的一些文章，对于上海文化沿革的描述，带有画面感。读这些文章，像浏览历史的长卷，驻足中也暗生幽情。胡建君的《大上海的时光容器》，对于旧时风气的描绘颇为生动。文章介绍了丰子恺故居、吴昌硕纪念馆、工艺美术馆和上海笔墨博物馆，那么多文人、艺术家留下的光影，其实有现代审美的内在性遗存。过去我们说十里洋场乃摩登世界的所在，新感觉派、浪漫派的花开得快，谢得也快，不无道理，倒是古今融合的艺术之树常青。20多年前，我与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先生一起去法国，访问了许多文化遗产地，途中听他讲单位收藏的竹简和明代家具的过程，感到的是眼光的超前。
上海知识人对于时光深处的精神资源的眷恋，在许多文章中也有所反射。读史老张的《由远而近的校车》写到复旦大学新旧社会校车上的故事，串联起一群知识人，从靳以、萧乾、曹禺，到朱东润、苏步青，每每令人怀想，他们组成的册页是迷人的。近些年，复旦、华东师大、上海大学的许多学者所写的现代文学研究文章，言及鲁迅、张爱玲、施蛰存，可以说组成了“上海学”迷人的一章。陈子善是海派文化研究的大家，他发掘的材料很多，有些历史线索经由他的点拨，由暗渐明，形神鲜活。陈子善在“朝花”上发表的《老舍的“老牛破车”》，谈陶亢德主编的《宇宙风》创刊号刊登的老舍文章，勾勒出版史有趣的往事。这让我想起老舍和文坛多样性的关联，如果将陶亢德回忆录中记载的片段和陈子善的文章对比起来读，可能纠正过去的一些成见。
在黄浦江岸住久了的人，对于自己的都市和域外世界的关系也较为敏感。薛舒的《对照记》介绍作者在巴黎观看中国电影《海上传奇》，忽然无法分辨自己是在巴黎还是上海，于是叹道：“是巴黎植根于上海，还是上海衍生自巴黎？”这种感觉带有一丝印象派绘画的样子，在恍惚之中，听出中外文化的碰撞之声，大都市的现代感起伏其间，也无意中暗示了上海国际都市的分量。龚静的《岳阳路上的怀念和惊慌》写到曾经在大街上采访过一位本地白领和一位欧洲女子，“请她们聊聊穿衣打扮和日常生活”。这个创意属于往日新感觉派遗风，也系沪上读者愿意看的内容。但作者后来也意识到，这类采访“其实也留不下什么，大概只算彼时的自己探向外部世界的一个触角”。置身于大都市里，如何不蔽于表象，写作者们早已意识到，这确是一个问题。
对于我来说，上海学界是个有趣的所在。学人中的文章家很多。当年读钱谷融谈论《雷雨》人物的系列文章，我佩服得不行。施蛰存的随感，也是难得的佳作，其文简明通透，风韵含而不露。这种遗风在青年一代学者中依然保留着，比如张新颖的《看电影》就没有书斋人的呆板，毛尖的《岁月和星辰的序列》不乏俏皮与灵气。汪涌豪的旧体诗写得颇好，明清的笔意常可见到。他的那篇《写作是一件值得追寻的事》谈到塞尔玛·拉格洛夫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赞佩作者的“想落天外”的想象力，强调有难度的写作才会有精神的分量，他写道：
许多时候是越有挑战，越能激发人们的斗志。要知道，人从来不会屈服于艰难的东西，而常自毁于令自己感觉舒服的东西。后者不值得记忆，前者才大有追寻的价值。
这大概是沪上学人的一种审美姿态。我记得王元化在晚年的写作中一直强调脱俗的重要性。2009年，他在“朝花”上发表的那篇《留下时代的痕迹》，就看出严谨的治学态度。王元化早年是左翼青年，后来深味古代文论传统，又研究过黑格尔思想，对于百年间的学术史梳理和文学史梳理，自成一调，那些一度流行的庸言俗语，在他的词语面前都有点黯然失色。他的《思辨录》一书，便算得上难得的真气回旋之佳作。
许多在上海生活过的人，留下的回忆都值得一阅。马识途的《上海情结》提及当年从事文化工作的时光，可解读的空间很大。他感怀的人物众多，巴金、夏衍、杜宣、罗洛在其记忆里都难以抹去，可视的与难视的云烟，定格在时光里。读马识途的文章，忽想起夏衍晚年所作《懒寻旧梦录》，这一本书曾写到作者1949年重返上海接管文化工作的经历。那时候他分管文教工作，也与《解放日报》《文汇报》有许多交道。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电影、文博业的不少成就与他的努力有关。他知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性，1949年到1955年的6年间，他为易代之际的上海文化建设做了不少基础性工作。现在想来，在那样的年月能有此种情怀，其功自不可没。现代知识人，百年间行于苦路，游于文海，为社会进化出生入死，可敬之人多多。
这是一本大书，写不完，也读不完。
原标题：《孙郁：这是本大书，写不完，读不完》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