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的脸,生下来是自己的。有些人的脸,从某一天起,就变成了一件工具。拉蒂夫·叶海亚属于后者。

他后来在伦敦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话,听着挺平常,细想却让人脊背发凉。他说,我每天早上刮胡子,右边脸刮三分钟,左边脸只刮五秒。刀片走到左脸颊那道疤旁边,手腕会自动转一下,绕过去。这个动作他做了十几年,已经刻进骨头里了,不用过脑子。

那道疤不是他的。

是别人刻上去的。

一、从军营到宫门

1987年,两伊战争打到第七个年头。巴格达街头到处是征兵的海报和阵亡通知书。叶海亚那会儿二十三岁,刚从巴格达大学法学院毕业,被征召入伍,在营房里等着开拔前线。他个子高,肩膀宽,五官轮廓跟一个人很像,但他自己从来没往那方面想过。

那天下午,一辆深色轿车开进营区。来的人穿便衣,跟长官说了几句话,长官把他叫过来,说上面有调令,你跟他们走。叶海亚问去哪儿,长官摇头说不知道。

车开了很久。他坐在后排,手放在膝盖上,军帽搁在腿上。车窗外的景色从市区变成郊区,又从郊区变成一片他没来过的区域。路边的桉树一排一排往后倒,树皮灰白,卷起来,像撕开的纸。车最后停在一处大门前,门岗看了牌子,抬手放行。车没停,直接开进去了。

后来他才知道,那是总统府。

他被带进一间屋子。暖气烧得很足,屋里有一股雪茄味,混着地毯上积年的灰尘味。乌代坐在一张皮椅里,脚边一只水晶烟灰缸,缸里堆了七八个烟头。深色衬衫,袖口扣得整齐,指甲修过。门后站着一个人,窗边靠着一个。叶海亚进去的时候,没有人让他坐。

乌代抬起下巴,看了他一会儿。从左脸看到右脸,又从右脸看回左脸。然后说了第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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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女人,我的一切你都能碰。”

叶海亚站着没动。乌代说得慢,一样一样地报:钱随便花,车随便开,房子随便挑,通行证我签,哨兵见了你要敬礼。然后他补了一句:“除了女人,这个别碰。”

最后他问:“你愿意成为萨达姆的儿子吗?”

叶海亚的军帽夹在腋下,帽檐被汗浸出一圈深色。他说了一句话:“我们都是萨达姆的儿子。”

屋里静了一下。窗边那个人低头看自己的鞋尖。乌代笑了,先很短的一下,从脸上滑过去。然后笑长了。他站起来,走到叶海亚跟前,抬手理了理叶海亚的领子,力气不小,理得那块布起了褶。

“好,说得对。那你替我活着。”

叶海亚拒绝了。他说得很直。他说他不是萨达姆的儿子,他叫拉蒂夫·叶海亚。他说仗还没打完,他要回部队去。乌代搭在他肩上的手停了两秒,收回去,在裤子上擦了一下。

“你会回来的。”

当天夜里,叶海亚没回家。有人把他带进总统府底下的一间屋子。楼梯很窄,只能一个人过。墙是水泥的,手摸上去凉得像铁。铁床上铺着一条薄褥子,一股潮味。塑料桶搁在墙角,一动就响。灯整夜亮着,灯管里有很细的嗡嗡声。他数过灯管闪的次数,数到一百多就乱了。他站起来走,走三步到墙,转回来,再走三步。地板上有一块地方被踩得发黑。

饭是从门底下的缝里推进来的。盘子推进来,门就锁上。送饭的人不说话。吃到第三天,他尝出饭是温的,菜是凉的。

他在那间屋子里待了十二天。

第十二天的下午,来了一个人,也不说话,把几张纸摊在铁床上。纸上不是问话,是几行字。第一行是他妹妹学校的名字。第二行是他弟弟所在部队的番号。第三行是他母亲每天买菜走过的那条街。

那人把一支笔放在纸上,转身出去了。门没关。

他坐到天黑。铁床边的水泥地上有一道裂缝,弯弯的,像一条干了的河。天黑之后,他把笔拿起来,签了字。笔画是抖的,最后一横拖出去了半寸,拖过了格子。

二、变成另一个人

手术灯是圆的,一圈小灯泡,亮起来的时候,脸上先感到热,像有人把脸凑近了炉子。医生把一张照片夹在灯箱上,用一枚回形针别着。照片上是乌代,正面一张,侧面一张,还有一张笑着的。

然后是他的牙。

两颗门牙被敲下来。那声音不是从耳朵进,是从骨头里出来的,比疼更清楚。他两只手抓着床沿,指节顶在铁架上,顶出四个白点。下巴上切开一道,缝上。左脸颊上刻了一道,深浅、长短、走向,全对着照片来。

术后那张脸肿了十天,眼睛挤成两条缝。第十天夜里他渴,伸手去够床头那杯水,手一晃,水洒在枕头上,凉的。他没叫人。第二天早上,护士换枕套,看见枕头上那一片印子,什么也没问。

拆线那天,护士递给他一面小镜子。他对着镜子看了很久。从正面看到侧面,又从侧面看回正面。他把镜子还回去,一句话没说。

手术前做的那副石膏牙模,护士用纸包了给他。他收下了,一直带着。

出院以后,他的活儿只剩一件:学。

学乌代怎么吃。乌代吃得快,刀叉碰盘子会响,喝汤不出声。学乌代怎么走。乌代脚跟先落地,步子大,右手总在裤兜里。学乌代怎么笑,怎么皱眉,怎么在发火之前先安静两秒。

那间练习室的窗朝北,一整个冬天没有太阳。屋里有一台录像机,黑色的。带子一盘一盘地换。屏幕上的乌代在别人的婚礼上、在阅兵台上、在宴会上举杯。他坐在屏幕前头,看一遍,跟着做一遍,倒回去,再看一遍。机器放久了发热,机壳上有一股烫塑料的味。他把手掌贴在机壳上,感觉那股热从掌心走到手腕。

他还得学乌代的声音。乌代说话喉咙靠后,句尾往下压。他把一句话录下来,反复听,跟着念。念到嗓子哑,喝水,接着念。有一次他念得对了,屋里那个人抬头看了他一眼。

他练乌代的签名。乌代写自己那三个字有个怪处,最后一笔往上挑。他一天写十二页,一页十二行,写完翻过去。一本稿纸,三天用完。

走廊上有一块地砖,他每天在那儿来回来去走。走了几个月,那块砖被鞋底磨得发亮。

三、第一次见萨达姆

第一次见萨达姆,进门之前,两个警卫把他从上到下搜了一遍,连鞋底都用一根小棍敲了敲。靴筒敲出来的声音是空的。萨达姆坐在长桌的一头。乌代把他带进去,站定,说了句:“请看,我的替身。”

萨达姆抬起头。那双眼睛在他脸上停了一会儿。从左脸看到右脸,又从右脸看回左脸。他说了两遍“像”。说话的时候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节奏很稳。屋里有一股很淡的雪茄味,混着地毯上积年的灰尘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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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海亚站着,手垂在裤缝边上,脚跟并着。他一句话没说。出来的时候,后背的衬衫湿了一块,贴在皮肤上。走到院子里,冷风一吹,他才觉出凉。

那几年他的日子,被钟点切得很碎。

每天出门前先搜身。搜两遍,一遍在屋里,一遍在车边上。车队三辆,同一个颜色,同一个型号,中间那辆的后窗玻璃厚一些。上车他先上,下车他先下,乌代永远在他后头一步。

那年冬天巴格达冷得早。早上司机得用一壶热水浇在挡风玻璃上,霜才化得开。壶是铁皮的,浇完放在脚边,一路晃荡响。

宫里的院子里有三条狗,晚上放出来。狗认得车的声音,不叫。有人教过他,夜里走路要走在灯底下,不要走墙根。

第一次以乌代的身份露面,是在一场检阅上。他穿乌代常穿的那种深色外套,站在观礼台的一角。台下队伍走过,脚步声一下一下砸在地上。他站得笔直,两只手交叠放在身前。太阳从右后方照过来,晒得后颈发烫。有一队军官从他面前经过,领头的那个抬手敬礼,眼睛在他脸上停了一下,那一停比该有的时间长。他点了下头。等人走过去了,他才发现自己的手指在袖口里蜷着。

还有一回,是签字。文件摊在桌上,一式三份,纸很厚。有人把笔递过来。他写第一遍的时候,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顿出一个墨点。他换了一张纸,重新写。这一次写完,他把文件往对面推过去。对面的人没有看签名。

四、枪口下的日子

出事是常事。

第一回在1988年的春天。那天出城,过一座桥。桥两头的市场还没散,人挤人,板车和驴车堵在路中间。枪声从右边来。第一枪打在车门上,车身闷闷地响了一下。第二枪打在后窗,玻璃裂了,裂成一张网,没碎。司机一脚油门,车身横过去,轮胎在桥面上擦出一声长音。保镖从副驾探出半个身子,端着枪朝后头扫。

叶海亚趴下去。胳膊压在座位上,膝盖顶住前排椅背。座位上的皮面被体温焐热了,脸颊贴上去,闻见一股旧皮革和汽油混在一起的味。那一刻特别吵,吵到什么都听不清。等到车拐进一条巷子,速度慢下来,他才发现自己的手一直在抖。他在门把手上按了三次,才把门推开。

事后清点,车门上一个坑,后窗一块花。乌代从后面那辆车下来,走过来看了一眼那块花掉的玻璃,抬手在他肩上拍了两下。

“你在我前面,记住了。”

第二次是夏天。一场婚礼,院子里放礼炮,炮一响,人群里有人往外扔了个东西。那东西在地上滚了两圈,没响。保镖扑上去,把人按在地上。

第三次在体育场。乌代要去看一场球,主席台提前清过。开场二十分钟,西侧看台有人站起来喊了一句什么,周围的人跟着乱。他被保镖架着从侧门走。鞋跟踩掉了,一只脚光着走了十几米。

第四次在检查站。夜里,路口的兵不认识车,举着枪让他们停。乌代的车队不停。枪响了,打在车尾。事后那个检查站的兵挨了处分,处分通报贴在告示牌上,贴了三天,纸被风吹卷了边。

第五次在前线。当时两伊还没停火,乌代要去南边一处阵地慰问。那段路他自己不走,让叶海亚去。那天的风里全是沙。沙子打在脸上,像有人拿细线一下一下地抽。车队进阵地的时候,士兵们站在壕沟边上,看他的眼神不好看。他们知道来的是谁家的孩子。他下了车,跟着领路的人往前走,靴底陷进松土里,拔出来带一鞋帮的土。走到一半,左侧的土坡上响起枪声,不是整整齐齐的枪,是散的,一阵一阵的。保镖把他按在一辆车的轮子后面。他半边脸贴在轮胎上,橡胶是热的,带着一股焦味。车一动,他就被拖了上去。回程的路上没有人说话。到城里卸车的时候,他看见自己裤腿上全是土,膝盖那儿磨出一道白印。

第八次是出殡。队伍里全是人,白布缠在头上。车跟在灵车后头,慢慢走。过一个街口,路边有人把一捧花往车上扔,没扔到。第二次扔上来了,落在车顶。他坐在车里,听见车顶上滚了两下,然后安静了。他抬头看了一眼车顶。

后来还有几次。一次在饭店门口,一次在他自己的车上,司机挨了一下,他没事。还有一次,枪卡住了壳。

九次。一次一次数下来,他练出一种本事:街上一乱,他先低头看地面。

五、卡迈勒之死

1988年10月,巴格达有一场宴会,主客是从埃及来的客人。宴席上乌代喝了不少。后来发生了什么,在场的人各有各的说法,说法不一样。有两件事是一样的:卡迈勒·哈纳·盖吉奥挨了打;卡迈勒死了。

卡迈勒在萨达姆身边待了很多年,替萨达姆尝过菜,试过酒,递过话。他一死,萨达姆的院子里留下一个空位,很久没人补上。

卡迈勒死后的第三天,乌代换了一辆车。旧车卖了,新车的皮座是黑的,坐上去有一股新胶味。他不许人在车里提卡迈勒的名字。

那之后的几个星期,宫里的人走路都放轻。萨达姆很长一段时间不让乌代碰事。乌代从一个被摆在桌面上的人,变成了被摆在边上的人。

被摆在边上以后,他对手下人更狠。有人的耳朵没了,起因是一件很小的事。有人挨了打,原因是进门的时候门响了一声。

有一回,走廊上,父子两个碰上了。萨达姆站住,说了两句话,声音不高。乌代低着头,两只手在身侧垂着,指尖一下一下地蹭裤子。萨达姆说完就走了,皮鞋踩在廊道的地毯上,没有声音。乌代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转身进了自己的屋子,反手把门关上。门是厚木头做的,合上那一下,走廊里的窗帘晃了一阵。

城里传过很多说法。有人说他把人送进公园里的兽笼,有人说那都是外面的人编的。叶海亚后来只写过一句:在那种场合,乌代是什么样子,他不想再说第二遍。

六、那个女孩

1989年秋天,他妹妹结婚。婚礼在亲戚家的院子里办,搭了棚子,摆了二十来张桌子。他去了,坐在角落一桌。有人递烟给他,他摆手。席间有人认出了什么,凑过来多看了两眼,被旁边的人拉走了。他妹妹过来敬酒,走到他这一桌,停了一下,叫了他一声名字。他应了一声。后面有人喊下一桌,她就走了。散席的时候,他先走。院子里剩下一地的瓜子壳和糖纸,风一吹,滚起来。

1990年的春天,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她在巴格达一所大学读文学,头发用一根黑皮筋扎在后头。她认识的是“乌代”。名字是乌代的,车是乌代的,说话的调子,也是他练了四年的。

一开始他只是想离她近一点。后来他天天去。他们沿着河边走过几次。河面上有卖冰淇淋的小船,桨划水的声音一下一下。她说话的时候会侧过头来看他,眼睛很亮。她把那支旧钢笔借给他写过东西,笔帽上有一道裂纹。

那段日子,他每天都在数着过。

四个月以后,事发了。

那天晚上,他在一家饭店门口被人按住。两个保镖,一边一个,把他的胳膊拧到背后。有人从车里下来,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车门开着,里面那个人坐在暗处,脸看不清楚。外面那张脸,他自己在镜子里看了四年。

他被带进一间没有窗的屋子。灯还是那种灯,铁床上铺着一条灰毯子。他在里面待了二十天。二十天里,有人来问话,有人在旁边骂,骂到嗓子哑了就换人。第七天他吐了一次,吐在地上,有人拿水管冲了冲。水从门缝底下流出去,屋里三天都有一股湿味。

第十九天的夜里,屋里很静。他听见门外有人在唱歌。唱的是电台里常放的一支曲子,跑调,唱两句就停了。过了一会儿,又唱起来,还是那两句。他扶着墙站起来,走两步,走到门口,把手掌贴在门上。门板是凉的。他贴了一会儿,把手放下来,走回去,躺下。

第二十天的上午,门开了。乌代站在门口,没进来。

两张脸,一张在门里,一张在门外,几乎一模一样。乌代看了他一会儿,说了句话。

“要不是这张脸,你早就没了。”

七、送母亲走

母亲走之前,来见过他一面。在一条街上,隔着一辆车的距离。她把一个布包递过来,包里是两件毛衣和一罐糖。她说,你瘦了。他说,我挺好。母亲看了他半天,说了一句,你的脸。他说,没事,摔的。母亲没再问。车来了,他上车,从后窗看出去,母亲还站在那儿,手插在袖子里。

那件事之后,他开始给家里人办出境。

办手续的地方在一条街上,门口天天排队,队伍从门口一直排到墙角。他把每一份材料看两遍。母亲起初不肯走,说家里还有东西没收拾完,说邻居家的孩子还没办事。他把话说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母亲答应了。她提了一个条件:把那只旧木箱带上。箱子里是父亲留下的几本书,和她自己的一副嫁妆。

送机是1990年12月,巴格达机场。屋檐底下风大,吹得人眼睛发酸。他站在送客的人群里,隔着一道玻璃。母亲过了那道口子,回头找他。她穿着那件深色外套,手里提着一个布包,包口露出半袋椰枣。她抬起手,隔着老远朝他这边按了一下,像在把他的肩膀按平。

广播里在念航班号,念了两遍,第一遍没人听清,第二遍底下的人开始往门口挪。她不动,站了一会儿,又抬了一次手。然后她转身,跟着人流拐进了那道门。

他没有票。他站在那儿,站到那趟飞机起飞。玻璃上全是手印,他的手也在其中。往后退的时候,他看见自己的脸映在玻璃上,不像自己的。

那道门,他后来再没走过。

八、逃

1991年1月,天上有飞机。防空炮在夜里打上去,一条一条的火线,像有人在黑布上划火柴。那场仗没打多久。城里的路断了几条,桥也断了一条。街上多了很多穿便衣、袖子上没有标记的人。

那年10月,乌代出国访问。随行名单里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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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落地以后,那边的街很宽,人很少。巡逻的警察步子慢。乌代身边的人换了一批,对地方不熟。看管松了一些。

办证件花了他一年。他一点点把钱挪出去,每次不多。护照照片是另一个人替他拍的,拍完之后他没要回底片。

第三天的傍晚,他从酒店侧门出去。里面一件薄毛衣,外套搭在胳膊上,兜里是证件和一点现金。他走得不快。走过第一条街,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窗户里亮着灯,灯是一格一格的。第二条街上有一家面包店,门开着,黄油味飘出来,飘得很远。门口的地上摆着两只装面粉的空木箱。他拐进第三条街。路口停着一辆出租车,引擎没熄火,排气管那里冒着一点白气。他拉开车门,坐进去,说了两个字。

“机场。”

车开动。他没有回头。后视镜里,那栋楼越来越小,楼顶的灯闪了两下,就没了。

后来他到了英国。

走出机场大门那天,风吹在脸上,他忽然停住。因为身后没有人。他在门口站了大约一分钟,什么也没干,就是站着。

那之后很多年,他睡不好。有声的夜里他醒,无声的夜里他也醒。楼上有人走路,他会先坐起来,坐一会儿,听那道声音走远,再躺下去。超市里推车的轮子响,他会把手里的东西放回货架。

他养了一条狗。每天晚上,狗先睡,他后睡。狗先醒,他也跟着醒。

到英国的头两年,他换过三个住处。每次搬家,他只带一只箱子和一个装着照片的信封。信封里的照片是他二十三岁以前的样子,穿校服,站在一堵墙前面,笑得很实。他把信封放在箱子最底下,压在衬衫下面。

他开始写东西。写练习室里走出来的那块亮地砖,写母亲隔着玻璃按下来的那一下,写二十天里门外那两句跑调的歌。写着写着他发现,有些句子写不下去。笔停在纸上,停到墨迹洇开。

九、乌代死了

1996年12月,巴格达。乌代的车队在城里走,路上有人开枪。一共八枪。他活下来了,从腰往下不再有知觉。那以后,他很少再在宴会上站着说话。

2003年3月,仗又打起来了。4月,广场上那座铜像被人拉倒。7月22日,摩苏尔,一栋别墅。美军说,有人把情报递到了他们手上,细到哪一间屋子、哪一面墙。

乌代和库赛死在那栋房子里。

那天晚上,伦敦。叶海亚把电视关了。屋里很静,静得能听见冰箱压缩机在响,一阵,停一阵。

消息出来那几天,电话一直响。有人找他上电视,有人找他写专栏。他一个都没接。第三天他出了趟门,去街角买了报纸。报纸上那张照片,是乌代年轻时候的样子。他把报纸折起来,夹在胳膊底下,走回家,泡了一杯红茶,没喝。

他回到桌边,把那副石膏牙模拿起来,翻了个面。牙模上是他二十三岁那年的牙,一颗不缺,齐得像一队刚站好的兵。最早它用纸包着,压在箱底,上面盖着两件旧衬衫。现在它在他手心里,凉,沉,边上掉了一点粉。他把指尖放在下颌那一块上,摸过去,摸到一道浅浅的沟。

说到底,那几年他不是把自己活成了另一个人。他是替另一个人吃饭、走路、坐在主席台上。他在镜子里看见的那张脸,是别人借给他的。

只是有一件事,他一直没做。母亲走的那天,他答应过,等太平了就回去。院门口那棵枣树,他说过要去看一眼。后来证件、航班、假期,一样一样地过期。木箱里那几本书,始终没有带回去。

他把牙模放回箱子,扣好铜扣。扣子有点涩,他用拇指按了两下才扣上。然后他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半。街上没有灯的地方是黑的,有灯的地方是黄的。第一班巴士从街口开过去,声音由远到近,又由近到远。

他回到浴室,拿起刀片。镜子上那层雾已经散了一半。他把刀片贴在左脸颊上,往下走。

刀片这一次没有绕。

乌代把一切都分给了他。钱、车、房子、通行证。从头到尾,没有把命算进去。

2003年那栋别墅的墙,是谁指给美军的,到今天也没人认领那个名字。

十、写在最后

叶海亚后来出了一本书,叫《我是乌代的替身》。书出版之后,有记者问他,你恨乌代吗。

他想了想,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恨他。我恨的是那四年。那四年里,我不是我。我是一张脸。一张借来的脸。

他说,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不是枪,不是炸弹,不是那九次差点死掉的瞬间。最可怕的是每天早上醒来,你要花几秒钟才能想起来自己是谁。那几秒钟里,你分不清镜子里那张脸是你的还是别人的。

他说,我花了十几年才把那几秒钟找回来。

那副石膏牙模,他一直留着。有人问他为什么留着这东西,多瘆人。他说,这是我二十三岁那年的牙。那是我自己的。我得留着,提醒自己,我原来长什么样。

伦敦的雨还在下。他每天早上六点四十起床,进浴室,开灯,拿起刀片。右边脸刮三分钟,左边脸刮五秒。刀片走到那道疤边上,手腕一转,绕过去。

这个动作他做了十几年。

但他说,现在他知道了。那道疤是别人的。绕过去的,才是他自己。